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促进了何种创新?

本文将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区分为“补贴型”与“非补贴型”政策两类,并将新能源车企创新偏好区分为“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选取2010—2018年期间新能源汽车上市企业的数据构建回归模型,分析了两类产业政策对于新能源车企两类创新偏好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以及新能源车企的政治关联在其中可能存在的调节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补贴型”政策对于新能源车企创新偏好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增后降的趋势,并且更容易引发企业的“策略性”创新偏好;“非补贴型”政策对于新能源车企创新偏好的促进作用呈现逐步增强趋势,并且对于“实质性”创新偏好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政治关联在“补贴型”政策对新能源车企“策略性”创新偏好的影响中存在着正向调节作用,在“非补贴型”政策对新能源车企“实质性”创新偏好的影响中存在着负向调节作用。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要更好地促进新能源车企的“实质性”创新,就必须改变目前“补贴型”政策“一刀切”的行政化安排模式,要进一步丰富“非补贴型”政策的内容,并加大“非补贴型”政策实施力度,同时要把握好企业政治关联在产业政策促进高水平创新中的调节性作用。本文丰富了“非补贴型”政策与企业创...     

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粗放型创新:激励效应与选择效应

创新驱动政策下,地方政府为“创新”而竞争,企业创新呈粗放式模式,投入力度虽不断增强,但专利成果却量多质低。本文研究发现：(1)受新上任政府为“创新”而竞争的政策激励,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粗放型创新投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政策不确定性对粗放式创新质量的影响存在着选择效应,面临政治冲击时,仅“功利性”的策略性创新企业专利申请数量短期内急剧增加,而以提升创新能力为目的的实质性创新专利数量并未显著增加。(3)在以专利数量等为政府资源分配的重要参考指标驱动下,政府补贴这一政策工具在政策不确定性与粗放型创新之间发挥了传导作用。本文结论意味着专利数据考核指标,政府补贴等“非市场”因素增强了企业粗放型创新行为,但并不利于创新质量的提高。     

中国民营企业创新补贴政策效应的动态评价

选取民营制造企业样本，通过构建PVAR模型，动态分析政府补贴、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的互动关系，进而揭示中国民营制造企业政府创新补贴的激励效应和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民营制造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均有滞后期为1-4年的促进作用，且对创新数量的促进效果更显著，说明补贴持续激励了企业创新产出的“量”与“质”，但企业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短视行为；反过来，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对政府补贴的后续投入强度分别具有滞后期为2-4年和1-4年的促进作用，且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迅速、更显著，说明政府更注重参考企业创新质量的反馈情况。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竞争积极影响了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优化了“补贴投入——技术创新产出——后续补贴投入”的政企双向反馈链条，说明高市场竞争有利于创新补贴的高效使用和合理配置。研究结论可为政府补贴政策的顶层设计和民营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决策提供参考和借鉴。     

中央与地方创新政策对关键战略材料企业实质性创新的非对称影响

以2010—2019年沪深A股关键战略材料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负二项回归方法检验政府研发补贴对关键战略材料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效应,对比中央与地方政府研发补贴影响效应的差异,并进一步探索地方政府研发补贴影响效应的边界条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研发补贴对关键战略材料企业实质性创新有先抑后扬的“U型”激励效应,调节机制检验发现,区域市场环境与创新环境负向调节地方政府研发补贴的创新激励效应,且地方政府研发补贴的“U型”效应仅在国有企业与低发展水平城市企业出现。研究结论为地方政府合理制定研发补贴政策,促进关键战略材料企业实质性创新,加快核心技术国产化替代提供参考。     

科技金融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了吗——基于创新动机视角的研究

从科技金融参与主体的类型出发,将科技金融划分为政府科技拨款、企业研发投入和金融科技贷款,并基于创新动机视角深入探究科技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采用2004-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科技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各类型科技金融均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且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最大,政府科技拨款次之,金融科技贷款的促进作用最小。各类型科技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创新人才集聚和金融资源集聚异质性。在高创新人才集聚和低金融资源集聚地区,科技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政府科技拨款和金融科技贷款主要通过实质性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研发投入主要通过策略性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补贴促进还是抑制企业创新持续性——基于异质性创新动机视角

本文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生存分析方法,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从已有研究聚焦的当期效应推进深入到其持续过程,厘清政府补贴与创新持续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政府补贴企业比非补贴企业更具有创新持续性,政府补贴加大了企业未来创新的概率,且这一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别,非国企利用政府补贴提升创新持续性的效果更为显著;从动机角度进一步分组检验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因企业获取政府补贴的不同动机而存在差异。政府补贴对实质性创新企业具有更强的额外激励效应,显著降低了实质性创新企业持续创新的风险率。而策略性创新企业的创新持续性反而要低于非补贴企业,此时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促进作用不再显著。研究结论为政府补贴实施效果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创新持续性理论的相关研究和应用,同时有助于理解中国产业政策影响较强的背景下企业创新持续性问题。     

