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林格尔县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实施效果分析

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是一项重要的农业补贴政策。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为例,研究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在该县的实施效果,以及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粮食产量等产生的影响,并通过分析总结出粮食直补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就此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议,以便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更有效的实施。     

南方集体林区营林规模对林业补贴政策公平和效率的影响：一个来自浙江的实证

自2009年以来在南方集体林区实施的中央财政林业补贴项目已逾六年,针对项目实施主体的选择直接影响到该政策执行中的公平性和效率性问题,对该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完善今后林补政策的瞄准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在构建营林规模对林业补贴政策公平与效率影响的理论框架基础之上,基于2014年浙江省案例点151户有效样本调查数据,运用Logit和Tobit模型分别分析了营林规模对林业补贴政策公平与效率的影响,发现在现有的林业补贴政策具体实施中,地方相关职能部门从降低监督交易成本和追求管理效率出发,会尽量鼓励让规模大户参与林补项目实施,即从政策受益面而言,该项政策实施是存在不公平情况的;另一方面,相对于非补贴户,林补政策的确刺激了补贴户生产要素在林业上的投入,提升其营林积极性,但是从对营林行为激励程度来看,是否将政策的实施对象集中于规模大户仍值得商榷,目前对规模大户重点倾斜的林补政策的实施效率没有显著提升。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相关完善建议。     

补贴政策下考虑充电设施建设水平的充电定价与策略研究

针对不同补贴政策下运营商的决策与不同充电设施建设水平下政策实施的策略问题,文章构建基准模式、投资补贴模式、运营补贴模式和复合补贴模式等四种政策情境,分析比较不同政策情境下运营商定价及补贴策略,结果表明：①充电价格随着运营补贴的强度提升而下降,电动汽车的市场渗透率提升,充电运营商收益增加;②政策性因素、市场性因素、成本性因素和时间性因素对价格、需求和收益具有直接和交叉影响。③当充电设施建设水平小于0.5时,运营补贴更能刺激新能源汽车的扩散。当充电设施建设水平大于0.5时,可适时退出补贴政策。     

自主创新补贴政策的效应分析——考虑税收的抽肥补瘦因素

 补贴政策是自主创新的重要激励手段。补贴政策有收益、有成本。只有其收益大于成本时,补贴政策才会具有生产效应。补贴政策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可区分为分配效应与优化结构效应的影响。补贴政策是否具有生产效应,受到以下诸因素的影响：初始企业结构、补贴政策力度、补贴政策对创新产出的影响程度。     

企业规模、市场竞争与研发补贴的实施绩效

研发补贴可以撬动更多私人创新,也可能直接替代和减少企业私人研发,这就产生了政策风险。减少这种政策风险成为发挥研发补贴实施效果的关键。本文提出一个协调一致的理论框架,分析与企业自身特征（规模）相关的政策风险,以及与外部市场竞争相关的政策风险是如何影响研发补贴政策实施绩效的。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8-2012年的数据作为样本,验证企业规模、市场竞争以及两者的各种组合对中国研发补贴政策绩效的调节作用,以识别各种政策风险在哪些条件下会得到缓解。结果发现：在市场竞争程度较小的行业中,不应资助规模过大的企业;在市场竞争程度较强的产业中,应避免资助规模过小的企业。本文可以为合理制定研发补贴政策提供参考建议。     

企业产品多样化对研发补贴政策绩效的影响

产品多样化企业在研发战略上可能与产品单一型企业存在很大不同,这种区别可能会影响到对企业进行研发补贴的政策效果。在此背景下,以2008－2015年在上交所和深交所连续八年交易的所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中国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验证企业产品多样化对研发补贴政策绩效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发现：企业产品多样化的程度越高,研发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政策绩效越差。结果表明,为了提高研发补贴政策的整体实施绩效,应减少对产品多样化程度过高的企业的资助,这一结果可以为如何科学合理的制定研发补贴政策提供参考建议。     

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促进了何种创新?

