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武韩愈故里调查

关于韩愈的故里,学界说法不一,主要有"昌黎说"、"南阳说"、"孟州说"和"修武说"等。2008年5月,我们赴修武认真研究了《韩文公门谱》,并实地考察了韩昶墓、韩愈衣冠冢、韩氏祖茔以及关于韩愈故里的碑刻,对修武的韩愈文化及韩氏的宗族沿革、繁衍发展、历史变迁有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认识,也期望为学术界提供一些研究的资料。     

修武韩文公故里碑、韩文公墓碑解读

2006年6月,修武县城关镇赵厂村韩氏后裔在赵厂村北韩氏祖茔内挖掘出宋熙宁款《唐韩文公故里》碑、明嘉靖款《唐昌黎伯韩文公墓》碑、明隆庆款《唐昌黎伯韩文公故里》碑、清嘉庆款《韩文公祠祭田》碑、清道光款《唐昌黎伯韩文公故里》碑等五通石碑。这些碑刻确认了韩愈故里在修武、韩愈墓在修武的事实,从而为研究韩愈故里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关于韩愈墓的所在地问题——兼论乾隆致祭韩愈的地点

结合新近发现的修武《韩文公门谱》及韩愈墓碑等史料,通过对以往资料的梳理,我们认为:韩愈墓在韩陂韩氏祖茔而不在孟州韩园;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致祭韩愈的地点也应当在修武韩陂而不应当在孟州韩园。     

韩愈先世辨析

结合孟州<韩文公家谱>(1991年编修本)和修武<韩文公门谱>(1956年续修本)以及其他材料对韩愈先世进行重新辨析.认为修武<韩文公门谱>所记载的韩愈先世的世系是合乎情理、基本可信的.在没有其他文献资料提供新的世系的前提下,韩愈先世世系应以修武<韩文公门谱>所记载的世系为准.     

《河南通志》与《山西通志》的创修人究竟是谁?——对《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几处著录错误的纠正

明成化年间编纂的《河南总志》与《山西通志》,是我国较早编出的省志。历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所修的《明史·艺文志》对《成化河南总志》著录为:“胡堙;《河南总志》十九卷。”乾隆年间编辑的《四库全书》,不唯没有收录该志,却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著录《雍正河南通     

韩愈籍贯新考

关于韩愈的籍贯,现行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语文课本第二册《马说》注释为河南省南阳县人;“教参”说是北京市通州人。《湖北教育》今年第二期发表石见的文章指出,韩愈的实际籍贯是唐河北道孟州河阳县(今河南省孟县)。石见的根据从朱熹而来。朱熹曾参照多种资料对韩愈生平作了详细考证,《河南通志》及柬雅堂刻《韩昌黎集》尾附录均曾收录,石文择要概述了四     

韩愈故里问题研究综述及相关思考

由于史书记载不一,关于韩愈故里学界一直存有争议。流行的看法主要有四种：＂昌黎说＂、＂邓州南阳说＂、＂孟县说＂和＂修武说＂。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支持＂孟县说＂和＂修武说＂者较多。故里之争背后是经济利益的博弈,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本无可厚非,自有其合理性和积极作用;只是,文化搭台的前提要尊重历史,不能局限于地域之争。历史研究要跨越地域观念,以求实求真为原则。     

论道光《夔州府志》及其文献价值

道光《夔州府志》在内容和体例上承续前志,内容更为充实,体例更为完善,与《大清一统志》紧密结合,实现了为《大清一统志》取材的目的,表现出清代地方志编纂高度的成熟。道光《夔州府志》是现存内容最全面、体例最完备的以三峡库区为中心的地方志书,是研究古夔州历史文化的重要方志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有助于我们认识夔州地区的历史。     

明( 天启) 《同州志》述略

同州,古三辅之地,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同州一地从明至清编修了明天启五年（1625）《同州志》、清乾隆六年（1741）《同州府志》、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同州府志》、清咸丰二年（1852）《同州府志》、清光绪七年（1881）《同州府续志》等五部地方志,为研究同州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价值。然而对于同州地区的方志研究,却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问世。明（天启）《同州志》为该地传世的第一部方志,为研究同州的历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方志的文献价值及其著录

一、方志的文献价值方志有广狭义之分,前者在图书分类学上包括全国性的总地志,如《大元大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后者是专门记载省、府、州、县历史沿革、政治经济、名胜古迹……等情况的地方志,如《长安志》、《广东通志》、《莱州府志》、《永清县志》等。方志的起源可上溯至《尚书·禹贡》。有人认为方志首创于隋崔廓所纂修的《区宇图志》,实际上东汉时期袁康纂修的《越绝书》、东晋常璩纂修的《华阳国志》等都属     

雍正思想述论

雍正帝居康熙与乾隆之间,在位时间虽不长,其统治时期却是清代康熙,乾隆两代盛世的重要过渡阶段。针对康熙晚年吏治松弛,国家渐呈颓势的现状,雍正从整吏治入手,主张宽严相济;在处理民族关系上,主张平等对待和谐共处。雍正统治时期为乾隆期的繁盛奠定了基础。     

