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種眼光審視中國古代方術

正遇去數十年,認爲中國古代方術屬於"封建迷信"或所謂的"糟粕",可以貌是中國學術界主流的看法。少數封這種看法有異議的學者,在談输中國古代方術時,通常也難以避免使用主流的話語和概念来進行表達。而在這様的話語和概念體系中,封中國古代方術坦然進行非主流的闈釋往往是很困難的。所以談输中國古代方衍,總是容易讓人聯想到"僞科學"或"民科",似乎是"殿肅"的學者應孩遠雕的話题。其實,這個"主流"的話語和概念體系,并不     

蔣廷黻:學術史上的失踪者

蔣廷黻是民國時期最重要的近代史學者,中國近代外交史由其開拓,中國近代政治史也因其"現代化叙事"發生了極大變化,深刻影響了一代學人。然而由於政治原因,蔣廷黻的學術影響在1949年之後的中國大陸悄然消失了三十多年,直至國門重開,蔣廷黻的學術漸漸被大陸學人所認知。一個學術史上的失踪者極大改變了中國近代史叙事模式、情節,最近二十年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些不一樣,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蔣廷黻當年所建耩學術框架、學術方法。     

時間軸綫上的“東方專制主義”

"東方專制主義"是西方學者用於定義東方古代政治形態的詞匯。在冷戰時期,這一詞匯又被用於定義東方國家的政體形式。此詞就此具有了時間軸綫上的貫通意義。中國學者站在"東方"立場對"西方"學者的"東方專制主義"斷言進行了辯駁。辯驳圍繞西方學者對東方政治複雜性的不了解,以及服務於冷戰需要的政治目的性展開。這類辯駁,局部澄清了"東方專制主義"理論的含混與失當。但拒斥"東方專制主義",并未離開以時間軸綫觀察東方、尤其是中國政治的進路。而只是提供了另一條時間軸綫,即中國政治自古至今有着自己的一條反專制的時間延展綫索。可以説,僅僅在時間軸綫上將東方政體命名爲專制主義,抑或是命名爲反專制主義甚至是自由主義,都輕忽了古今政制轉型的空間結構變化。因此二者都是一種歷史决定論的、物理時間偏好的產物。     

歷史上的中國

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現現代化,需要瞭解中國的國情.中國的國情,不僅是中國的現狀,也包括現狀所由發展而來的歷史,因此需要瞭解歷史上的中國. 瞭解歷史上的中國,有許多途徑,其中之一,是從整體上,從歷史發展的全過程的角度,看看中國在歷史上有些什么值得注意的、屬於中國所特有的現象.或者説,與其他國家的歷史相比較,歷史上的中國有些什么樣的特色.     

十八世紀法國耶穌會士的“北京經驗”以《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爲中心的討論

十八世紀是法國耶穌會士主導西方"北京經驗"的時代.不管從來京耶穌會士的人數及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考處,還是從留下有關"北京經驗"文獻材料所占的分量估衡,法國耶穌會士在西方來京人士中均占有優勢.同其它國家傳教士舆羅爲教廷的密切關係相對有别,法國耶穌會士從其1700年成立傳教區以來,就自成一體,保持着自己内部比較密切的組織關係和通訊聯系.本文主要以法國 《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以下簡稱《書簡集》)爲考察對象,探討這一文本所展示的法國耶穌會士豐富的"北京經驗".誠如法國學者德爾尼所説:"這些書簡目前仍未失掉其重要意義.首先,它們具有歷史文獻的價值,而且也是中國在十八世紀曾對歐洲施加過巨大影響的見證."①歐洲學者對這些歷史材料頗爲重視,許多學者投入這項課題研究,詹嘉玲指出:"在歐洲保留下來的數量大得驚人的資料(它們在中國本土却很稀少,也很難得到),使之成爲一項整個歐洲大陸範國内的課題.這些檔案也形成了有關中國最古老的西文文獻特藏."②由於語言的障礙和材料的缺乏,現有的中文研究成果相對薄弱,中國學者最早專門研究這些文獻的是閻宗臨先生,他早年在法國撰寫的博士論文《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③對《中華帝國全志》和《書簡集》有較爲系統的研究和較多的利用.近期張國剛的 《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争——明清傳教士舆中西文化交流》、張西平的 《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舆西方漢學的與起》兩書亦闢有專節探討、研究《中華帝國志》和《 書簡集》,④篇幅相對比較簡略.其它相關成果多集中於法國耶穌會士舆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科技交流).⑤本文限於篇幅,主要發掘和解讀《書簡集》舆北京有關的材料.事實上,十八世紀歐洲的"中國熱"(Chinoiserie)舆法國耶穌會士在他們書簡、報告中對其"北京經驗"的濃重渲染,有着直接的關係.     