本文将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区分为“补贴型”与“非补贴型”政策两类,并将新能源车企创新偏好区分为“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选取2010—2018年期间新能源汽车上市企业的数据构建回归模型,分析了两类产业政策对于新能源车企两类创新偏好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以及新能源车企的政治关联在其中可能存在的调节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补贴型”政策对于新能源车企创新偏好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增后降的趋势,并且更容易引发企业的“策略性”创新偏好;“非补贴型”政策对于新能源车企创新偏好的促进作用呈现逐步增强趋势,并且对于“实质性”创新偏好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政治关联在“补贴型”政策对新能源车企“策略性”创新偏好的影响中存在着正向调节作用,在“非补贴型”政策对新能源车企“实质性”创新偏好的影响中存在着负向调节作用。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要更好地促进新能源车企的“实质性”创新,就必须改变目前“补贴型”政策“一刀切”的行政化安排模式,要进一步丰富“非补贴型”政策的内容,并加大“非补贴型”政策实施力度,同时要把握好企业政治关联在产业政策促进高水平创新中的调节性作用。本文丰富了“非补贴型”政策与企业创...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非补贴型”政策作用及其差异

在新能源汽车“补贴型”政策逐步“退坡”的背景下,有效发挥“非补贴型”政策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选择中国目前实施的“路权优先”和“充电保障”两项主要“非补贴型”政策,以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城市为例,应用双重差分模型从时间和区域两个维度分析了两项“非补贴型”政策作用的差异性。结果表明：从时间维度来看,新能源汽车“非补贴型”政策作用虽然稍低于“补贴型”政策,但是十分显著并呈现持续上升趋势,新能源汽车“非补贴型”政策可以成为“补贴退坡”后市场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支撑,其中,“路权优先”政策作用的增幅相对更大;从区域维度来看,“充电保障”政策作用的区域差异不明显,“路权优先”政策作用则存在比较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城市的交通承载压力越高,“路权优先”政策作用越强。在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的情形下,应在快速推进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布局的同时,加大新能源汽车“路权优先”政策实施的力度,同时,要根据交通承载压力的区域差异性,因地制宜地实施差异化的“非补贴型”政策。     

南方集体林区营林规模对林业补贴政策实施的公平和效率影响

自2009年以来在南方集体林区实施的中央财政林业补贴项目已逾六年,针对项目实施主体的选择影响到该政策执行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对该问题探讨有助于完善今后林补政策的瞄准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基于2014年浙江省案例点151户有效样本调查数据,运用Logit和Tobit模型分别分析了营林规模对林补政策公平与效率的影响,发现在林补政策实施中,地方林业部门从降低监督交易成本和追求管理效率出发,会尽量鼓励让规模大户参与林补项目实施,从政策受益面而言的确存在不公平情况;另一方面,相对于非补贴户,林补政策的确刺激了补贴户营林投入,提升其营林积极性,但相对于小规模林补户,对规模林补户重点倾斜的林补政策实施效率没有显著提升。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鼓励专业合作社和小散户联户承包林补项目、监督与验收交由社会第三方等相关完善建议。     

研发形式与发展中国家实施研发补贴的效果

基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和发达国家企业分别在生产成本和研发技术上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事实,构建发展中国家不实施研发补贴政策、发展中国家实施研发补贴政策下两国企业研发竞争和研发合作的博弈模型,从自主研发水平、产量和利润三个方面,比较了发展中国家实施研发补贴政策前后的效果。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实施研发补贴政策后,两国企业的自主研发水平、发达国家的产量均会上升,而且,研发合作下的水平最高,但发展中国家企业产量和利润只有在研发合作下会上升,发达国家企业利润只有在研发竞争下会上升。     

激励视角下PPP项目补贴方式研究

从激励理论的视角分析PPP项目中"补建设"和"补运营"这两种补贴方式背后的激励效果,同时进一步将"补运营"分为基于收益的补贴、基于成本的补贴和基于利润的补贴三种补贴模式,研究不同补贴模式下私人部门的最优努力行为以及政府的最优激励系数,并通过对比分析得出政府部门的最佳激励模式。     

政府补贴对企业专利产出的影响研究

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供的902,959家企业专利数据,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于企业专利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补贴与企业专利产出呈现出倒U型关系,当政府补贴低于某一临界值时,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了企业专利产出,当政府补贴超过临界值时,政府补贴对企业专利产出的抑制效应开始显现;(2)基于企业特征的考察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专利产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产权、规模和行业差异,表现为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和装备制造业企业对于政府补贴的反应更加敏感;(3)结合制度环境的考察发现,政府补贴与法制环境在影响企业专利产出方面存在互补效应,即在法制环境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补贴在促进企业专利产出方面发挥出了更大的作用。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政府补贴在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制定创新政策等具有重要价值。     

