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礼法秩序建构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荀子是中国先秦时期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他率先提出了礼法思想,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基本模式。从秩序建构的角度来看,荀子的礼法思想包括三个方面,即“中央集权”的政体模式、“德主刑辅”的法制模式、“混合型”的礼法运行模式,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秩序建构理论体系。荀子的礼法秩序建构思想对于当前我国秩序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钱周学案”与文学史书写的两种可能性

“钱周之争”源于周作人与钱钟书文学史话语和思想背景的差异。从文学现代性的角度来探讨“钱周之争”,双方文学史话语各有得失,其意义因语境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价值。     

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

“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     

清末“礼法之争”对司法实践的影响

清末＂礼法之争＂在实质上导致了中国法律的转型,开启了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所倡导的＂参考古今,博稽中外＂的变化思想,得到有力的实现。通过对＂礼法之争＂前后两则判例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到清末司法官员在实践层面扬弃法律传统、促进法制现代化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先秦时期的礼法之争与秦汉时期的礼法合流

礼法之争是先秦时期思想发生剧烈变化的体现,这一论争实际上就是先秦时期政治思想上处于显学地位的儒法两家治国主张的斗争。然而历史证明两家治国思想各有优劣,法家“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而“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礼法结合应是最好的治国方略,“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先秦礼法之争之现代启示

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是法学研究中一个经久不衰的研讨课题。古代中国,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亦为一代又一代的圣哲们所思考和关注。而在古代中国持续几千年的礼法争论历史中,先秦礼法之争,无疑是涉及领域最广泛、内容最深刻、影响最深远的,在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发展史上有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先秦礼法之争中对礼法关系——即道德与法律各自作用及相互影响的许多研究和定位,在现代社会仍有重要借鉴意义。通过对其辩证思考,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状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提供诸多伦理方面的参照。     

从威廉斯到默多克：交锋中推进的英国文化研究

本文旨在从“远观”的角度勾勒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源流,对几位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理论家涉 及“文化研究”的两场论争———雷蒙德·威廉斯与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斯图亚特· 霍尔与格雷厄姆·默多克的“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之争———进行简略梳理。“文化研究”、“西方马克思 主义”以及西方现代美学文艺学三个层次上显示的“合题”状态启示我们,应该从理论逻辑、历史发展和基本范畴上 把握“文化研究”的批判本质、“文学性”和根本目标。     

现代汉语兼语结构研究综述

兼语结构,或称兼语式、兼语短语,是现代汉语中出现频率很高的结构之一。汉语语言学界明确地对兼语结构进行的研究已经很多了,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这种研究经历了由提出到论争,最后趋向统一的过程。本文从“名称之争”、“外延之争”和“存废之争”等三个角度对学术界关于兼语结构的研究做一总结,并发现这些研究大多没有超出三个平面语言理论的范围,缺乏定量的分析,缺乏对兼语短语外部特征的考察。     

明末清初在华天主教各修会的传教策略述论

近年来 ,多数关于中国明清时期天主教史的研究作品 ,多讨论耶稣会士的在华活动及其“适应”策略 ,而对其他修会 ,包括道明会和方济会的研究较少谈及。该文运用多种中、西材料 ,将明末清初在华的三个主要修会的来华人数及不同的传教方法进行了简要比较。并从不同修会间的固有冲突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礼仪之争的部分根源和不同避免性。     

让语文“三维目标”成为文道之争的灭火剂

对于语文教学的丈道之争,需要运用“三维目标”的教学理念来平息,要把语文“三维目标”看作文道之争的“灭火剂”。本文关注“工具性”、“人文性”：谈如何让“三维”相互渗透,让“工具性”、“人文性”走向和谐及有关的教学评价、“人文性”的教学需要注意什么。     

现代汉语缩合构词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本文从缩略生成的语言单位是不是词、“代表字”说和“第一语素”说之争、“邮编”“邮码”问题大讨论、“2＋2”式四字短语双音化构词方式等几个方面回顾了以往现代汉语缩略词构成方式的研究,提出建立语料库,从短语结构和复合词结构两个角度出发,对“2＋2”式四字格短语词汇化中的制约因素和机制进行研究的方法,同时本文认为缩略语研究需要更广泛地借鉴语言学理论。     

从方法角度认识社会主义

从方法角度认识社会主义的依据在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最初发认识是从方法角度展开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在表现 有一个从突出制度之争到突出方法之争的转变过程；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蕴含着从方法角度认识社会主义的思想。其意义在于：为更加有效地排除“姓资姓社”的干扰，从社会化大生产的总过程中把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提供理论依据。     

“主智”与“主情”之争辨析——王晞同志商榷

王晞同志在《“主智”与“主惰”之争对中国教学论发展的借鉴意义》(简称王文)一文中,杜撰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概念并提出所谓的“主智”与“主惰”之争等。对于这一严肃的理论问题,笔者认为应运用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方法来澄清有关事实,且总结出规律性原理,以免出现以讹传讹等不良学风。     

9O年代诗歌中的“知识分子写作”

“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写作之争，是朦胧诗以来最大的一次诗歌论争。本文从诗论研究角度，分析双方诗学观念的异同，重点在澄清对“知识分子写作”观念的曲解，认为以知识分子身份从事写作是诗人的宿命；重提“知识分子性”的现实意义，在于重塑新诗近百年现代性追求中屡被修改、涂抹的“个体知识分子”形象，以再建独立、自由、怀疑和批判的“诗歌精神”。     

辩证看“三性”科学编教材

我们对语文教材“三性”(工具性、人文性、时代性)的认识有没有真正达到辩证和科学的境界?笔者在此略陈感想,以示知无不言。一、工具性之特殊性语文学科的性质到底是什么? 所谓“人文”派与“工具”派之争,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站位之争。“人文”论者始终只是站在母语“习得”的角度说话,自然容易得出“语文教育即精神教育”,     

论90年代诗歌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

“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是90年代以来最大的一次诗歌论争。本文从诗论研究的角度,着重分析双方诗学观念的异同,指正各自写作的障碍,以引导当代诗歌写作的新道路。     

“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的区别及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随着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发展,语言学与外语教学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引起许多语言学家、应用语言学家和外语教师的重视。本文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的区别及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从《左传》看中国古代"礼"的演变

《左传》作为我国先秦时期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我国古代丰富的礼乐文化资料，显示出当时礼乐文化所达到的卓越水平。随着春秋后期宗法关系的变化、政治秩序的衰朽，中国社会逐步步入“礼崩乐坏”的时代。本文以《左传》提供的材料为依据，从礼的重要性、礼仪之辨、礼法之争、从礼乐到礼政等四个方面论述了春秋后期“礼”的危机和演变。     

小议“克己复礼“中“克己“

本文试对“克己复礼”中“克己”进行了重新阐释与解读,认为“克己”是“克己复礼”的重心与前提。“克己”不是外在的束缚与限制,而是明辨礼法之上的内在自我克制与反省,从人性来看“克己”是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克己”所倡导的贵和、重群的价值取向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继承和创新“克己”思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中国管理与人性假定

文章从管理与人性相统一的角度,全面地论述了儒家“为政以德”的柔性管理与孟子的性善论,“宽猛相济”、“礼法合一”的管理之道与荀子的性恶论,法家的“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与韩非的“自为”的人性论,道家的“无为而治”与“超善恶”的自然人性论之间,都有着不可分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