文化学术动态

近代東西方文化關係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北京召開 由中國現代文化學會主辦的近代東西方文化關係國際學術討論會,於1991年12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與會學者來自中國、日本、美國、德國、澳大利亞、印度、南朝鮮等國家和香港地區共70餘人。     

“文化讬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

中國現代學術以何時為開端?歷史學界通常把1840年鴉片戰争至1919年五四運動,稱為中國歷史的近代時期,而以1919年五四運動至1949年為現代時期。但學術史和文化史的分期也以此為依據,不容易解释清末民初以來的許多文化現象。用政治事變來例同學術文化變遷,反映不出學術文化本身的嬗變規律。實際上,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可以追溯到晚清的经今文學運動,現代學術的種子即埋藏其中。但今文學運動本身还不具有現代學術的特徵。1898年嚴復發表《論治學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啓超發表《論學術之势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學》,1904年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現代學術思想和學術规範得到比較集中的體現。因此中國現代學術發端的時間,應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標誌是承認學術具有独立之價值,並在研究中開始吸收西方現代的觀念和方法;代表人物是嚴復、梁啓超、王國維等,而尤以王国維扮演着現代學術開山祖的角色。王國維1927年自沉於颐和園魚藻軒,社會上異說異是,察察為揣。惟史學家陳寅恪能够從文化興衰和一代學者的命运的角度,對王氏的死因给以正解。包括王、陳在内的中國現代学者中的大師巨子,聲聞顯晦或有所殊異,但与本民族的文化共同着命运,欲以學術為宗基“承續先哲將墜之业”,同為一代文化所託命之人則一。他們的學術流向包涵着省察傳统和回應西學兩個方面,既不忘記本民族的地位,又能够做到与世界文化對話交流,為中國現代學術奠立了難能可貴的傳统。但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仍然困難重重。就學者的主觀认知而言,有四重障蔽應予以破除。第一、學術是手段还是目的;第二、“有用之學”舆“無用之學”;第三、中學和西學之争;第四、新旧古今之辨。這四個問题所以產生,主要是中國傳统學術一向缺少學術独立的傳統,特别是“經世致用”之說束縛了人們的頭腦,使人們忽視學問本身的独立價值。王國維、梁啓超等現代學術的開聞人物,為破除這四重障蔽曾作出巨大努力,可是時至今日,也不能說此一問题已獲致完全解決。任公先生說:“就純粹的學者之见地論之,只當問成為學不成為學,不必問有用与無用,非如此則學問不能独立,不能發达。”又說:“為學問而學問,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專一,雖苦不周於世用,然每一時代文化之進展,必賴有此等人。”信哉斯言。學術之求得独立,首先還要有独立的學者。四重障蔽不能破除,宜乎中國現代學者難於安身立命也。     

言不言之美 讀范曾先生《中國畫法研究》

正正如范曾先生所言:"中國畫是哲學的、詩性的和書法的"(《中國畫法研究》p.79,以下只注頁碼),"詩爲畫魂,書爲畫骨"(p.47)。那麼哲學可謂統魂與骨爲一體的精神脊梁。統觀全書,縱論古今,橫比中西,閎中而肆外,其中心主題是中國繪畫藝術的哲學底蘊。"我們談中國畫法必須從形上之學開其端,否則終身勤於斯而不聞道,始於渾噩,終於渾噩"(p.17)。論畫法而不帶匠氣,緊扣哲學的脈絡,此乃范先生該書立意高遠所在。筆者於畫法是門外漢。但掩卷之餘,受范先生弘論啟發,和之以幾點由形而上引發的思考,謹回鳴金玉之言。     

“史學天賦”舆“叙述傳統”中國人文學術傳統管窺

本文試圖通過描述兩干多年中個學術傳統的一個"重視歷史"①的持久特點,指出這種特點渐渐構成了這個民族在學術方面的最突出"天賦",而這種"天賦"又和一種以"叙述"馬主的傳統風格緊密聯系在一起.但在中國最近一百多年的激烈動蕩中,這一"特長"似乎又有些隱晦不顯,被棄而不顧甚至屢遭壓抑.這大概也是現代中華學術要開新局所難免,比如從廣度上説,古代的中華學術就幾等於人文學術,而現代的學術是大大地擴展了,或可劃分爲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三大類.②現代中華學術也從域外文化、尤其是西方世界的文化中,獲得了過去的學術遠不能比擬的一種眼界和深度.但是,中個學術在大片拓荒補短的同時,似也不應忘記"吾家之所長",更不必"盡棄家之所藏".尤其是傳統文化在2 0世紀還曾遭到過多次的嚴重打(歷)和顛覆,我們還有恢復歷史記憶、尤其是"重新叙述"我們的歷史的必要.     