技术创新补贴绩效监管之博弈困局与破解机制

技术创新补贴绩效是世界多数国家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对政府与企业间的合作博弈关系分析表明：企业技术创新补贴效果不佳的诱因是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企业的机会主义倾向和持续监管机制缺失导致企业管理层与政府官员的重复合作博弈均衡。通过构建分析不同类型的政府补贴政策机制,提出最佳的监管治理策略是：静态层面,如果市场上技术创新效率较低类补贴企业的概率上升,政府对其采用奖励机制更有优势。如果政府审计补贴企业的成本下降但最优奖励额减少时,实施审计监管策略更具优势。动态层面,由于审计人员存在不察或与企业合谋的动机和机会,企业会成功骗补导致政府遭受损失。这就需要变合作博弈为非合作博弈、构建企业技术创新补贴绩效的动态评价机制和动态协同监管治理机制,为创新驱动战略的有效实施发挥最大、最持续作用提供借鉴。     

我国电动汽车补贴政策研究

大力发展电动汽车将为我国带来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然而当前阶段电动汽车在我国全面推广面临诸多困难。电动汽车财政补贴可以有效缓解技术局限和配套设施不足等问题,加速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但是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的限制,导致既有的国家和地方补贴政策对电动汽车推广工作的影响力非常有限。通过比较分析国内外既有的电动汽车推广补贴政策及实施办法,从补贴对象和机制、补贴时段和力度、补贴方式、融资机制以及监管体系等角度探索了提高政策实施效果的方法,并建议全面考虑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建立一个更加长期稳定和全面的政策框架。     

日本科技补贴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政府纷纷调整本国的产业政策，以适应新形势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日本国家的产业政策尤其是其科技补贴政策，对我国加入WTO后的产业政策的制订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通过研究日本国家产业技术政策的历史演变，分析日本科技补贴政策与WTO规则的适应性与冲突性，提出了制定我国科技政策的建议。     

考虑关税和补贴的跨国生产业务外包决策与优化

在随机需求下研究由一个境外集成制造商、一个国际运输服务提供商和一个供应商构成的跨国生产业务外包决策问题.考虑制造商所在国存在进口关税、供应商所在国存在补贴,定量分析制造成本、运输成本、关税成本和出口补贴对跨国生产业务外包决策的影响;依次建立三级独立主从决策模型和联盟主从决策模型,分析收益分享和成本分担对决策的影响.结果 表明对于跨国生产业务外包决策与优化,当关税成本计算考虑运输费用和保险费用时,跨国生产业务难以实现协调;联盟博弈可以压缩博弈层级进而改善跨国供应链绩效;关税税率提升使各方利润和整体利润减少,削弱供应商的领导地位、加强制造商的地位;出口补贴增加可以提高各方利润及整体利润,加强供应商的领导地位、削弱制造商的地位;各方仅进行收益分享可以改善供应链利润,但仅进行关税或运输成本分担会恶化供应链利润.     

质量竞争、技术溢出与最优补贴战略

基于产品质量竞争视角,构建了包含纵向和横向差异的拟线性效用函数,利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分析方法进行了模型推演和数值模拟,并细分销售环节的差异性和研发环节的外部性两个维度,对国家技术创新战略转型当中政府补贴政策的效率进行福利分析。研究发现:第一,要达到同等的社会福利水平,如果对企业的生产活动进行补贴,所需要的费用远高于对研发活动的补贴,并且多支出的部分全部转化成了企业的利润;第二,补贴效率与产品横向差异呈"U"型关系,表明对技术溢出水平高的产业进行补贴其福利提升的效果要明显的高于对技术溢出水平低的产业进行补贴。为此,政府在进行产业发展战略规划时,应当结合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实行差异化和有针对性的扶持与补贴政策。     

减排视角下企业的最优研发与补贴

以博弈论为理论基础,构建了研发补贴与污染排放税收下的企业研发模型,研究了减排目标下企业的最优研发水平、最优研发补贴和最优污染排放税收。研究结果显示:适当的污染排放税收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和产量的提高;研发补贴不会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排挤效应",可以较大程度上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企业对环境的污染需控制在社会可接受收的范围内,否则,企业的生产活动会被政府停止。     

The distinct signaling effects of R&D subsidy and non-R&D subsidy on IPO performance of IT entrepreneurial firms in Chin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R&D subsidy and non-R&D subsidy affect entrepreneurial firms’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 performance in an emerging economy like China. Analyzing data from 269 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trepreneurial firms in China, we found that R&D subsidy has an inverted U-shape effect on IPO performance, while non-R&D subsid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IPO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both state ownership and patent intensity moderate the inverted U-shape relationship between R&D subsidy and IPO performance. In contrast, neither of them moderate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R&D subsidy and IPO performance. Thes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the literature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 subsidy by highlighting the symbolic effect of government subsidy on external financing in emerging economies, and offer important practical implications to entrepreneurial firms and government funding agencies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