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以《粤西行》为题选登《随行纪谈》文章

1961年1月21日至2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以《粤西行》为总题,选载了南方日报发表的《随行纪谈》中的文章六篇。 1960年9月至11月,《南方日报》以《随行纪谈》为总题,陆续发表了二十七篇关于粤西地区和海南岛的工作情况的文章。这些文章是1960年9、10月间随同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同志到这些地方考察的几位同志,根据在考察中同各级干部和群众共同议论的一些意见写成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后,受到广东省各级干部和广大读者的欢迎。广东人民出版社把这二十七篇文章汇编成书出版,陶铸同志为这本书写了序言。     

《随行纪谈》序言

今年九、十月间,我同几位同志一齐到粤西和海南去,检查省里对于党中央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沿途同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基层干部广泛接触,边看边听边谈,共同商量,也到群众中作了一些调查、访问。同行的同志把大家议论得来的意见,写成通讯,题为《随行纪谈》,寄给《南方日报》发表。陆续写陆续登,共得二十七篇。《随行纪谈》的写作,可以说是在三个方面作了一次试验。《随行纪谈》的写作,是在检查工作的方法上的一个试验。记得在一九五八年,我们省曾经组织过大规模的检查团,在全省范围检查生产工作。省委的领导同志差不多都下去了。所到之处,不少地方张贴标语,“欢迎省委检查团莅临指导”,群众“熙熙攘攘”,很是热情,我们则有点象“招摇过市”的样子。当时,虽然感     

重读《塞上行》

《塞上行》是新华出版社出版的《范长江新闻文集》中的一部。是作者继《中国的西北角》后,于一九三六年冬至一九三七年春所写通讯和文章的结集。除去前面三篇短文,都是在当年晋绥陕甘各省考察的“行纪”,其中《忆西蒙》占去大量篇幅,而在当时影响最大的首推《陕北之行》和《西北近影》两组文章。一九三七年二月四日,周恩来同志在西安第一次见到范长江同志的时候就说:“我     

农村文教报道有广阔的天地——农村调查工作札记

文汇报编辑部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精神,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前农村文教和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形势以及文教工作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情况,成立了“农村文教工作调查研究小组”。我们在农村作了为时两月左右的调查(后来有的同志又下去作了短期的专题调查),先后写出了二十七篇评论农村文教工作的通讯。这批通讯的总题目叫《农村文教战线见闻》,已陆续发表了二十篇。     

新闻要追求时代特色——评“中国新闻奖”作品《幽默精辟妙谈“三个代表”》

《幽默精辟妙谈“三个代表”》(原载《羊城晚报》2002年11月11日)一稿，在第13届“中国新闻奖”的评选中荣获通讯二等奖。从写作上来说，这篇通讯有如下几个特点值得学习和借鉴。     

陶铸同志谈《羊城晚报》

广东从化温泉,水秀山明,风景如画。一九六六年三月,就是在这里,我们有机会听陶铸同志兴致勃勃地谈到办报的一些问题。他那爽朗的声音,新鲜的见解,富有启发力的思想,至今记忆犹新。从一九六五年六月起,十个月的时间里,陶铸同志连续九次同《羊城晚报》的领导同志们共同研究和商量办报的问题。这一次是第十次,陶铸同志专应我们之请,回顾了以前的九次谈话,谈了很长时间。陶铸同志的秘书又找来前九次谈话的记录,使我们能充分了解陶铸同志亲自抓《羊城晚报》的过程和想法。现在,重新翻捡当时的记录,深感陶铸同志的一些重要意见,对我们今天的报纸工作仍然有很大的启示。     

“转轨”的体会

“怎样才能写好通讯?”下乡采访,一些通讯员常常这样问我,我老老实实地谈了自己的体会:“多读点文学作品,必有收获。”我在走上新闻岗位之前,主要是学搞文学创作,先后在《雨花》、《青年作家》、《芒种》等报刊发表过小说、诗歌、散文40多篇(首),1986年底,我被借调到南通县广播电台(现已调入)。     

晚报:兴盛与危机

天津《今晚报》总编辑李夫尝云:“晚报只有一个晚上的生命。”好,我们就来瞧瞧晚报这一个晚上的魅力和生命力。文革前的一天,陶铸同志去看望毛泽东主席。毛泽东问:《南方日报》办得怎样?陶铸答:办得一般。陶铸便问主席对《南方日报》有什么意见。主席说:我看《羊城晚报》。     

“压”出一个时效来

笔三年前曾于《人民日报》“今日谈”发表过一篇小言论《“红色之旅”火起来》。这篇稿子从投寄编辑部到刊发出来，压了四个月，反而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     

我投稿的窍门

我搞业余通讯报道工作才一年多的时间,向各级新闻单位投稿158篇,被采用102篇。有业余通讯员问我有什么诀窍?我的窍门儿有三: 一熟悉报刊,选准栏目。每家报刊根据宣传的需要,常常开辟一些固定或临时性的栏目。如《人民日报》的“今日谈”、“读者来信”;《新闻与写作》的“当好通讯员浅谈”;北京《支部生活》的“读者论坛”等。各种栏目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选稿标准。通讯员,如果善于研究不同报刊的不同栏目,针对栏目写稿件,要比“天女散花”投稿件命中率高得多。     

