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俗求雅 群趣横生——曹禺剧作剧场性追求面面观之一

戏剧是一种"群趣"艺术,而曹禺是一位为演出而写戏的作家。他在创作中特别照顾中国观众的审美习惯和趣味,很重视也很懂得激发剧场时空中的"群趣"。本文探求剧作家曹禺作为一位汲取中西艺术精华的现代剧作家在剧场性"群趣"上的超越性追求,这对于当代戏剧创作及剧场性的营造都是富有启发性的借鉴。     

改版表演学《日出》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语文版课标教材《语文》八年级下册设置了一个戏剧文学单元,其中收录了现代剧作家曹禺先生的《日出》     

“我倾心于人物”——谈曹禺剧作中的人物塑造

曹禺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作为一个戏剧创作人员,多年来,我倾心于人物。我总觉得写戏主要是写人;用心思就是用在如何刻划人物这个问题。”那末,曹禺作为二位戏剧大师,他在刻划人物时用了些什么“心思”呢?他那些不     

曹禺戏剧中两类女性形象的再审视--在生命体验与生活体验之间

在生命体验与生活体验之间,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模式化地呈现出“两极化”的性格特征：“追问生命”的女性形象,承载的是剧作家回归自我的生命体验;“追问爱情”的女性形象,承载的却是剧作家逃避自我的生活体验。两类女性形象都逃脱不了失去自我的人生命运。     

意识形态·剧作者·观众——关于曹禺前后期剧作“剧场性”比较及其变化原因的探讨

曹禺剧作强烈的剧场性缘于其独特的剧场意识,构建其剧场意识的两大基石是观众意识和舞台意识,它们是成就曹禺前期剧作强烈剧场性的法宝。建国后,剧作家原有的创作个性自觉服从于时代的创作共性,创作主体身份从一个写戏者转成一个宣传者,舞台的审美娱乐功能被宣传教育功能所替代。观众的定位也随之发生从被感染到被教育、从融入剧情到理性观剧的转变。     

意识形态·剧作者·观众——关于曹禺前后期剧作“剧场性”比较及其变化原因的探讨

曹禺剧作强烈的剧场性缘于其独特的剧场意识,构建其剧场意识的两大基石是观众意识和舞台意识,它们是成就曹禺前期剧作强烈剧场性的法宝。建国后,剧作家原有的创作个性自觉服从于时代的创作共性,创作主体身份从一个写戏者转成一个宣传者,舞台的审美娱乐功能被宣传教育功能所替代。观众的定位也随之发生从＂被感染＂到＂被教育＂、从＂融入剧情＂到＂理性观剧＂的转变。     

“狭之笼”与突围——曹禺早期剧作的主线

论文从曹禺早期的创作实践出发,论述曹禺早期作品中“狭之笼”的总体意象,从场景和冲突揭示“狭之笼”对人的压制,并从“门”和“窗”的意象解释人物的精神突围。最后着重阐述剧作家的审美感受与“狭之笼”的关系,从而进一步说明这一意象在曹禺创作中的价值。     

剧场性,一个回归戏剧本质的理论话题——刘家思《曹禺戏剧的剧场性研究》管见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曹禺戏剧的剧场性研究》专门研究、梳理剧场性,揭示其内涵外延,认为剧场性是戏剧的本质属性和特征;反映中外戏剧理论研究现状,以曹禺戏剧为典型案例深入探讨论证其剧场性理论的正确可靠性,把剧场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理论视野新颖独到、理论界定精准科学、问题探究全面深刻、论述公正严密,让人爱不释手;填补了曹禺研究、曹禺戏剧研究、戏剧理论研究多项空白,是一部有理论建树的优秀戏剧理论专著,颇值一读。     

幸运的“戏剧大师”

曹禺,原名万家宝,1910年出生于天津一个逐渐败落的封建家庭里,父亲曾在日本(?)官学校学习,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但是个失意军人,很早退休在家,经常骂人,对子女颇为严厉和专横。还经常聚集一些同样不得志的清客、幕僚,在家里吟诗赋词。“整个家庭都是郁闷的,每天可以听到和看到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曹禺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很不愉快”的环境里,“看到过许多高级恶棍、高级流氓”。曹禺自己说:“《雷雨》、《日出》、《北京人》里出现的那些人物,我看得太多了,有一段时间甚至可以说是和他们朝夕相处”这些,为他以后创作戏剧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这个家庭,同时又很有文化味,父亲爱舞文弄墨,继母酷爱戏剧,常带了曹禺去看各类戏。京戏、昆腔、河北梆子、山西梆子、唐山落子、各种曲艺和“文明戏”(即早期的话剧),都使曹禺入迷,“看了戏后就和书房的小朋友们咿     

读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

钱理群所著曹禺戏剧新论,在曹禺研究领域里是很有特点的专著。它把曹禺的创作实践和人生道路结合考察,用“演戏”作为联结他艺术舞台和人生舞台的关键点。于是,评论者透过曹禺的“谦虚以至于虚伪的真诚”,发现了关于人生的“悖论”：“‘真’的人生、社会失去了真实与真诚,而‘假’的戏剧里却保留着真实与真诚。”     

