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朝鲜议和与李廷龟的外交活动

1627年,后金与朝鲜之间爆发＂丁卯之役＂,战争的结果是朝鲜被打败,双方议和。作为中朝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时任兵曹判书的朝鲜重臣李廷龟,参与对后金的议和活动,见证了双方的订盟事宜。之后,后金与朝鲜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展开外交交涉,李廷龟也在其中发挥出一定的作用,努力为朝鲜争取最大限度的权益。考察李廷龟在后金与朝鲜议和前后的活动及其作用,有助于更加明晰地了解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后金与朝鲜关系发展史。     

毛文龙的抗金斗争对朝鲜政治社会的影响

毛文龙在辽东地区开展抗金斗争期间,举旗招募辽民,扩充武装队伍,不断袭扰后金属地,离间朝鲜与后金的关系,与明朝形成＂犄角之势＂,使后金政权＂不能无东顾之虞＂,为延缓后金军的西进,立下悍马功劳,＂其功亦不浅＂。但是,随着军事势力的不断扩大,日益变得骄横跋扈,其行为不仅影响了明朝政府的军事战略,而且对朝鲜的政治、经济、国防等诸多方面带来了不利影响,损害了朝鲜政府和人民的利益,成为朝鲜之＂深患＂。其影响,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监督朝鲜,迫使朝鲜政府改变保持中立的＂两端＂外交政策;二是直接干预朝鲜内政,勒索军需物资,侵掠乡闾,扰乱朝鲜的社会经济秩序;三是专制朝鲜政府,欺瞒＂天朝＂,为其歌功颂德;四是引燃战火,殃及朝鲜,致使朝鲜政府丧权辱国,朝鲜人民遭受战争的灾难。     

论皇太极的用人政策

皇太极是后金(清)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在他即位期间,东讨朝鲜、西击蒙古林丹汗、南抗明军,为清军入关,夺取全国政权打下了一个牢固的基础。他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除一了其他因素外,他的用人艺术也起了关键性作用。     

试论清朝与朝鲜宗藩关系的建立——以《清实录》《朝鲜李朝实录》为视角

明清鼎革,朝鲜由明朝的藩属国最终成为新兴的清朝的藩属国,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国家交涉、军事征服和文化认同的过程。在1619年萨尔浒之役后后金与朝鲜突破了明朝的限制开展国交,1627年丁卯之役后后金与朝鲜成为兄弟之国,1637年丙子之役后清朝与朝鲜成立宗藩关系,1644年清兵入关后清朝调整对朝鲜的政策,双方关系改善,到康熙后期两国步入典型而稳定的宗藩关系轨道。对《清实录》、《朝鲜李朝实录》的大量史料的探究可以理清这一过程。     

论刘鸿训在明末中朝交往中的贡献

明朝末年,后金实力异军突起,在东北与明朝展开激烈的争夺,并一度控制了这一地区,导致明朝与朝鲜传统贡路的阻断。为联络朝鲜共同抗击后金,明朝派遣刘鸿训出使朝鲜,他出色地完成了使命,开启了中朝海上交通的航线,为明末中朝友好交往做出了突出贡献。     

17世纪初明朝与朝鲜海路交通的启用

朝鲜与明朝的交通,分陆道与海道两路,二者的或废或兴,与明朝在辽东的经营及后金势力的兴起有密切关系,本文拟就明末海上通路的启用与演变问题作出考察,并探讨其对这一时期的明与朝鲜关系与交往的重要作用及影响.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一、后金的勃兴与海路交通的重启朝鲜与明朝的交通,很长时间主要是走陆道,海道的启用多是在非常时期的陆上通路受阻情形下不得已而为之.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金陵(今南京)为都城,十一月即派遣玺郎契期到高丽,赐予玺书和纱罗,因     

英俄尔岱主政户部事迹述评

研究了英俄尔岱（清初重要的部院大臣,先后主政户部达十七年之久,一生功勋卓著）的事迹.从处理部务、出使朝鲜、事迹评价三方面对英俄尔岱的主要经历进行了评述,指出了其对清（后金）社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朝鲜对《大明会典》宗系辨诬考

朝鲜王朝的宗系辨诬是中朝两国国交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对两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朝鲜对明朝时期官修的《大明会典》的宗系辨诬,更是两国外交关系中的重要一环,这主要缘于《大明会典》对朝鲜王朝先祖世系的误记。朝鲜为此展开了艰难的交涉,经过朝鲜中宗、明宗、宣祖三朝君主的努力,最终于《大明会典》第三次修订时达到了对《大明会典》宗系误记改正的目的。     

东道之主：明末明、朝关系中的登莱巡抚

明末登莱巡抚一职系明代因应辽东战局而设,自设立后,便肩负着料理海疆并从海上牵制后金的战略任务,而处理涉朝事务也成为其重要的职权之一。在明朝与属国朝鲜交涉的过程中,登抚始终参与其中并有重要影响,朝鲜君臣也逐渐意识到登抚在明、朝宗藩事宜中的重要性,于是交好、结援登抚便成为朝鲜君臣对明外交的一项重要策略,朝鲜对这一外交策略的运用,贯穿了整个明末明、朝关系。崇祯四年的登莱兵变致使登莱遭受重创,面对日渐恶化的海防局势,登抚亦无力回天,随后明、朝关系走向终结。     

