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争

本阐述了魏晋玄学时期“名教”和“自然”的斗争历程。即：王弼“名教本于自然”——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裴“名教不离自然”郭象“名教即是自然”，而终于达成“名教”与“自然”的统一。     

正始双璧——阮籍、嵇康比较论

正始年间,“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阮籍和嵇康在思想和文学创作中虽各有千秋．但都反对当时统治者所提倡的名教,主张“任自然而越名教”,成为当时文化精神的代表,被后人称为“正始双璧”。     

嵇康之"心"的美学意蕴

“心”是嵇康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可以理解为“越名任心”，任“心”而为即可有精神之自由。嵇康之“心”具有丰富的美学意蕴。概括而言，主要体现在三方面：超越，自然，自由。具体而言，主要体现于三个概念中：清、远、逸。嵇康关于“心”的思想对于意境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论魏晋时期的名教与自然之辨

魏晋玄学是名教危机与道家复兴的产物。其主题和核心是名教与自然之辨。言意之辨、有无之辨等几乎所有的玄学论辨都围绕此而展开。依照历史与逻辑的顺序,名教与自然之辨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或三种基本思路。即:“名教本于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和“名教即自然”。一、“     

郭象"名教乃自然之迹"论--兼论人文原则和自然原则的冲突在玄学中的解决

名教自然之辩是天人之辩在魏晋时代的独特展现,因而也就是对人原则与自然原则分裂冲突问题的理论探讨。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论,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论,裴危页的“崇有”论,都只是片面强调了人原则和自然原则两之一,只有郭象提出的“名教乃自然之迹”论,才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一理论难题。一方面,他用“自性”(性分)来解释仁义礼乐、等级秩序、社会分工的形成,从而强调了人原则;另一方面,他用“迹”与“所以迹”这一对范畴来解释名教的异化,从而突出了自然原则。在郭象看来,名教与自然、理性自觉与意志自愿内在地统一了起来,人原则和自然原则有机融合,从而为其个体道德学说的阐发廓清了障碍。     

魏晋玄学与招隐诗——“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嬗变简

魏晋玄学的一大主题就是讨论“名教”与“自然”关系,二者的关系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魏初何晏、王弼主张的“名教出于自然”论;魏末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贤士所主张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论;晋初裴颇、郭象等主张的“名教即自然”论。在不同的阶段,“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虽有不同,但是玄学家们最终目的还是要维护、重建名教。玄学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演变,也影响到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同时代招隐诗的创作,就经历了从“招隐诗”到“反招隐诗”的转变,其中“招隐诗”创作以陆机、左思、张载等人为代表,“反招隐诗”则以王康琚的《反招隐》最为著名,而招隐诗创作的变化也反映了玄学论题的变化。     

试论阮籍、稽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美学意蕴

阮籍、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不仅是其玄学思想的体现，而且也是其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石，蕴含有独特的美学内容；人精绝真美、外表风神美和空灵飘逸美。     

嵇康《琴赋》与《声无哀乐论》之比较

嵇康,魏晋时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魏晋之交,政治黑暗。当权的司马氏以“名教之治”为名剪灭异己、杀戮名士,文人名士无不心惊。作为当时文人领袖的嵇康,公然反对。他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轻贱唐、虞而笑大禹”。他的诗长于四言,     

论政治、社会环境对王戎玄学思想的影响

王戎是琅邪王氏家族信奉玄学思想的关键人物,关于王戎的玄学思想的变化,根据不同的政治、社会环境对其玄学思想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信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想的时期,信奉积极的“自然与名教相同”的玄学思想的时期,信奉消极的“自然与名教相同”的玄学思想的时期。     

论政治、社会环境对王戎玄学思想的影响

王戎是琅邪王氏家族信奉玄学思想的关键人物,关于王戎的玄学思想的变化,根据不同的政治、社会环境对其玄学思想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信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想的时期,信奉积极的“自然与名教相同”的玄学思想的时期,信奉消极的“自然与名教相同”的玄学思想的时期。     

刍议王弼的言意之辨及其贵无论的建立

汉魂之际由于社会人事的需要,形名学得以发展。王弼依托这一理论为基础,对言意之辨进行了新的探讨,并依此援道入儒,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诠释,从而建立起以无为本的贵无理论,为当时已被士人所广泛认可的圣人人格的指向、君主材质的规定以及政治生活中自然与名教的关系等现实问题,在本体论的高度上提供了一种理论的支撑,亦并开启了魏晋玄学发展的新篇章。     