中国医药制造业企业政府创新补贴绩效研究

政府创新补贴逐渐成为企业研发资金的主要外部来源,但其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仍然模糊。根据医药制造业企业研发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在考虑时滞效应的基础上运用STATA12. 0构建静态回归模型,从微观角度分析政府创新补贴的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以及在不同地区、不同企业性质和不同规模企业中的差异。研究表明:政府创新补贴会显著促进当期的研发投入,并且这一作用在东部地区、国企和小规模企业中表现更显著;政府创新补贴对未来一期的创新产出呈正U型关系,这种关系在东部地区、不同性质和不同规模企业中均显著;政府创新补贴对未来一期的财务绩效产生显著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小规模和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政府合理制定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和医药制造业提高创新能力提供了决策依据。     

辽宁省创新效率评估与创新驱动路径研究——基于DEA-Tobit模型

创新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辽宁省的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在全国处于较领先地位,但实质上效率并不高。一方面,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深入研究辽宁省创新效率。另一方面,采用Tobit回归模型,剖析辽宁省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基于以上研究结果,从提高政府重视程度、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大开放力度和加大教育投入4个方面指出辽宁省创新的驱动路径。     

创新激励政策、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投入

以深圳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2008年～2011年四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税收优惠、研发补贴、金融支持、产权保护及人才激励五项创新促进政策的实施效果,并研究风险投资与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相关性问题。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及人才激励政策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挤出效应---政府的研发补贴显著地减少了企业研发投入;金融支持政策效没有显著地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风险投资从总体上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没有非常显著影响;有风险投资的企业研发产出高于无风险投资的企业;风险投资的持股比例对企业的研发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政府资助与企业创新：缓解匮缺还是滋长惰性?

政府研发资助政策究竟是缓解了企业创新中的资金“匮缺”程度?还是进一步滋长了企业的创新“惰性”行为?研究将2008—2017年间国泰安数据库中2480家上市公司作为考察对象,运用工具变量法2SLS和IV Probit两种方法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1)在控制时间、行业、企业性质和地区固定因素后,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创新活动产出以及创新意愿存在U型非线性激励效应,只有当政府资助规模超过某阈值后,才呈现出对企业创新意愿的“挤入”效应,不过这种“挤入”效应可能会带来“重数量”困境。(2)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创新偏好产生了显著的“倒U”型分层效应,过度补贴将引起创新偏好向低端化“降级”,造成“轻质量”困境。(3)以上结果在国有/非国有企业、高/低创新强度行业分组间均存在异质性。意味着政府的创新补贴政策需兼顾不同股权性质、不同行业创新强度的差异性,且需重点缓解民营企业和高创新强度企业的资本“匮缺”,以及“鞭策”国有企业的创新“惰性”,鼓励高创新强度行业内民营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否则会进一步加剧不同类型企业间的“激励扭曲”。     

研发补贴还是税收激励——政府干预对企业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的影响

政府的税收优惠和研发补贴是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重要方式。但目前的学术研究并不能够回答"哪种支持方式更有利于企业创新"。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分析政府税收优惠和直接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的影响。采用505家高新技术企业2011-2013年调研数据为样本,对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和高质量创新产出的提升;相反政府的研发补贴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均具有挤出作用;同时,对于技术能力比较强的企业,税收优惠对高质量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将越弱。本文的结论从理论上丰富了已有创新政策的研究,实践中为政府更有针对性的实施创新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研发补贴还是税收激励——政府干预对企业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的实证分析

政府的税收优惠和研发补贴是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重要方式。但目前的学术研究并不能够回答“哪种支持方式更有利于企业创新”。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分析政府税收优惠和直接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的影响。采用505家高新技术企业2011-2013年调研数据为样本,对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和高质量创新产出的提升;相反政府的研发补贴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均具有挤出作用;同时,对于技术能力比较强的企业,税收优惠对高质量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将越弱。本文的结论从理论上丰富了已有创新政策的研究,实践中为政府更有针对性的实施创新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工业企业研发活动与政府研发补贴理念转变——基于演化博弈视角

我国作为工业技术落后国,近些年不断增加对企业技术的研发补贴,但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研发产出结构仍然处于失衡状态.本文基于演化博弈理论,研究我国政府与工业企业在研发补贴活动中相互作用的过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除了完善各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加强补贴资金使用监管、营造良好的自主创新环境外,更应该改变原有的“选择性”资助工业企业的理念,进而解决企业申请“策略性”,从不同工业企业研发活动特征角度出发,制定出适应企业研发活动的研发补贴政策.     

