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足性逍遥”对《庄子》“逍遥游”的重新阐释——以郭象《逍遥游》注为例

郭象《庄子注》对“逍遥游”概念的阐释与《庄子》“逍遥游”本意有诸多差异.郭象《逍遥游》篇注文中,这种差异尤为明显.郭象的“逍遥”观是“足性逍遥”,而《庄子》“逍遥”的本意则是“超越逍遥”.二者具体差异表现在:“小大之辩”与“足性则物齐”、“有待”与“无待”、“足性”与“超越”三方面.通过探究郭象“足性逍遥”观提出的社会历史背景与学术发展的内在原因,可以发现郭象作出这一重新阐释的真正目的在于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为名教寻求合理性,维护现存统治与社会稳定.     

郭象"尽其性"的成人之道

郭象作为元康玄学的代表,在其主要著作<庄子注>中,以"性分"论为基础,以"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生发开,阐发了一种适性逍遥的人生理念,人人"各足于其性",各安于本分,便可达到万物齐一的"逍遥"境界.同时设定出一种"内圣外王"的人格模式,以消解名教与自然的对立,将二者会通如一,确立了融通的"游外冥内"之道.在其成人之道中,既有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又有对整体和谐的追求.     

士志于道——对郭象“名教即自然”命题的解读

郭象提出的"名教即自然"是对魏晋以来自然与名教之辨的调和.郭象的名教即自然,反映了知识分子对孔子以来"士志于道"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追求的传承.     

再论郭象之足性逍遥

本文将探讨郭象的“逍遥”概念,立足于梳理《庄子》郭象注中“逍遥”与“性分”的关系,即“足性逍遥”,同时指出其外在保证在于郭象的“独化”理论,“足性逍遥”在个体发展的过程中表现为自然而然,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同一。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作者将对古今诸家对郭象“逍遥”所作批评的代表性观点作出反驳,为郭象的“足性逍遥”做出辩护。     

论魏晋玄学的自然与名教之辩

魏晋时期,原始儒家所追求的理想性、非功利性的名教已经变得虚伪化、矫饰化和功利化。一批具有儒学知识背景的魏晋名士援道入儒,对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进行辨析。王弼主张"化名教为自然",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而向秀、郭象则坚持"名教即自然"。如果说阮籍、嵇康偏向于自然,裴頠偏向名教一端,那么,王弼、向秀、郭象则处于自然与名教之间。与先秦儒家化自然为名教相对,魏晋名士化名教为自然,并希望最终能够弥合自然与名教之间的紧张,实现二者的同一。     

浅论庄子的"逍遥"观

“逍遥”是庄子人生哲学中的最高境界，也是庄子思想的核心。与郭象、支遁的“逍遥”论相比，庄子的“无待逍遥”是“无己”、“无功”、“无名”；而与之不同的郭象的“足(适)性逍遥”只求“安于性分”；与之相近的支遁的“任心逍遥”则讲求“至人”“无待”。庄子的“逍遥”观对我们有许多启发意义。     

论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争

本阐述了魏晋玄学时期“名教”和“自然”的斗争历程。即：王弼“名教本于自然”——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裴“名教不离自然”郭象“名教即是自然”，而终于达成“名教”与“自然”的统一。     

郭象"名教乃自然之迹"论--兼论人文原则和自然原则的冲突在玄学中的解决

名教自然之辩是天人之辩在魏晋时代的独特展现,因而也就是对人原则与自然原则分裂冲突问题的理论探讨。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论,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论,裴危页的“崇有”论,都只是片面强调了人原则和自然原则两之一,只有郭象提出的“名教乃自然之迹”论,才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一理论难题。一方面,他用“自性”(性分)来解释仁义礼乐、等级秩序、社会分工的形成,从而强调了人原则;另一方面,他用“迹”与“所以迹”这一对范畴来解释名教的异化,从而突出了自然原则。在郭象看来,名教与自然、理性自觉与意志自愿内在地统一了起来,人原则和自然原则有机融合,从而为其个体道德学说的阐发廓清了障碍。     

郭象对《庄子》的“误读”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郭象的《庄子注》以其创造性的"误读"展现了与众不同的诠释进路。郭象之"误读"源自魏晋特殊的历史情境,是郭象在理解庄子原意下作出的另类解释,其中涉及对《庄子》中"小大之辩""逍遥之义""自然之性"等问题的探讨,且扩充了庄子哲学的"性""逍遥""自然"等概念范畴,进而成为中国古代创造性诠释经典的典型范式。     

