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关系的调适与嬗变——河南南街、山东向高和甘肃方家泉村的考察分析

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对我国乡（镇）村关系现实的制度安排和实际运作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我国乡村之间并不是简单的“领导关系”或“指导关系”，而是存在多重互动关系；不同的乡村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特点，“乡政村治”至少存在“上下分治”与“并立分治”两种结构形态；乡村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乡村关系的变化不仅受制于上级政府的权能和态度，也取决于村自身在经济上、行政上和社会上的自立能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回顾、现实难题与治理机制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乡政权制、人民公社制和"乡政村治"三个发展时期,每个时期的治理模式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内容."乡政村治"作为我国当前乡村的治理模式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但在新形势下,"乡政村治"治理仍然面临二元权力不能有效衔接、不同利益不能合理平衡和多重关系不能科学协调等现实难题.从乡村社会的实际出发,以乡村治理的现实难题为突破点,"乡政村治"的重点应放在.乡政村治"治理中的权力有效衔接、利益合理平衡与权利(力)科学明晰等治理机制的优化上.     

"乡政村治"格局下的乡村冲突--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一种解释

"乡政村治"是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而产生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在实行过程中存在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冲突.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二者冲突的原因进行分析.     

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逻辑及其影响

在国家与农村关系的制度框架下,从政府与乡村社会两个层面和"官治"与"自治"两条主线考察,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呈现出一条自治化(县政乡治)——行政化(乡政治理)——行政化与自治化并行(乡政村治)的变迁轨迹。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逻辑影响深远,以至我们改善乡村治理的任何努力都不可能脱离"乡土中国"熟人社会抑或半熟人社会这一历史基础及其演变,都不能不重视乡村治理单一行政化的近代特征及其教训,都不能不肯定村民自治这一具有民主价值的当代元素。     

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与影响

在国家与农村关系的制度框架下,从政府与乡村社会两个层面和"官治"与"自治"两条主线考察,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呈现出一条自治化(县政乡治)——行政化(乡政治理)——行政化与自治化并行(乡政村治)的变迁轨迹。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在当代的影响深远,以至我们改善乡村治理的任何努力都不可能脱离"乡土中国"熟人社会抑或半熟人社会这一历史基础及其演变,都不能不重视乡村治理单一行政化的近代特征及其教训,都不能不肯定村民自治这一具有民主价值的当代元素。     

论社会主义新农村视角下的乡村治理体制

健全和完善的乡村治理体制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体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公共财政体制存在缺陷、乡政村治管理失范、村民自治机制有待健全、农民政治素质亟待提高等。为此,需改革我国乡村治理体制,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基础上,通过改革公共财政体制,统筹城乡发展,整合乡村关系,健全村民自治机制,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乡村关系

随着村民自治的实施与推进,中国乡村社会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政治格局。现实中,由于国家的农村发展战略及其矛盾,压力型体制,巨大的财政压力等原因,乡镇行政权要控制和干预村委会,而这种干预必然遇到村庄的抵制,造成乡村不和,外在表现为乡村关系的紧张。乡村关系紧张的实质是乡镇行政权对村民自治权的干扰。乡村关系矛盾的调适要从改变国家发展战略、乡镇自治、转变乡镇政府职能、解决乡镇财政危机等方面入手。     

论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演进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演进经历了1949年以前国家统治下的“县政绅治”、1949年之后国家主导下的“政社合一”和1978年以来国家治理下的“乡政村治”三个阶段.这一过程是从传统的政治统治转向政治管理最终过渡到现代的公共治理过程,内涵着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变革中,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又将迎来一次全新的嬗变,侧重政府主导作用下的“多元共治”,推动政府与农民的现代转型,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     

南京国民政府村制变革与乡村社区政治

以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来理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农村政治制度(村制)变革及其政治社会化进程。村制变革引起乡村社区政治的变迁：基层建制的调整、社区权力结构的变化和人事嬗递。国家与社会的交错造成了乡村社区政治中社区权力结构与社会阶层结构之间不吻合的矛盾，并导致乡政村治的恶化。审视这段历史对理解今日乡村治理问题颇有启迪意义。     

“乡政村治”困境的制度性根源探究

在中国农村普遍实行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应有之责,反而陷入发展的困境中,究其根源主要是在现有国情下,"乡政村治"模式存在着制度上的缺陷造成的。     

