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教案的哪些“命”

写教案是比较辛苦的．于是有人提出要革教案的“命”；有人认为“写教案”就是备课，于是反对；还有人取折中观点，说应该扬弃而不是“革命”。那么，教案该不该“革命”．能不能“革命”?     

试论康有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

康有为对中国民主革命持反对意见、怀担忧之情。他认为，中国当时的革命是“大义暗而不明”，骤行革命是“弊大于利”，在中国须行“大革命”，革命应该渐进而非激进。这些看法，由康有为的政治立场决定，也与当时历史背景的影响密切相关，对其看法应结合当时的国情予以理解、评价，才更为客观。     

我们是怎样支持学校搞好学工活动的

我们北京长途电信局汽车修理队，从今年以来，接待了南新华街中学高一（二）班的同学前来学工劳动。后来，又一起创办了厂校挂钩半工半读班。我们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积极支持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促进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经过几个月的实践，有了一些初步体会。开始，我们党支部对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指示学习的不好，对工人阶级参加教育革命的重大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对教育革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特别是当学校提出在我队办学后，就更感到是个负担了。有的同志说：“不懂数理化，难把教改抓”，有的认为“生产任务重，没有精力抓教育革命”；也有的认为：“办学会影响抓革命，促生产”。     

革命: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火车头”

近一个时期以来，有人在“反思”整个中国近代史时，极力否定近代以来的历次革命，认为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政治激进主义的产物，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国应该走改良和“君主立宪”的道路。李泽厚在《告别革命》一书中更是认为“革命是一种能量的消耗，而改良则是一种能量的积累”、“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的方式，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这符合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史实吗？难道中国在20世纪选择了革命真的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     

革命文学浪漫主义创作潮流论析

“革命的罗曼蒂克”是对革命学的概括和评价，本认为，这一概括和评价遮蔽了革命学创作中客观存在的浪漫主义现象及其意义，事实上，反抗激情和个人感伤的双声回旋构成了革命学的情感基调，普遍采用的第一人称叙事强化了抒情效果，漂泊事件的历时性发展体现为“罗曼司”的叙事体式，这些浪漫主义要素和“革命”相得益彰，增强了革命学的学色彩和表现力度。     

对邓演达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邓演达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或“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本文则认为大革命失败后的邓演达已经变为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分者”。     

重评早期国民党人的“社会革命”方案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以孙中山为主要代表的早期国民党人的“社会革命”方案斥为一种“主观”与“空想”、“有害’与“反动”的方案。其实，这种评价并不公允。早期国民党人的“社会革命”方案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关于中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二，关于中国“社会革命”的方式；三，关于中国“社会革命”的具体途径。笔者认为，早期国民党人在这三个方面的主张，不仅都不是“主观”与“空想”、“有害”与“反动”的，相反，都符合近代中国的国情，并被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与发展。现分别具体论…     

中国大革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新探

本文通过若干重要历史资料，对中国大革命历史中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新的探讨。笔者认为，国共“党内合作”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唯一形式”，不存在“最好形式”问题；改组后的国民党，尽管其基层组织有较强的革命性，但权力为少数上层领袖人物所控制，其性质是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大革命的领导权缺乏足够的深刻认识，时有反复，从未争取到革命领导权。     

论赖希的“性革命”说

赖希与弗洛伊德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认为治疗精神病不能仅仅“就病治病”，更重要的是要改造社会，消除导致精神病的社会根源。因此，他主张既要进行“宏观革命”，又要进行“微观革命”。其实，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不仅以“性革命”取代了“微观革命”，而且也取代了“宏观革命”乃至全部意义上的革命，他企图以维护性权利、提倡性自由来反对性混乱、遏制性犯罪乃至挽救整个人类社会，这当然不可能。他的“性革命”说确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从整体上看是空想，是脱离现实的，错误的，他提出的目标不可能实现，他指出的道路也走不通。     

试论华北事变对红军长征的影响

一般认为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起因是“左”倾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已作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以另择革命根据地，极少把红军长征与震惊中外的华北事变联系起来。本文作者认为华北事变是促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历史大转折的催化剂，是促使红军北上抗日的催化剂。     

乌鸦的寓意新解

《药》结尾处的“乌鸦”的寓意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有的认为“乌鸦”是革命的象征或是黑暗势力的象征，结合作写作意图和时代背景，我认为“乌鸦”的寓意主要有两点。     

“文革”中称柳宗元为大“法家”的回顾与反思

章通过对“化大革命”期间“评法批儒”运动的回顾，对柳宗元被誉为“唐代最大的法家思想”的历史背景及政治目的做出分析，认为柳不是法家，而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指明柳学应吸取的教训。     

