东汉时期用人思想的变化

东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建立在西汉末年农民大起义基础上的东汉王朝,其封建经济、统治政策、政治思想都发生了一些变革。其用人思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本文仅就亲贤、德才和名实关系等三个问题,时东汉时期的用人思想作一初步的探讨,并分析用人思想变化的社会原因。     

略论汉武帝时期人才盛世

汉武帝时期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人才盛世局面。济济人才为当时的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就了武帝的一朝治世。从汉武帝时期人才辈出的现象出发,考察汉武帝的用人方略,可探究当时人才盛世局面出现的原因。     

“独尊儒术”思想在汉武帝时确立的原因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大一统和封建社会初步形成的时期。其间,政治上的统治思想曾一再变更,直到西汉武帝时,“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才被确立下来,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影响到社会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这种思想在汉武帝时得以确立呢?首先,是西汉当时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思想统一的必然要求。西汉建立之初,正是长期战乱之后,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社会     

论武则天的法律思想

武则天统治时期是唐王朝统治的一个特殊时期，为了夺取李唐王朝的最高统治权，武则天在借用、运用封建国家法律以严厉打击政敌的法律思想指导下，采用阴谋诡计和滥刑政策，重用酷吏，大开告密之风，杀戮李唐宗室子孙和无辜臣民，形成长时期的恐怖统治。武则天的法律思想有阶段之分，其性质是与封建正统法制相违，是对唐代已经定型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破坏，对武周时期及其后数世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尊儒·重法·"悉延百端之学"--略论汉武帝的基本国策

西汉政权建立以后,为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六、七十年的争论和探索,直到西汉中期才将儒家思想作为"大一统"专制统治的治国思想,这是历史的必然.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说法长期以来视为汉武帝政治的一大特色.从汉武帝的用人及基本国策等方面来看,应当说汉武帝是尊儒、重法的,"悉延百端之学".     

浅论西汉尚武之风

西汉王朝在建立统一的封建帝国之后虽然制定了一系列的休养生息政策,但在王朝的实际社会生活中,无论统治阶级还是普通百姓都普遍存在着尚武之风.研究这一相对和平稳定时期的尚武之风对于更进一步解读尚武的深刻含义以及了解西汉社会当时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风尚都有重要意义.     

尊儒尚法是汉武帝统治的根本思想

《中国古代史》（试验修订本·选修）明确指出：“（汉武帝）尊儒的同时，他还崇尚法制。尊儒尚法是他实行统治的根本思想。”如何理解教材的这一新提法呢？首先，尊儒尚法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经过６０余年的休养生息，西汉在武帝在位期间（前１４０至前８７年）达到了王朝的鼎盛时期。大一统的局面进一步得到巩固，国家的经济实力已相当充足富厚，《史记·平准书》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西汉王朝走上鼎盛时期后，汉初“无为而治…     

论唐高祖的用人政策（上）

史书所载及今人所论，多以为唐王朝的建立是李世民的主谋和战功，唐高祖李渊只不过是一个生活腐化的昏庸君主而巳。目前史学界虽对唐高祖的评价有所更正，但对其用人政策方面的探讨仍嫌不够。唐高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是建立唐王朝的主谋和统一战争的统筹指挥者，唐代的基本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制度都是在武德年间制定的。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作出这些成就，是与唐高祖用人政策的成功分不开的。他善于总结前人的用人得失，并与当时的实际相结合，以宽待人治军，亲掌用人之权；不吝官爵，不拘常礼以笼络人心；用人唯才，不拘常格；用人所长，委之重任，信而不疑；又能积极求谏纳谏，开贞观时的纳谏之风。总之，唐高祖能够笼络各方面的人才为己所用，其用人政策堪为称道。     

论唐高祖的用人政策（下）

史书所载及今人所论，多以为唐王朝的建立是李世民的主谋和战功，唐高祖李渊只不过是一个生活腐化的昏庸君主而已。目前史学界虽对唐高祖的评价有所更正，但对其用人政策方面的探讨仍嫌不够。唐高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是建立唐王朝的主谋和统一战争的统筹指挥者，唐代的基本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制度都是在武德年阊制定的。之所以能在短时问内作出这些成就，是与唐高祖用人政策的成功分不开的。他善于总结前人的用人得失。并与当时的实际相结合，以宽待人治军，亲掌用人之权；不吝官爵，不拘常礼以笼络人心；用人唯才，不拘常格；用人所长，委之重任。信而不疑；又能积极求谏纳谏，开贞观时的纳谏之风。总之，唐高祖能够笼络各方面的人才为己所用，其用人政策堪为称道。     