政府研发激励有利于提升区域创新效率？

   政府研发补贴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政府激励区域创新的两种重要措施,现有研究主要从研发投入和产出角度来评估这两种政府研发激励的实施效果,而较少从创新效率细分的角度去解读。为此,本文以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7—2017年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实证分析了前述两种研发激励措施对分别以专利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所对应的区域技术创新效率和商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政府研发补贴对区域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而对区域商业创新效率产生负向影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区域技术创新效率具有负向影响。此外,在不同发展驱动方式下,政府研发补贴对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均为正且无显著差异。但相比于投资驱动地区,政府研发补贴对创新驱动地区的商业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同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在创新驱动地区相对实施效果更明显,相对于投资驱动地区,创新驱动地区增强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区域商业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本研究为政府相关决策者在甄选资助对象以及政策实施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     

地方政府注意力配置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深入研究地方政府作用以及如何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创新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有限注意力视角出发,基于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及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取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地方政府注意力配置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和渠道。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注意力配置能够驱动企业创新,显著提高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质量。此外,地方政府注意力提升对企业策略性创新和实质性创新均具有正面效应,但促进利用式创新的同时会抑制探索式创新。进一步分析表明,较之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注意力配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有限;税收优惠是地方政府注意力配置驱动企业创新的显著渠道,而政府补贴并非主要渠道。本文为分析企业创新活动的驱动因素、探讨地方政府注意力配置的经济效应给予理论与实证支持,对更好发挥地方政府作用、实施创新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建议和管理启示。     

政府补贴对软件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政府补贴是企业研发和创新最直接的外部资源支持,软件产业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先导产业,如何进行政府补贴能更好地推进软件企业发展值得思考。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软件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固定效应负二项回归,从政府补贴规模、政府顺补贴（即企业盈利时补贴）、政府逆补贴（即企业亏损时补贴）几个角度,探究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有促进作用;政府补贴规模正向调节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政府顺补贴强化了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而政府逆补贴对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是负向影响。研究结论对政府补贴政策制定和企业创新实践提供参考和启示。     

政企关系与民营企业创新决策研究

   为什么我国多数企业醉心于创新数量的累积而普遍缺乏高质量的创新产出？本文基于政治嵌入视角,考察民营企业如何在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间进行选择决策。采用2008—2017年中国上市民营企业数据,研究发现：拥有直接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低质量的策略性创新而排斥高质量的实质性创新,表明与政府“过度亲密”（亲而不清）的政企关系是企业创新的“诅咒”;拥有间接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对两类创新都有偏好,但更倾向于选择实质性创新,表明与政府“适度亲密”（即亲又清）的政企关系是企业创新的“福音”。民营企业的上述选择决策会受到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发展水平、企业与中央的行政层级距离的影响。本文从政企关系视角阐释了我国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不匹配问题,揭示了构建“亲”“清”新型政企关系对激发高质量创新成果的重要作用,有助于指导民营企业进行正确的创新战略选择决策。     

政府R&D补贴分配策略探讨：创新“主力军”与“国家队”之争

本文针对如何将政府有限的R&D补贴资金在创新“主力军”（企业）与创新“国家队”（科研机构）之间进行“最优”分配这一重要问题进行解答。通过构建涉及“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三部门的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理论探寻政府补贴最优分配策略,探究行业规模、产研合作、技术溢出等一系列因素对政府R&D补贴制定和实施的影响。研究证实：只有当溢出效应达到或超过一定水平时,政府才会对企业实施R&D补贴,并且伴随溢出效应的增大,政府会提升补贴预算资金中向企业投放的比例;产研合作不仅有利于强化市场企业与科研机构的研发投入的意愿,还有益于企业利润、消费者福利以及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较高程度的产研合作会增强政府向科研机构实施R&D补贴的意愿而降低政府对企业研发的支持力度。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供给侧创新效率研究

基于沪深A股296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BCC模型、超效率模型和回归模型对2013-2015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供给侧创新效率进行了评价和投入产出改进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供给侧创新总效率、纯技术效率呈缓慢增长趋势,但整体水平较低,规模效率整体水平较高,但呈缓慢下降趋势;按产业分类来看,在供给侧创新总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方面,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数字创意产业呈上升趋势,生物、新能源汽车产业呈倒V型结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呈V型结构,各产业规模效率较高,但创新总效率差异较大;政府补贴、全时研发人员人数投入冗余率较高,当年专利授予数量、市场需求增长率产出不足率较高,政府补贴、研发投入强度、全时研发人员人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生产和消费环节的“非补贴型”政策孰优孰劣?——基于新能源车企研发投入促进效果视角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中国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的背景下,加大“非补贴型”政策的实施力度,对于减少“补贴依赖症”并且有效激励新能源车企的研发投入十分必要。本研究以中国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企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考虑新能源车企政治关联差异的基础上,应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从显著性、敏捷性两个维度比较了生产和消费环节“非补贴型”政策对新能源车企研发投入的作用变化,分析两环节“非补贴型”政策孰优孰劣。结果表明:“生产”环节非补贴型政策对新能源车企研发投入促进的显著性相对更高、敏捷性相对更强,能更大程度、更加迅速地促进车企研发投入的增加。新能源车企政治关联的差异性对生产和消费环节“非补贴型”政策实施效果存在影响,对于政治关联较低的车企,“生产”环节政策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相对更理想;对于政治关联较高的车企,“消费”环节政策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相对更理想。中国新能源汽车“非补贴型”政策未来的政策制定重点应向“生产”环节政策倾斜,倒逼车企加大研发投入,同时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权利边界,加强对新能源车企通过政治关联“寻租”并获取资源的策略性行为的监管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