朝鲜经济改革与市场化前景展望

朝鲜有些部门中非国家或计划外生产盛行,但这并不能说明市场化已从制度上确定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朝鲜经济既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朝鲜真正的市场化虽然尚未全面开始。但“市场化的底部”已经给最高领袖和朝鲜劳动党统一领导的朝鲜政府体制带来了离心力。考虑到朝鲜的产业结构,消费品稳定供应主要取决于农业生产,轻工业生产和进口增长。重工业的恢复和增长需要更多国内外投资。为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朝鲜应引入具有竞争力的市场导向政策。这既需要朝鲜自发的动机,同时也需要来自外部的支持。健康的经济状况是后金正日时代朝鲜政治管理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重要因素。     

永乐以来明代阁臣地域分布初探

阁臣是明代一个特殊的官僚群体,在明代的政治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本文通过对阁臣所在籍贯的整理,发现他们呈现出明显的集中分布的地域性特征。分析这种地域性分布特征,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明代政治的理解,同时也能为相关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宋濂对明代文学的奠基性导向作用

宋濂是站在历史交合点上的大文学家,其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对整个明代文学具有奠基性的导向作用。明代文学的走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即明代文学的特质、与前代文学的差异以及对后代的文学的影响。宋濂《文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名篇,它集中地表达了宋濂的文学思想,又代表了宋濂散文的高度成就。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极盛时期,科举考试所用的文体是八股文。八股文在结构上的奥妙隐含在宋濂的《文原》之中,因而宋濂通过这篇文章影响了明代士子,进而也启迪了清代文人。     

明代史官探析

史官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有明一代的史官制度沿汉、唐之旧,并在元代的基础上有所损益。明代无专门的修史机构,而是以翰林院兼修史之职。翰林院下设史官负责具体的修史工作。明代重视史官的建置,早在开国前已有了史官的设置,为选拔史官还建立了相关的选举制度,其中以科举最盛。明代史官职责广泛,除了负责修史之外,往往还协助处理其他政务,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以“格调”为基准的“正声”追求——嘉靖以降明人对几种唐诗选本的解读

明人论诗常常会借助对唐诗选本的解读来表露他们的文学主张和诗学取向。明代前期,人们更看重《唐音》;自李、何倡议复古之后,《唐诗品汇》及其精编本《唐诗正声》开始成为明人学唐的正宗读本,对诗坛风习产生了深刻影响。明人正是通过对这两种选本的不断阐释,尝试以“格调”沟通“正声”,进一步确认与强化了复古派“格调”说,并对其加以反思和修正。     

论皇太极对蒙古的“恩养”政策

自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后,蒙古诸部作为重要的第三方势力越来越受到重视,不论皇太极与明廷都是竭力拉拢。最终,蒙古诸部舍明就清,这不但巩固了满蒙联盟,而且还在与明廷的角逐中逐渐占据了主动。总体来说,皇太极实施的“恩养”政策在这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史"到"文"--明末清初小说观念的一大变迁

明末清初,中国的小说观念发生了从“史”到“文”的重大变迁,即由攀附于史转为以“文”为本位观照小说的价值。这是明中叶以来经学、史学、子学评点领域里“泛文论”倾向在小说评点领域的扩展。在这一变迁中金圣叹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明代贵州提学官员与地方社会

提学官俗称"学政",贵州建省较晚,直到嘉靖年间其学政才走向专门化,其职责与他省一样,同为负责地方文教。其事迹在史籍中的记述较少,履历也多缺失。事功主要表现在化育边省人才与纂修史志两方面,而其文学创作则呈现出奇异的对立,作为自然人的抒怀之作多赞美黔地自然风光,持职业身份进行的撰述则抑山水而扬文教,二者均对贵州形象的建构起到一定的作用。     

清朝入关前的萨满教改革研析

在明朝末年的女真社会,萨满教仍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种种弊端也日益暴露。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以及皇太极建设后金政权的过程中,两代统治者对萨满教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此次改革不仅奠定了有清一代满族萨满教的基本面貌,也是满族萨满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明代的日本研究史籍及其特点

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和接触古已有之,明代以前对于日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代正史的日本传记中,而到明代则出现了大量的日本研究史籍,研究专书的编纂也有了新变化。严重的倭寇问题是推动明代日本研究史籍出现的重要因素,官方的支持和普及性史学潮流的推动也是重要原因,而中日交流的加强则扩大了史料来源。从总体上看,明代的日本研究史籍具有显著的特点,不仅较为全面,而且非常重视地图和语言等内容,对倭寇问题也进行了重点研究,而这些史籍中存在着因袭传抄的现象,也体现出了强烈的经世致用意识。     

论明初浙江与朝鲜和南洋诸国的交往

明朝在初期与海外各国均建立了友好关系,并通过朝贡贸易方式确立海外诸国与明朝的藩属关系,与海外各国的联系空前密切,尤其是郑和七下西洋,推动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浙江作为明代初期重要的对外贸易基地,在中国与朝鲜和南洋诸国的交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