“李贽批评本”《西游记》的几个问题

今所存见的明刊本"李贽批评本"《西游记》,为无锡文人叶昼托名作伪的产物。卷首所附《西游记题辞》的作者"幔亭过客",为吴县人袁于令,生于公元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卒于公元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词曲家与小说家。叶昼托李贽之名所批评的《西游记》,成书于明万历三十九年前后,其所用底本,为唐光禄刻印于金陵世德堂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其批评主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西游记》宗旨的揭示,二即借批评以抒发对社会现实的看法,三为对《西游记》艺术的称道,四是对佛道思想的宣扬。其中,又以一、二为其批评的核心所在。     

康熙第二次南巡驻跸苏州圣恩寺的政治原因

苏州光福圣恩寺是一座与明代皇家有着特殊关系且沐浴着明代皇家＂圣恩＂的寺院。明初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朱元璋召见该寺寺僧,亲自书写条幅送之,并赐予丰厚的赏赐;同时,朱元璋还为该寺写下数首诗作。明正统八年（1443）,该寺又得到皇上明英宗朱祁镇所赐的＂天寿圣恩禅寺＂的匾额。＂土木堡事变＂后,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又于天顺三年（1459）再次赐该寺＂圣恩禅寺＂匾额。入清后,康熙帝多次南巡,在处理北边与沙俄战事及外交事务的同时,康熙于二十八年（1689）第二次南巡时,至苏州光福邓尉山,并驻跸圣恩寺,且为该寺＂面赐御书‘松风水月’和帑金二百两＂,还为该寺写下了诗作。康熙此举,不乏与前朝有作为、有威望的开国皇帝对话以一较高低的心理,但更多的却是希望这座沐浴着前朝皇家＂圣恩＂光辉的寺庙,也抹上大清皇家的＂圣恩＂光芒,并希望能借之化解江南僧俗对满清的抵触情绪。     

论《邗上题襟集》对清代中叶扬州文学的影响

刊刻于乾隆五十八年的《邗上题襟集》对扬州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记录了以曾燠为中心的文人酬唱的基本情况,并感召着其他士人前往扬州;另一方面,《邗上题襟集》的序跋也深刻地阐释了时人的文学观、地域观,生动地展现了诗人与社会相交接中的文学演进。扬州文学在此基础上,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成为清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西方传教士对康熙朝政的贡献概述

康熙时代,西方来华传教士凭借自身的知识优势,不仅扶持康熙亲政,而且在剿三藩、与俄订约、随行塞外、制作《皇舆全览图》、构建意识形态诸方面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康熙对传教士的利用固然是服务于清朝的统治,但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姜宸英与《明史》修纂考述

康熙二十年至康熙三十一年,姜宸英曾参与《明史》修纂,他在史馆主要分撰《刑法志》及相关传记。南京图书馆藏有姜宸英《大明刑法志》、《拟明史传》两种稿本,检其内容,均残缺不全,且为孤本。姜宸英《大明刑法志》、《拟明史传》历来未被学者研究和称引,因此很有必要系统地考察姜宸英修史情况及其两种稿本的价值,以便更深入地认识姜宸英对《明史》修纂所作出的贡献。     

清代多伦诺尔的商业

多伦诺尔是清代漠南地区重要的商业中心,也是汉蒙贸易和中俄贸易的重要转运通道。其兴起始于康熙雍正年间,乾隆以后发展迅速。乾隆十五年(1750年)清政府在此设户关征税,三十一年(1766年)又将工部潘桃口关归并多伦诺尔同知管理。经由多伦诺尔税关输出的商品以茶叶和纺织品为大宗,输入则以牲畜、毛皮和木材为主。     

清初词坛“辛酉唱和”述论

康熙朝中后期的唱和活动不多,也少有人关注。辛酉年(康熙二十年),唐梦赉、吴陈琰等人在游吴越途中,创作多人步韵唱和词354首,是清初词坛存群体步韵词数量最多的一次创作。通过考述"辛酉唱和"概况,展示当时词坛的一些创作现象,呈认为这次唱和的创作主题和内容,与清初三十年的多次唱和、甚至几年前的阳羡词人群唱和都有所不同,开始了走出易代风霜、追求生命智慧的"后易代"时期。在词风上并个性化的多元风格。     

谁赴松锦吊忠魂——《燕行录》的史料价值之七

崇祯十四、十五年,明清在山海关外松锦前线的大决战,以明军丧师,主帅降敌结束。明朝从此失去了关外的优势。松锦战役的第二阶段,即崇祯十五年眷,战事不多,清人以逼降为主。洪承畴、祖大寿投降后,其部下和当地百姓命运如何,中国现存的史料不见说明。据清顺治年间的《燕行录》记载,清人在当时实施了杀降和屠城兽行。朝鲜的使巨用诗歌和《日记》记载了他们途经这块土地上之所见所闻,凭吊了埋葬在这里的万名忠魂。     

清代诗人孔贞瑄卒年考辨

清代诗人孔贞瑄之诗文,在后世有一定影响。然学界对其生卒年却语焉不详。特别是卒年,一直付之阙如。文章通过查考大量清代方志和其它文献资料,认为孔贞瑄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年),卒于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享年八十三岁。对孔氏生平事迹亦有所考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