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现当代文学史"分期理论的逻辑缺失

重写文学史已是当代中国文学史家们的理论责任与审美自觉。当20世纪中国文学走完它的全程之时，传统的“现当代文学史”的分期理论与叙写方式的不足与缺点便日益突显出来。然而，只要我们对传统的现当代文学史从“整体性”、“逻辑性”、“文化动因”及“审美自由”等方面的缺失进行全面的考察，便能从理论的反面探寻出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必要性与理论支点。     

文学史理论建构的多元与写作实践的困境

文学史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是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要分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激励下,学者们为文学史写作从理论上设计了多种多样的模式,带动了文学史写作实践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现从多样的文学史模式、文学史写作实践的困境两个方面来总结现阶段文学史理论建构及写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文学史面临的挑战与反思

中国文学史在三、四十年代曾有过一个编写高潮,解放后也时有重写文学史的呼声。重写文学史应该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文学史的分期不应仅以朝代的更迭为依据;入史的作家作品不应仅限于名家名篇;文学史的编写应从未来着眼,而不仅仅恢复历史的真相;从审美标准的角度重写文学史应该成为最终的评判依据。排除政治的、经济的等因素的干扰是保持文学史自身特点的保证。     

"重写文学史"的扛鼎之作--评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文章对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给予分析和评价,因其鲜明的文学史观念和学术风格而被称为"重写文学史"的扛鼎之作.     

十七年文学:如何进入文学史?

讨论十七年文学如何进入文学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这段时期的文学是否具有文学史价值?许多现有的文学史著作以"文学的自主性"作为衡量标准,从而否定十七年文学具有文学史价值,这种作法是不科学的。我们认为,十七年文学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对这段文学史的"重写",旨在颠覆的是以往政治视角下的文学史观,而非基本的文学史实。但对文学史观的置换,会牵连到文本的选取工作。选取哪些文本入史,其根据应该是作品产生的社会影响。十七年文学史写作的正途,应该是从基本的文学史实出发,回归历史情境,屏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随意臆测历史的思维习惯。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观的思考——从赵树理说起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在短短的几十年间经历了风风雨雨,文学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文革"前以政治意识形态为指导思想到20世纪80年代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对从前的政治话语进行了颠覆,致力于追踪现当代文学的"现代化"脚步;90年代对80年代的思潮进行了深刻反思,加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学界对文学史的理解逐渐趋向多元或者说不确定性。本文以赵树理为个案,勾勒了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历程,对各种文学史观作出了自己的评价,认为几十年来文学史观念从单一走向多元,从肯定走向怀疑,每一次的转变与其说是向真理巅峰的逼近,不如说是对文学史领域的扩展。     

“重写文学史”的扛鼎之作——评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文章对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给予分析和评价，因其鲜明的文学史观念和学术风格而被称为“重写文学史”的扛鼎之作。     

"重写文学史"的再思考

“重写文学史”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之一。但这一问题主要是针对以往文学史的弊端提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重写文学史”的必然性、相对性,因而潜伏着新的危机。     

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重写文学史”提出后,文学界掀起了“重写”的热潮。回顾这20多年来的历程,“重写”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盲点,如：“重写”的文学史,依然是某种话语霸权影响下的产物;几乎不包括文言和少数民族文学;左翼文学和晚清文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删减与忽略。     

关于“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自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重写文学史"这一说法第一次被明确提出,遂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活动的核心面向之一。但笔者认为,如果仅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重写文学史"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只是80年代产生轰动效应的文学事件,更是自现代文学产生以来就贯穿整个文学史而无法抗拒的历史思想潮流。广义而言,"重写文学史"一直是文学建设者们或隐或显的文学思想诉求,或被动或自觉的文学参与姿态。它在80年代被正式赋予了学术的内涵,但却上可追溯至现代文学的源头,下可延伸至不断发展的当今文坛,既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孕育下新生,也从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汲取力量而发展。只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认识"重写文学史"这一问题,才能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文学发展的挑战,以更客观的立场审视文学发展的调整,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发生发展的理解。     

文学史叙述与“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评价

从文学史叙述的角度,我们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学界对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评价迥然有异。而作为一种复杂而真实的文学史存在,对十七年文学任何形式的体制性批评或许都是片面的。今天的我们更应该重返历史现场,建构对于十七年文学较为客观公正的整体认知。     

