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提倡到保障:新中国体育权利立法的发展与期待

法治的基本内容是保障人的权利.新中国建立以来,从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倡国民体育的条款,到2009年<全民健身条例>对保障公民健身权利的明确,呈现出我国公民的体育权利在国家法治进程中不断进步的历史足迹.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为民众健康不断创立法治保障的基础上,随着改革开放和人权事业及其立法的发展,公民的体育权利逐渐成为我国公民权利体系的重要内容,最终以明确的法律语言宣示了公民的体育权利,将公民体育权利的法治保障发展到新的境界.而迈向体育强国,则需要进一步依法实现广大公民对体育权利更加充分普遍而真实的享有.     

权利保护视野下的体育法制建设

体育事业发展要求加强体育领域相关权利的保护,体育权利涉及体育参与者在体育活动及体育事业中所享有的各种权利。对这些权利可以按照主体划分为体育人权、公民体育权利、运动员体育权利和体育产业权利等。从权利保护的角度看,我国的体育法制建设存在许多问题,包括权利规定不够系统,缺乏对大众体育权利的保护、权利宣传不足以及体育执法中侵权现象明显等等,所以必须以权利保护为核心,加强体育法制建设。相关权利的保护程度应成为评价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     

权利的召唤——《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颁布以来我国公民体育权利研究综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颁布以来,我国公民体育权利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既有基础理论的研究,如体育权利的内涵、性质、特征;也有具体权利的研究,如学生群体、体育劳动者及弱势群体的体育权利;还有公民体育权利实现的研究等.通过公民体育权利基本理论研究、不同群体体育权利的研究及公民体育权利实现的研究三个方面内容,总结并简要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颁布以来体育权利研究发展的概况.     

国际人权视野下我国公民体育权利的法学诠释

本文从国际人权的角度,探讨了公民体育权利的基本涵义和性质。公民体育权利是从生命健康权、社会文化权、社会经济权和社会发展权等基本人权中引申而来的,是由法律法规确定的,每个公民或者组织通过体育锻炼或运动竞赛的方式。享有身心健康或精神荣誉等利益的意志和行动自由;公民体育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在我国属于宪法权利。     

少数民族体育权利的法理证立与法律保障

少数民族体育权利是少数民族接受体育教育、参与体育活动和从事体育运动的权利,系少数民族权利和体育权利交叉重叠而成。少数民族体育权利属于集体人权、受益权和派生性权利。在现行法律中,少数民族体育权利规范体系已经建立,但实施过程存在困境。创新责任落实机制,建立评测指标体系,扩大公众参与机会,整合市场社会力量,将有助于推动少数民族体育权利的实现。     

《体育法》修改的核心是保障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

体育是公民的一项权利,属于宪法关于公民文化权利之范畴。鉴于我国公民体育权利实现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体育法》的修改应以保障 公民体育权利为核心,明确规定“公民享有体育运动和进行与体育相关活动的权利”,并进而统一保障主体,明确政府保障和社会保障的责任,改 《体育法》重体育事业发展的保障而轻公民体育权利实现的保障的弊端,补充对体育的个人利益保障条款,通过经费、资金保障,场所、设施保障, 人员、技术、信息、安全及其权利救济等方面的保障,并设立“国家体育文化日”,以实现公民的体育权利。     

试论公民体育权利的社会实现

我国公民体育权利正在由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过渡,体育权利的实现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借鉴法学理论,论述体育权利与人权的互动关系,对如何构建公民体育权利和如何实现公民体育权利进行探讨。     

优秀运动员权利之法律研究

体育强国的实现应建立在优秀运动员权利保护的基础之上.虽然我国近年逐步完善优秀运动员权利方面的法律,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法律实施难、法规效力低、法规系统性差、权利意识弱等.提出优秀运动员权利之法律保护策略:注重实施现有法律;完善<体育法>、整合体育规范性文件;提高优秀运动员的权利意识等.     

公民体育权利实现的困境与条件

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归纳法等研究方法,对我国公民法定体育权利和实有体育权利在现实中存在巨大差距的原因进行了讨论。研究认为,公民体育权利实现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平等问题、充分实现问题以及公民自身的权利意识、经济状况、文化水平、闲暇时间等,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实现公民体育权利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社会条件及思想条件等基本要求。     

体育权利的法律属性

体育是公民的一项权利,但在“权利竞合”情形下,体育权利的法律属性和体育权利所保护的法益呈不确定状态,导致体育权利法律属性界定的困难.将体育权利的法律属性分为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前者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文化权利,后者因权利主体、内容等的不同而不同.将体育权利作为文化权利有助于实现公民体育权利及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促进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     

论体育权作为一种新型人权

从实然和应然维度论证了体育权在国际上正在发展成为一项基本人权。从实然层面看,无论是各政府间法律文件,如有关国际人权条约,还是国际奥委会的《奥林匹克宪章》,无论是诸多国内立法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体育教育、体育运动和体育活动宪章》,都直接或间接规定或阐释了参与体育活动是人人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但体育人权不同于一般的体育权利,也不能为健康权、受教育权、文化权、工作权等现有国际人权所涵盖,它应当是一项独立的人权。这项独立人权从应然性上可归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哲学层面上讲,体育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身体潜能发挥和通过团体体育发展合作性和个人意志品质等;二是从法理上讲,速成习惯国际法理论为通过国际共识形成新的人权类型提供了法理支持。前述诸多国内和国际文件中所宣示的体育权支持了这种新型人权正在形成。     