嵇康以后情感理论的演变

嵇康以后 ,接续嵇康情感理论而又发生很大变化的是向秀、郭象的思想。这种变化 ,主要表现在玄学理论如何与名教结合的层面。向秀承认逐欲合乎自然 ,礼以节欲 ,名教也是合乎自然的。郭象更进一步 ,提出“自性”“自生”“独化”的思想 ,五常本于“自性”,万物之外没有造物主 ,所以名教即自然 ,自然也即名教。郭象据此把“逍遥游”界定为在现实名教中内省超越的心灵之游。现实士人的情感结构结合真、善、美 ,开始有了在自然的基础上、在世俗层面融合和融通的可能     

求实录与扬名教:刘知几史学批评的双重原则──读《史通》札记

刘知几在《史通》中一方面力倡秉笔直书，确保“实录史学”，反复强调史家和史著要“审实”、“故实”、“摭实”、“寻其实”……；另一方面又主张“激扬名教”，笃信“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求实录”与“扬名教”构成了刘知几史学批评的双重原则。     

王俭与南齐初的儒学复兴

南齐初期，琅琊人王俭位极人臣。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王俭力倡经学，以此初步解决了士族与皇权之间的矛盾问题，并利用儒家礼教维护世家大族的利益，极大地推动了南齐初期的经学发展。使南齐在南北文化的正统之争中居于有利地位。     

陈独秀的家庭伦理思想及实践初探

史学界对陈独秀家庭伦理思想的研究仍是一个空白点，过去的理论研究及传记学作品中虽有涉及此问题的意图，但大多是进行带有贬低意味的着墨描写，缺乏科学性、公正性、严肃性，陈独秀在批判旧的家庭礼教的同时，提倡个人本位，并主张以法制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冲破封建儒教的束缚，追求一种崭新自由的婚姻家庭生活，对中国家庭伦理的现代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新论

学界多以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主张彻底摒弃名教而纯任自然。但稽康“越名教”不是抛弃名教,反对名教,而是提倡一种现存名教更高标准的名教,提倡将仁义道德修成自然的内在本性的伦理观,体现出儒道融合的倾向,也反映出道教伦理观的深刻影响。     

"理"的式微与"情"的彰显--兼论晚明浪漫思潮的历史进步意义

居于中国学理论传统主流的儒家学,倡导“以理驭情”,这一主流观念在其承继,发展与流变中走向了“以理灭情”歧路,在与道学传统和拟古主义的颉颃中成长起来的晚明尚情思潮,力求摆脱封建伦理道德的过分束缚,争取个性的自由发展,它重“本心”,“童心”,倡“真情”,“至情”给晚期坛带来了一股勃勃生机,这是对传统学观的一次有力匡正,对此,我们应给于足够的重视与评价。     

我国刑事立法中的伦理性反思

虽然我国的刑事立法日益完善,但犯罪率却只升不降,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刑事立法的伦理性缺失。以社会伦理性原则为指导,分析犯罪、刑罚与伦理的关系,发现我国现今刑法典中某些条文缺失伦理性,刑罚的种类与适用缺乏人道性。     

荀子与董仲舒“治道”思想之比较

荀子、董仲舒的治道思想都是在国家、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提出来的.两者治道思想的共性与差别在于:在管理本体论上,荀子要求管理者面对自然之天必须发挥主体能动性,而董仲舒认为“天”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最高本原,也是社会等级秩序和伦理准则的唯一来源;在管理行为观上,两人都继承了经典儒家的管理行为理论,主张为政以德和贤人政治;在管理价值论方面,都认同“不与民争利”;在管理人性观方面和管理控制论上,都认为人性可塑、导人为善     

儒家传统伦理思想在徽州宗族制度中的体现——以《休宁茗洲吴氏家典》为例

中国传统社会是由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宗族组成的,而家（庭）族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基本单位。徽州就是一个具有血缘性和地缘性特征的宗族社会,通过对《茗洲吴氏家典》中的内容分析,论述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在徽州的体现。     

"和谐"视域下的道德教育--兼论道德教育的人性回归

和谐社会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社会,道德作为人类生活的内在价值尺度,既是人性的一种表达,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道德教育在创造和谐的伦理基础以及培育社会主体方面责无旁贷,而道德教育的人性回归,将使其在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简论中国传统道德观

仁与礼是孔子学说的中心,孟子认为人天然有仁、义、礼、智四种善性,荀子要求控制人的自然之欲而得到礼,董仲舒认为三纲五常是人生的大网,善与恶就是要处理仁与贪、与情的关系,朱熹则要通过对人欲的克制来复明天理。禅宗要求通过觉和悟走出人生的虚幻,善恶只在一念之差。老子认为无知无欲、复归于婴儿的混沌状态是道德的至善,庄子则要求超脱俗物之累,达到意志自由。魏晋玄学形成了名教本于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名教即自然三种道德观。中庸至上的道德方法论、重义轻利的道义论、天人合一的道德境界论是中国传统道德观的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