《玉官》：一部被“忽略”的文学经典

许地山的小说《玉官》是一篇具有复杂意味的经典之作,但长期以来它却被中国现代文学史、小说史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重新挖掘它的内涵与艺术,分析被忽略的原因并确立其应有的文学史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百年中国文学中的当代文学研究

“百年中国文学”并不仅是时间概念,而且是有特定意义的文学史概念,它以其整体的视界,“一览众山小”的气度,突现了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演变过程,这无异是一项革命性举措,把当代文学置于百年中国文学视野去研究,是一种艰难的整合,除《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等少数几种论著较令人满意外,有份量的,经得起时间沉淀的著作还是太少,今后如要编写新的文学史,寻求突破性的进展,仍必须把更新文学史观念和方法放在首位,此外,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再次,在研究方法上要注意文化层面上的融合。还应倡导扎实,严谨的学风,强调学术论著撰写时的规范性。     

还原、主客交融 --论文学史研究的原则

当前，文学史研究种类繁多，著述甚丰。纵观文学史研究现状，流弊甚多。文学史是研究文学生成、发展规律的学科，它是重现人类情感发展变化的事实，揭示其具有普遍有效性和客观必然性的内部规律。文学史研究应遵循以下两个基本原则：一，还原历史；二，主客交融。     

"文学穿越现实"的必要与可能--读吴炫著《论文学对现实的‘穿越''''》

作家要穿越主流意识形态,则既不能忽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这个必然事实,亦不能被包括主流意识形态在内的政治现实所困,而要着意培养一种跳出圈外来反思的眼光、意识和能力,即“穿越”主流意识形态,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个体化艺术世界”。另外,对优秀作家而言,“面向文学史的写作”能使写作更为自觉,在文学史的背景下“创造”,但同样不排斥“文学史之外的写作”的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 建构刍议

正本清源,在弄清和确定“学术史”、“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之上,探讨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学科的合法依据、体系分类以及建构方法。要建构一门有深度、有力度、有高度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学科,首先应该很好处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坚持正确的学术态度。     

文学史编写的“新”与“全”辨析

一味求“新”与求“全”并不就能解决文学史编写的问题,它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修修补补,但它无法完成“重写文学史”的最初设想与最终使命。如果对文学史编写的理论上（史学观念与方法以及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与整合）缺少突破,文学史编写的实践就不可能达到我们所设想的目标。“重写”将会是在一个较低的层面不断重复的过程。要编写出高水准的文学史,有待于提高对文学史书写中基本问题的认识,有待于寻找更多的写作的可能性。     

拯救与逍遥:作为心灵史的文学史--对新时期文学思潮发展的一种反思与构想

文学史不应该仅仅是史料的堆砌,文学史家应该在冰冷的史料背后发现历史发展的有机性,进而探讨文学思潮的精神演进的客观规律.从精神角度来考察1976年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就会发现一条隐约可循的共同的精神--心灵渐进模式,即从拯救到逍遥的曲线发展 .本文从传统的回归与延续、乌托邦精神的欢歌、怀疑的诞生及"亵渎与逍遥"四个侧面考察了新时期中国文学思潮的精神历程,分析了这一精神历程得以达成的现实诱因和主观条件 ,同时指出:对作为创作个体的作家来说,这一轨迹意味着作家的创作媚俗而多变,鲜有恒长的精神主题,也缺乏内在的逻辑线索;它最终决定了中国文学精神的无限循环,也决定了我们时代文学的悲剧命运.     

浅议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

现代文学史必须“照着”历史史实讲，执教者应注意史德和文学的属性，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讲必须“接着”文学史、学术定论和最新的科研成果，讲出自己的观点，慎重对待并尽力处理好“选本”问题是“接着讲”的先决条件。     

“外国文学史”编写中的主观性问题

本文通过对跨文化重构的目的与手段、文学史的＂真实性＂本质、＂外国文学史＂的性质三个方面的论证,为＂外国文学史＂编写中的主观性辩护。跨文化重构是一种借权力实现制控的再创造活动,主体性介入是其必然的文化逻辑,是确保重构目的实现的重要手段,文化逻辑中的内在冲突是可以克服的。文学史具有主观真实性,这为跨文化重构中的主体性介入提供了可能。作为跨文化重构形式之一的＂外国文学史＂,尽管其观照的对象是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但其实质是对多国文学所共有事实进行的总体文学研究,属于文学研究范畴。作为文学研究,它所产生的就不只是客体本身的知识,同时还包括主体对客体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