周恩来论鲁迅与郭沫若——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周恩来在武汉、重庆、上海等地，多次参加鲁迅逝世和郭沫若诞辰的纪念活动，同时结合当时的革命任务和形势特点，发表重要演说和文章，对鲁迅与郭沫若的思想和精神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科学的评价，认为二位伟人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革命战友，“各人自有千秋”。     

ChatGPT的运行模式、关键技术及未来图景

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OpenAI开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应用ChatGPT引发广泛热议，被认为是继互联网、智能手机之后，带给人类的第三次革命性产品。互联网开辟了“空间革命”，智能手机的出现带来“时间革命”，ChatGPT的横空出世有望形成“思维革命”，通过替代人类进行创作、创意、解答、咨询、翻译和客服等改变人类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由此重塑各行业生态乃至整个世界。     

邓小平人才思想论稿

小平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整个革命过程中，他都十分重视人才问题，认为人才问题是一个组织路线问题，是实现“四化”的重要保证，邓小平将人才概括为“四有新人”，对人才选拔，小平同志讲“选贤任能是一场革命”，强调了干部队伍的“四化”标准．对人才培养，邓小平特别强调的就是“重视智力开发”，小平同志还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的“接班人”思想，人才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平同志对人才问题的论述既精辟而且极具现实性，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孙中山思想中的传统与近代

一、“永远的革命者”孙中山鲁迅为纪念孙中山逝世而写的《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一文（载1926年3月12日《国民新报》）中写道：“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过向近于完全的革命工作。”“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是革命。不管后人如何非难地的缺点，究极他的全部是革命。”就是在日本，孙中山毕生的同志宫崎滔天在谈到孙中山时，也认为：“他是身着自由、平等、博爱甲胄的革命化身、革命战士。”[1]我所尊敬的前辈竹…     

辛亥革命时期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战

辛亥革命时期,最富号召力的口号是革命“排满”,最先揭橥的战斗旗帜是孙中山创导的民族主义。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问题主要有两个。民族问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以及有关人士进行论战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主要内容有五个方面。其一,种族与民族的涵义以及民族同化问题。康有为认为满汉“同种”,梁启超认为满洲人“已同化于汉人”,其目的是为其“满汉不分,君民同治”的改良主义政纲标立证据。革命派认为满汉并非“同族”,汉人已沦入被满人征服同化的地位等观点,是其进行革命“排满”的理论基础。其二,朝廷与国家的区别以及中国是否“亡国”的问题。其三,民族革命与“排满”。其四,民族革命与反帝。其五,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这场论战的重要意义。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主要内容,一般认为有三个（即暴力革命问题,建国问题和土地制度问题）,本文认为民族问题也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这是对此内容的重要补充。     

马丁·路德“革命叛徒”说质疑

十六世纪初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旗手马丁·路德为历来的史学家们褒贬扬抑、誉毁悬殊。有的认为,他的功大于过,应于基本肯定;有的认为,他过大于功,应该否定。但这两种评价在不同程度上都认为他最终成为“革命叛徒”;即使其中有人认为不能笼统地说他是“革命叛徒”,但还是认为他确有“叛卖人民的行径”。因此,马丁·路德最终成为革命叛徒,似乎是我国史学界的定论。笔者认为,对现在国内史学界通常认定马丁·路德是革命叛徒的三条依据(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动摇、镇压农民运动的帮凶、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的断语,应该作阶级的、历史的分析,全面地、准确地理解革命导师的论述。如果我们把马丁·路德及其活动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加以考察,似乎不能得出马丁·路德是“革命叛徒”的结论。     

柴尔德“两次革命论”的哲学基础与理论得失

20世纪50年代，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了“新石器时代革命论”和“城市革命论”，他认为前者是文明起源的开始，后者是文明形成的标志。“两次革命论”构成了柴尔德文明起源理论的完整框架。柴尔德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起源论有继承和发展，表现在唯物史观、社会分工理论以及对阶级的认识上。但由于历史局限和他自身的理论局限，柴尔德的理论也存在以下不足：时代的局限性、研究区域的有限性、研究不够系统以及将“城市”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志不确切等。柴尔德的哲学基础具有两面性，他在辩证法方面做得很好，但对唯物史观坚持不够。     

“文学”如何想象“革命”？——论早期“革命文学”的情节模式

早期“革命文学”通常被视为一种脱离现实的、空想性质的文学。本文通过对早期“革命文学”三种情节模式的分析,探究“革命丈学”作家依靠哪些资源想象与表现革命,分析这些表现革命的方式在怎样的历史逻辑下被批评家指认为“想象的”并否定其价值,力图呈现出早期“革命文学”所包含的丰富历史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