直面人生与诗性诉求—曹禺话剧女性观的成因及特点探微

女性观是对女性的认识和理解。本文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从曹禺早期创作社会现实环境、生活经历和感情体验、时代精神气候三方面入手,以《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为主要分析对象,对曹禺戏剧嵌性观的成因及特点进行了较为全面客观的剖析,试图对曹禺作品人物形象、故事主题等与其女性观之间的联系做些有益探索。     

论曹禺戏剧的象征主义色彩

曹禺戏剧成功运用了象征手法,无论在主题展现、形象塑造、环境设置、结构安排等方面,象征色彩都非常明显,这种表现手法贯穿于曹禺整个话剧创作。这些手法的运用,使曹禺戏剧的风格热烈而激荡,内容深刻、含蓄、富于哲理性,洋溢着一种缠绵淡远的诗情画意,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试论曹禺话剧语言艺术的个性化和动作化

20世纪30年代曹禺的《雷雨》等话剧创作标志着我国现代话剧艺术的成熟。在话剧语言艺术上,他充分发掘了“话”的表现力。使语言个性化和动作化。     

谈钱理群之《曹禺戏剧生命的创造与流程》

钱理群先生秉着＂作家的文学史研究＂这一多向、多维的理论研究方法,对曹禺及其戏剧作品作了一次＂心灵史＂的精神巡礼。其批评措语中存在一些错谬及疏漏处,作为批评的批评,对其中的一些缺欠问题进行探源性的思考和驳难。     

终身做戏剧的仆人——余上沅的戏剧道路及其对中国现代戏剧的贡献

余上沅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创始人之一。他一生致力于戏剧,为中国现代戏剧的产生、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针对"五四""问题剧"只见问题不见戏剧的缺憾,余上沅极力强调戏剧的审美本质是艺术,戏剧应该艺术化地表现人生。在20世纪初期戏剧界对中国传统戏曲的一片否定声中,余上沅通过中西戏剧的比较研究,辨析出传统戏曲"写意化"、"程式化"的审美特征,充分肯定"旧剧"的审美价值。余上沅首倡并积极推动"国剧运动",为建设中西戏剧艺术交融的现代民族剧做出了巨大努力。以国立剧专为舞台,余上沅倾心于戏剧教育事业,为现代戏剧的发展聚集、培养了大批人才。     

尤金·奥尼尔与曹禺戏剧创作中的女性悲剧意识刍议——以《榆树下的欲望》与《雷雨》为例

作为中美戏剧史上的代表作家,奥尼尔与曹禺在其戏剧创作中都体现了女性悲剧意识。以两位剧作家的代表作《榆树下的欲望》和《雷雨》为切入点,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分别从孕育女性悲剧意识的土壤,对古希腊悲剧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女性悲剧意识在两位剧作家创作中的不同诠释等几方面对两部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分析,探讨他们在创作中所体现的"女性悲剧意识",从而拓宽奥尼尔与曹禺作品研究的范围。     

论李健吾成熟期话剧创作

:2 0世纪三四十年代 ,是李健吾话剧创作的鼎盛时期。数量众多 ,创作风格稳定 ,艺术特色鲜明 ,标志着作家创作的成熟。健吾剧作以开掘人物灵魂而别具价值 ,塑造众多的性格迥异、文化内含丰富的群体形象 ,填补我国现代文学为人生艺术领域的一个空白。变革中国戏剧情节结构的传统方法 ,发挥性格推动戏剧情节的西方艺术优点 ,表现为错综复杂的线索和激烈的矛盾冲突 ,使剧情大开大阖、想落天外 ,大大强化艺术感染力量。与曹禺一样 ,李健吾是推动我国话剧成熟和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作家。中国现代文学史应予以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 ,话剧巨匠历史寂寞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略论曹禺戏剧舞台指示的特殊性

戏剧作为跨媒介艺术,按“文本-演出”模式分段创作而成。舞台指示部分以其诞生于剧本创作阶段、改造于舞台演出阶段的特殊地位,成为维系戏剧艺术独立性的关键所在。本文概观并深入论述了舞台指示在曹禺剧中的特殊表现,进一步探讨其作用与历史审度,对研究戏剧作为完整统一的艺术体系提供了有益的范例。     

曹禺《雷雨》叙事模式中“俄狄浦斯情结”的生命观照

曹禺以其处女作《雷雨》而展示着生动活泼的人物、激情洋溢的台词、独具匠心的构思和跌宕起伏的情节及悲悯济世的情怀,并奠定了剧作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具有开拓价值的经典地位。可以说,曹禺正是依托剧本演绎中频繁表述的“恋母仇父”的“俄狄浦斯情结”,标识着华夏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中蕴藉的生命情韵。     

旭日之辉——论常剑钧剧作的本体创新

常剑钧是广西戏剧的领军人物,其剧作既注重发展广西地方剧民族剧中的传统元素,也注重剧作本体的创新。其本体创新主要表现为：戏剧结构的多样化、戏剧人物的整体性审美追求和山歌、调子的新运用。在剧作精神上,常剑钧在剧作中展示了关爱人性、关爱人生存状态的现代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