陕西省一九八五年好新闻作品评选结果揭晓

省新闻学会主持的一九八五年全省报纸优秀新闻作品评选结果最近在西安揭晓,共有六十四篇(幅)好作品获奖。其中一等奖十一个,二等奖十六个,三等奖三十七个。以下是获一等奖的新闻作品目录: 新闻三篇:《李爱琴三改广告见风格》(陕西日报)、《丧事中的大红匾》(陕西日报)、《省公路局“企业验收团”在安康大搞“吃、喝、拿”》(陕西日报);通讯二篇:《哥哥今日走西口妹妹欢喜不再留》(陕西日报)、《张斌杰轶事》(宝鸡报);评论一篇:《年龄的紧迫感与“危机感”》(陕西日报);来信二篇:《值得深思的掌声》(法制周     

开掘闪光点

法国小说家莫泊桑说过:“最细微的事物里也会有一星半点未被认识过的东西,让我们去发掘它”。如何发掘呢?六月二十七日上海《文汇报》刊登我采写的通讯“‘野马驹,重返家园记”。下面仅就这篇稿子的     

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提出——换个思路选头条

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同志在1月12日的《值班手记》上专门就“换个思路选头条”谈了几点意见。他写道:今天一版将哈尔滨交警战三九的通讯和照片发头条,而且作突出处理,这是一种突破常规的做法。三版将原来的头条《石家庄六千青年农民入党》换下,将《老头辩论会》升为头条,也是一个破例。按常规做法,青年农民入党这     

晚报:兴盛与危机

天津《今晚报》总编辑李夫尝云:“晚报只有一个晚上的生命。”好,我们就来瞧瞧晚报这一个晚上的魅力和生命力。文革前的一天,陶铸同志去看望毛泽东主席。毛泽东问:《南方日报》办得怎样?陶铸答:办得一般。陶铸便问主席对《南方日报》有什么意见。主席说:我看《羊城晚报》。又一天,陶铸对曾兼任《羊城晚报》总编辑的黄文俞说:“周总理说:《羊城晚报》可以出口。”“文化大革命”后,王震同志一次对《北京晚报》的记者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看晚报。 1985年正月十五,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举行灯谜晚会,《北京晚报》二版发了条100来字的消息:《文化宫里闹元宵》。结果怎么样?当天晚上去了2万多人,自行车就堆了7000辆,人们都要拥进去,这还了得?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局出动了上百名警察;维持不过来,又请对门国家公安部出动上百名警察协助,进行疏导,才没有出人身伤亡事故。晚报一条百把字的小消息就把成千上万的人吸引到文化宫去了。     

陶铸与羊城晚报——为纪念羊城晚报创办50周年提供一些史实

《羊城晚报》是中共广东省委创办的大型晚报,它的版面从内容到形式．都跟当时全国其他报纸不一样。可以说．在中国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羊城晚报》之所以能够创办,而且居然是在“反右派”高潮中诞生．这跟陶铸同志有很重要的关系;可以说,没有陶铸同志的政治胆识,就没有《羊城晚报》。[第一段]     

“合理想象”要不得

我从多年的新闻报道工作中,深切体会到采写新闻要深入生活实际,不能搞“合理想象”。记得我初编厂内《好人好事》专刊时,自己写过一篇人物通讯。所采写的主体事实是准确的,但在行文中想描写一下主人翁的肖像,在采访中我却忽略了他的眼睛的大小,于是来了个“合理想象”。把他写成“中等身体,大眼睛……”。专刊印发下去,这个同志所在车间一片哗然,竟拿他开起玩笑。原来他长的是一双细长的小眼睛。还有一次,我在处理一篇稿件时,也犯了“合理想象”的毛病。文中一人名,看起来像个女同志的名字,我就挥笔在文中添了个“她”字,而事实上,这位同志却是个男同志,报纸刚刚发至车     

意外的采访 意外的收获——《“马铃薯博士”的马铃薯“情结”》背后的“新闻”

2006年11月7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我采写的长篇通讯《“马铃薯博士”的马铃薯“情结”》。这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并不认为,这篇通讯就算写得好了;这篇通讯,也不是我自己最满意的一篇。     

鼓励与希望

编辑同志: 我是一九八三年开始搞新闻报道的。过去,写东西抓不住中心。从去年开始订阅了《新闻与写作》,有了这位辅导老师,她教给了我许多新闻业务知识和新闻写作经验。其中,《通讯讲座》、《消息讲座》、《当好通讯员浅谈》等栏目,办得生动活泼,对我这个初搞通讯报道的生手帮助很大。一九八四年一年我的稿被地区电台用了十四篇、省级电台用了七篇、本团场广播站用了54篇。我取得的这些成绩都是同《新闻与写作》     

谈“像”与“象”的用法

谈“像”与“象”的用法编者按：本刊曾于１９９３年第４期发表了聂方熙同志写的《谈谈“象”与“像”》。同年第６期发表了卢慧筠同志写的《也谈“象”与“像”》。之后每年都有几篇来稿讨论“象”与“像”的用法问题，本刊便没有再刊登。现在刊登张小白同志写的《谈“像...     

名记者应该具备的素质——《中国的西北角》读后感

1935年下关年,天津《大公报》陆续刊登出一位特约通讯员的旅行通讯。这些来自荒僻大西北的报告,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一时人们的目光投向了“中国的西北角”:红军,长征,黑暗的军阀统治,水深火热的人民生活,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随着一篇篇生动通讯的发表,祖国神秘的大西北被展示在人们面前,件随而来的是一个名字——“长江”,引起了世人的瞩日。当他的这些通讯汇集成书,以《中国的西北角》为名出版后,短短的几个月中,就连续印刷七版。年仅二十六岁的范长江,就以这本书为标志,进入了中国名记者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