浅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行政管理的关系

本文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与行政管理的密切关系，阐述了二者结合在高校教育体制中的必要性。提出思想政治教育与行政管理密切结合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以及二者结合理论具体运用的几点疗法；认为只有把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大学生。     

现代行政法与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护

行政法的核心是调整行政主体的行政权力和行政相对人权利之间的关系。行政法的目的在于使二形成一种协调、互动的关系。现代行政法提出多元控权理论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护更为有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现代行政法制度对行政权的比例原则，从而使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形成一种全新的良性互动关系。     

论行政复议制度与信访制度的联动机制

行政复议制度与信访制度同为行政救济的基本途径,制度间的协调甚为重要。二者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为搭建二者的关联性、实现优势互补提供了可能。行政复议制度与信访制度联动机制的搭建应看做一个动态的过程,既要立足于现实制度构架与运行现状,又要尊重法治建设的客观规律,在依法行政阶段论的指导下逐步推进。     

论高校管理中行政权力的角色转变——高校自治与政府规制两种权力均衡体系的构建

现代行政发展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更加注重行政相对人利益保护，行政管理的疆域不断调整，防止行政权过度扩张，这种做法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可。在高等教育方面均权并达到最佳有效的调控，使高校既能发挥自身的知识汇集基地的优势，又能在符合社会整体利益要求下稳定的发展。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高校的自治权和政府规制两种权力在教育资源分配、调整、利用、约束、规范等方面权力交叉和；中突必不可免，产生权力的博弈。两种权力的有效构建均衡权力体系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论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及其发展

行政问责这一概念是一个舶来品,它伴随着现代责任政府而产生,近些年在我国逐渐起步,从2003年SARS风波到今年的山西黑煤窑事件,行政问责制在树立政府公信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纵观行政问责制这几年在我国的发展,其存在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本文通过对现阶段我国行政问责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提出了完善行政问责制的若干建议。     

内外兼控：和谐社会视野下行政伦理建设的路径选择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行政伦理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在要求和目标上的一致性,决定了行政伦理建设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中,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可以从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二个层面来进行,内部控制的手段主要是重塑和谐社会视野下的行政伦理价值体系,外部控制的手段主要是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行政伦理制度体系。     

构建和谐的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的运行机制

明确高校行政管理、学术管理的界定,分析其相互关系及现状,提出通过合理行使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建立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相辅相成并有所制约的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间的关系,构建和谐的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的运行机制,提高竞争力,使高校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乡约·保甲·族正与清代乡村治理——以凌(火寿)《西江视臬纪事》为中心

清朝江西按察使凌火寿的《西江视臬纪事》,汇编了雍正、乾隆之际任上的行政文件,多记载社会方面的内容,其中不乏推行乡约、保甲、族正治理乡村基层社会的资料。考察该书可知,保甲与乡约是当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手段,出现了“约保”反映地方组织系统的词汇。一些地方还有负责“分发滚单、理处词讼”的“乡保”。地保则是指“乡地保甲”。维护社会治安性质的保甲,进行教化的乡约,与传统赋役征收和乡村管理体系的乡长互相结合渗透,宗族也被引进保甲、乡约进一步组织化,出现“族正”、“族约”的“族保”系统。清代治理乡村社会的组织措施,形成完整的基层社会组织体系,并影响了基层社会结构。凌火寿的实践,反映了清代国家与社会复杂的互动关系。     

论教育行政机关的法律地位

教育行政机关是最重要的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其法律地位学界研究较少。教育行政机关是在教育领域行使权力的国家行政机关,既包括各级政府,也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主管部门。通过梳理12部法律、19部行政法规、48部行政规章发现,教育行政机关具有以下职权:教育行政立法权或规定权、教育行政许可权、教育行政处罚权、教育行政处分权、教育行政给付权、教育行政指导监督权和其他权力。教育行政机关与民办学校存在许可、处罚和监督等外部关系,与公办学校以处分、预算、人事等内部关系为主。教育行政机关与教师、学生直接发生法律关系情形较少。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包容的理论分析与制度安排

包容思想源自社会团结理论,是解决社会冲突问题和多元利益纷争的指导思想和有效方法,近年来越来越成为促进各类组织和多元主体和谐发展的观念。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是当今社会冲突领域中的经典案例,两者既有区别又不能分离,由于根本利益和目标一致,它们之间存在包容的理论依据,能够建立包容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