长城与汉匈关系

西汉王朝从汉武帝至汉宣帝期间,修筑了约两万里长城,其中绝大部分修建于汉武帝时期。汉长城不仅防外,同时防内,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是西汉王朝修筑和戍守长城的意图。汉长城对匈奴而言,主要表现在军事上的围困和经济上的封锁,达到了削弱匈奴的目的。汉长城对中原而言,产生了耗费巨额财力和破坏内地人民和平生活的不良影响,迫使汉武帝下罪己之诏。庆幸的是长城不能把互相连着的经济关系断绝,成为草原和中原的分界线,反而成为南北不可分割的见证物留给后世     

西汉王朝对匈奴采取的民族政策

西汉初期,匈奴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西汉王朝在与匈奴打交道的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不断依据自身的实力调整对匈奴的政策:早期的"和亲政策"、汉武帝时期的"征讨政策"、汉武帝后期的"绥抚政策"虽终武帝之世,匈奴问题未能彻底解决,但为以后最终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也对促进民族交往和融合、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主观意志与客观实力的历史联姻——汉武帝发动对匈战争历史原因的再思考

从汉武帝发动马邑之战开始,西汉王朝结束了和匈奴之间数十年的和亲政策,转而对匈奴发动大规模的围剿战争。这一政策的转变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它是汉武帝特殊的主观意志和国家客观实力结合的必然结果。从这二者的角度出发,探讨汉武帝的对匈战争,可以为我们研究其对匈奴政策提供一个观察的窗口。     

汉武帝时期的自然灾害与荒政

西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灾害多发期,汉武帝统治时代又是整个西汉自然灾害发生次数最多的时期。自然灾害不仅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给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而且还广泛影响到为政者的治国思想。汉武帝采取了重视农业、移民屯垦、廪贷灾民、兴修水利等积极的救荒措施,及时有效地缓和了因灾荒而造成的社会危机,维护了地主阶级的统治,稳定了农业生产,同时也为后来西汉王朝的"昭宣中兴"打下了基础。     

“绝秦之迹”:西汉“武功爵”设置原因及其性质考辨

武功爵是汉武帝时期创立的一种新的爵位制度。有关汉武帝设置武功爵的原因，以往学者多认为是为了解决当时所出现的财政匮乏、军功难赏等问题，并将武功爵视为一种临时性的军赏政策。但从整个西汉前期的历史来看，汉武帝设置武功爵，乃是汉文帝时代“绝秦之迹”行为的延续。其目的在于以汉家自创的“武功爵”取代承秦而来的二十等军功爵，弱化“秦制”对“汉制”的影响，彰显汉朝的正统，宣扬大汉王朝的文治武功，从而实现制度与思想上的统一。     

雄才大略汉武帝 文治武功后人仰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算得上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统治者。汉武帝(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名刘彻,是西汉第五代皇帝,虽然即位时只有16岁,但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可与当时西方的罗马帝国相媲美,而汉武帝时代,也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自豪和骄傲的伟大时代之一。     

试论西汉前期治国方略的两次转变

西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得到持续发展的统一王朝。“大一统”社会结构的确立，与西汉前期的治国方略的转变关系密切。建汉之初，统治者以黄老思想代替了秦始皇的君主专制的法家思想，从而使经济恢复，社会稳定。到汉武帝时期，西汉国力达到极盛，所以武帝摈弃了黄老思想，确立儒术为治国方略，完成了治国方略的第二次转变，这不仅加强了皇权，而且使“大一统”的社会结构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结构，对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释之论虎圈啬夫的社会背景与启示

西汉官员张释之对汉文帝提拔上林苑小吏虎圈啬夫的举措提出反对意见,发表了一番议论,被汉文帝接受。而张释之所以能够说服汉文帝,主要因为他是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出发加以阐释,认为汉文帝这一做法违背了当时的政治指导思想及统治政策,且有失片面,不利于西汉的统治。这对后世选拔人才也有启示。     

西汉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封建土地私有化进程

西汉前期,商品经济在战国已有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积累大量货币财富的所有者,把大量资金投资于土地,形成了土地买卖、兼并的高潮,从而加剧了国有土地的私有化.但到中期,汉武帝的抑商政策严重地阻碍了当时经济的发展,与之相适应,西汉国有土地私有化进程也得到了减缓,从而揭示了西汉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当时的国有土地私有化成正比例发展的关系.     

汉匈和战与汉朝经济、政治之关系

西汉自立国之初至汉武帝年间，面对来自西北边境的匈奴族的时常入侵，其国防政策前后有重大变化。高祖至景帝之时采取防御性的和亲政策；武帝时期，使用进攻性的武力征伐政策。然而不论是和是战，都与当时的经济政治状况息息相关，即国弱则取和亲政策，国强则用武力征伐。     

浅论西汉前期的“求贤诏”

西汉前期,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五位皇帝连续颁布了数量颇多的求贤诏书。体现了统治者求贤若渴的进取精神。然而,在不同时期,在不同治国理念的指导下,选贤的标准又是内在不同的。在诏书之下,是治国思想的体现,是人才观的反映。以“求贤诏”为切入点作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探究西汉前期的思想文化、政治生态,以及从文体学角度探究求贤诏书的写作文风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