道家道教生态伦理思想对建构当代生态哲学的启示

道家道教典籍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和规范。道家道教生态伦理思想与传统伦理学相比,既有共通之处,也有独到之处。前者为它与当代生态伦理思想相互衔接提供了可能性,后者显示了它对丰富和发展当代生态伦理学的价值。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之间是个别和一般的关系。深入研究道家道教生态伦理思想,对建构和发展当代生态哲学意义重大。     

从围棋文化看中国传统伦理中的儒道分野

中国文化具有普遍的伦理价值取向,围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中国传统伦理观中存在着儒道分野的现象,儒家伦理观和道家伦理观的人性论、人生观、本位观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也使得儒家和道家思想对围棋对个体的功用、围棋与社会关系、围棋的品格评价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王弼形而上哲学的现实关怀——会通“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尝试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如何解决魏晋士人现实生存悲剧性的核心问题,也是魏晋玄学的核心问题。王弼在把老庄的“无”提升为更纯粹的本体论基础上,赋予“自然”以超越的境界旨趣,并论述自然与“无”“性”“理”的关系,扩大了道家的“自然”概念,赋予“自然”人的情感和社会文化的新内涵,使得现实的“名教”有了合理根据,为弥合悲剧意识的魏晋士人诗化人生境界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     

先秦儒道哲学水之形态差异论

先秦儒道两家均从自身的哲学观点出发,对水作了精微的阐释。儒家以水喻君子之德,道家以水喻道。道家认为水的本质特性是"柔弱",道家主张柔弱胜刚强,因此对于水的形态则偏重于静态。儒家则崇尚水之流动,从水的流动中来展示君子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     

儒家《四书》中的"时中"智慧--基于伦理学角度的分析

作为儒家经典的《四书》,包含了儒家伦理思想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的中庸的本质——“时中”。“时中”具有道德标准、道德方法、道德理想三层内涵,经由孔子到孟子的发展,其既是“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又是具体行动的道德原则,“好问”、“好察”、“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是行“时中”之步骤,行“权”据“义”是行“时中”之原则。在和谐社会伦理道德建设中“,时中”是可资挖掘、运用的宝贵传统伦理资源。     

儒道互补视阈下的和谐社会

先秦时期儒家和道家并称显学。尤其是汉代以来儒家思想一直占据正统地位,其中“礼”的思想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有序方面发挥着作用。与儒家的积极有为相反,道家则主张“无为”,强调一切不妄为,即顺其自然。事实上,正是儒道相互吸收与借鉴,才使得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内容丰富,充满活力,同时也为我们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提供历史的借鉴和传统的思想资源。     

浅探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对道教的影响及其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让位于玄、佛、道,退居次位,而一直在民间流传的道教流向社会上层,成为官方的正统宗教。表面上看儒学丧失“独尊”地位,实际上,道教之所以能够得以登上政治舞台,是借助引儒入道的方式进行改革才得以实现的。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儒学在神仙思想、戒规戒律、道教改革和道士心态等方面影响着道教,而其原因主要在于原始道教发展出现危机、道教信徒构成的转变以及夷夏之争的促使。     

儒道思想廉洁价值论

从服务现阶段廉洁文化建设、思想道德建设出发,侧重于挖掘儒道思想中与廉洁密切相关的观点、内容,研究分析其廉洁价值。在介绍儒道思想廉洁观的基础上,运用其观点透析当前廉洁文化建设中出现的各种弊病、困惑,并重点从认知和实践两个层面研究分析了儒道廉洁思想的现实启示;结合梅州市近年来开展廉洁文化建设的实践提出了结论。     

“道“、“德“与“道德“

分三个层面对“道德”范畴的形成及其内涵进行了历史考察 ,认为是道家老子最先将“道”升华为哲学范畴 ,认为“德”作为政治伦理范畴 ,形成于西周 ,较“道”为早。“道德”连用虽散见于先秦典籍 ,但作为哲学范畴 ,当确定于《庄子》。而《老子》之“尊道贵德”、《论语》之“志于道 ,据于德”、《中庸》之“苟不至德 ,至道不凝焉”等论题 ,都是“道德”范畴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