强制体育仲裁之合法性要素探讨

在土耳其足球运动员和裁判员起诉土耳其政府的两起体育纠纷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判决土耳其政府败诉,法院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否定了土耳其足协强制体育仲裁制度的合法性,维护了运动员和裁判员寻求司法救济和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该判决与此前该法院在佩希斯泰因诉瑞士联邦政府案中认可国际强制体育仲裁制度的合法性并不矛盾:设置强制体育仲裁制度本身(perse)并不违法,但如果该制度中的仲裁机构和仲裁员未能满足独立性和中立性要求、仲裁程序的公正性得不到保证、仲裁裁决不能接受国家法院的司法审查时,强制体育仲裁制度可能会侵犯当事人的诉权,而国家政府会因为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而承担法律责任。参考该案判决,根据中国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宪法对人权保障的要求,在目前中国法院不愿意受理竞技体育纠纷案件、独立的体育仲裁制度并不存在的情势下,应当对以中国足协内部仲裁机制为代表的强制体育仲裁制度进行机构设置和程序规则方面的改革,保障其裁决机构的基本中立性以及裁决程序的公正性,并加快中国外部独立体育仲裁制度的构建,避免李根案之类的尴尬局面再度出现。     

论体育的政治化倾向——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例

体育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体育本身的内在属性,决定了体育政治化倾向成为历史必然.体育运动的国际性,使得体育无法摆脱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影响;体育盛会的影响力,国家国际声望与凝聚力的需求,体育本身的发展需要,为体育作为政治工具实现政治目的创造了条件.体育在卷入政治的同时,会对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产生影响.在遵循体育发展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借助体育政治化,使体育事业发展更加理性化、人性化,更加符合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应该成为体育政治化的主要目标.     

体育社团处罚权与司法审查权关系之研究

结合当前体育社团发展现状,运用文献资料调研、比较分析、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体育社团处罚纠纷处理机制进行专题研究。认为,体育社团拥有的内部处罚权是维护体育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权力;为防止体育社团“滥用”或“误用”这种权力,法院有必要一定范围的司法审查权。     

体育人才协议中的道德条款研究——兼论道德条款义务与运动员权利的协调

道德条款是体育赞助合同与运动员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规范运动员赛场内外行为保障赞助方与俱乐部利益,有利于提升运动员素质、维护体育行业形象、弘扬体育道德风尚、促进体育产业发展。体育人才协议中的道德条款对运动员私人生活及合法权利造成一定程度的限制,其正当性源于合同目的、权利义务均衡性、议价能力、权利性质等因素。但模糊化、标准化的道德条款又可能过度介入运动员私人生活,侵犯运动员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等公民基本权利,需要在契约自由与公民权利之间划定合理界限。缺乏评价标准的道德条款将导致合同的不确定性,对缔约双方及行业发展均产生负面影响,建议借他山之石,通过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梳理总结国外道德条款的产生、发展、制定、执行经验,为完善我国体育人才协议中的道德条款提供借鉴。     

我国体育话语权的产生基础与有效发挥研究

在社会互动中产生的体育话语，代表着某些群体的权益。结合当前我国体育发展面临的形势，演绎出我国行使体育话语权以谋求大多数人、大多数国家的体育利益，维持世界体育发展新秩序为目的。我国体育话语权建立在坚实的体育发展实力、科学的体育话语体系、坚定的体育话语自信、正确的体育话语立场、逐渐成熟的话语表达时机的基础上，但当前我国体育话语权有效发挥不足，主要存在国内体育话语质量不高、体育话语表达途径单一、体育话语能量有限等问题，需要采取改革我国体育发展方式，提升体育话语权的质量；增强民族体育话语实力，拓展体育话语表达途径；树立话语权威，打造强势的话语符号等措施，增强我国体育话语权的有效性。     

体育赛事转播权的理论反思与制度重构

长期以来,立法对体育赛事转播权未予以明确规定,学界对体育赛事转播权也存在误读,不利于认清这一权利的本来面目。从解释论角度而言,体育赛事转播权是体育赛事组织者享有的对体育赛事进行现场直播的权利,在本质上是侵权法上的利益。但从立法论角度而言,体育赛事转播权应是体育赛事组织者享有的排他性财产权,其所能控制的行为不仅应包括体育赛事的现场直播,还应包括一切以体育赛事为基础所形成的视听成果的传播。故应重构我国体育赛事转播权制度,立法应明确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性质和权利内容,规定无论任何盗播行为,只要涉及以体育赛事组织者享有权利的体育赛事为基础所形成的视听成果,体育赛事组织者均有权以体育赛事转播权为依据提起诉讼。     

社区体育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研究

论述了社区体育的特点与和谐社会的特点，从社区体育与居民体育需求，和谐社会对社区体育发展的要求，社区体育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3个方面研究了社区体育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分析了和谐社会中社区体育的发展趋势，为社区体育提供了正确的发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