從胡適與居卡爾看中國和土耳其的新文化運動

居卡爾(ZiyaGkalp)活躍於二十世紀初年,即現代土耳出現的關鍵時刻,爲其新文化運動領袖及立國思想即土耳其主義(Turkism)創始人,并爲執政革命黨"聯進會"(CUP)核心人物。本文旨在將之與中國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作一比較,全文分三部分:奥圖曼帝國蜕變爲土耳其的歷史背景;此過程中的兩個文化運動及其領導人那覓凱末爾(Namik Kemal)和居卡爾;居卡爾和胡適的比較。最後部分爲重點,分别從以下三方面展開討論:兩人封新語文運動的貢獻;封新學術運動的貢獻;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以及對國家的貢獻。總結部分指出,胡適的影響主要在語文和學術,亦即以文化和立言爲主,居卡爾的貢獻則在於爲土耳其立國指出大方向,立功與立言兼而有之。     

中國早期的“避兵術”

中國早期的"避兵術",如以道避兵、蟾蜍避兵、琥珀避兵、太一避兵,反映了先秦秦漢時期數術方技之學存在的深厚背景,細化到兵學思想體系之中,形成了兵陰陽類文獻中的避兵思想。相應地,以數術方技之學爲契入點,對思考避兵思想與道家中的養生思想、道教中的符箓傳統的關係提供了一定的幫助作用。     

論國民黨的社會改良主義

中國國民黨是孫中山和許多志士仁人為"振興中華"而創建的革命的、愛國的政黨,蔣介石、張静江、戴季陶等一大批人也曾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獻身於國家和民族的解放事業.為什么後來其中的部分人成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的對象?簡單的"投機"說或"叛變"說不足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歷史學的任務在於根據史實,科學分析,理清事件、人物的發展、變化邏輯,找出合情合理的答案.     

司马谈所创造的“六家”概念

任繼愈教授於1963年發表了一篇題为《先秦哲學無“六家”——讀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的文章(收集在任教授的《中國哲學史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他認为司馬談所說的“六家”不可能是先秦哲學的學派而是司馬談當時的現象。任教授在分析戰國時代哲學家的主張,說“總起來看,‘六家’之說。不是講的先秦的學術流派……先秦有的只是老子學派,莊子學派,公孫龍學派等。道家,名家,陰陽家,先秦根本沒有過”(第433頁)。他由此提出:“那末,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是不是造謠?也不是。他講的六家,是漢初當時流行重     

帝國被慈禧終結

由咸豐到慈禧清咸豐十一年辛酉七月十七,當西元1861年8月22日,大清帝國七世皇帝,病死於熱河行宫,享年三十一歲.於是,滿洲皇室愛新覺羅氏失去了大家長,滿蒙漢八旗失去了部落聯盟共主,外人所稱中華帝國失去了最後一名獨裁皇帝.那以後,這個帝國不是還延續兩世三帝五十年嗎?怎麼説咸豐帝是最後一名獨裁皇帝呢?確實的,這個帝國的體制似乎没變,繼立的年號分别為同治、光緒和宣統的三名皇帝,血統仍屬愛新覺羅氏族,體制還是持續已達二百二十年的君主專制主義.     

海外中國學研究的新視角

一我觀察到的西方某些學者研究"中國學"的三個新視點 中國學術思想要走向世界,也許應對"海外中國學"有所瞭解.最近閱讀了一些這方面的材料,有些想法,很想和大家討論.     

沈兼士《廣新方言》研究

《廣新方言》是沈兼士语言文字學尤其是方言學成就的重要學術著作。由於沈兼士早年的事迹罕爲人知,平生以字行,本名反而被人遗忘;在乃師章太炎《新方言》影饗下而撰著的《廣新方言》,也焉世人遗忘至今。文章從考證沈兼士的本名着手,證明署名沈擎的《廣新方言》一書乃沈兼士的著作,進而封《廣新方言》的编纂體例和训释條例、音轉理論、語言學償值及其性質等方面進行詳細研究,以见沈兼士在近代中國學術與政治上的貢獻。《廣新方言》一書的發现,不僅爲考察沈氏早年生平與學術提供了寶貴数據,而且是探究沈氏學術與思想變遷的關鍵,爲研究中國近現代學術的傅承與中國方言學從傅統向现代的轉型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歷史文獻。     

清代理學家方東樹家訓及其思想探析

本文聚焦於清代理學家方東樹撰成於晚年的家訓專著《大意尊聞》,在梳理作者生平經歷和學術實踐的基礎上,詳细分析了其書有關家教家風、做人立身、讀書治學、修德任事、處世交友、齊家睦親、治國安民等各個方面的内容,指出是書反映了方東樹對社會現實的觀察和思考,寄托了其對于孫以及世人的教誨和希望,也蕴涵了他畢生讀經研史的心得體會。認爲這部學界關注甚少的家訓著述,實際上凝聚了作者一生的閱歷、體驗、思考和感悟,體現出方東樹的思想主張和性格特徵,其中不少觀點和看法,至今仍有很强的借鑒意義,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學術史研究札記:一無所獲的西德外賓

改革開放初期曾掀起歐美日本等國東方語文歷史學者來華訪學的熱潮。其中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波恩大學的西藏學家D.Schuh、漢學家W.Banck (龐緯)以及漢堡大學的伊朗學家R.E.Emmerick在1980年代初的三次訪華鮮爲人知。本文根據各種已刊和未刊史料,初步搜集并梳理了這三次訪華的史料。尤其是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檔案,首次披露了他們申請訪問民族所以及民族所從最初的熱情接待到最後的不予接待的全部過程,爲重建改開初期的中德學術交流史提供一份稀見的學術史料。     

“章門弟子”繆篆的平生交游與著述

"章門弟子"繆篆(1877-1939)係民國時期人文學者,早年留日,歸國後一度從政,後師從章太炎先生,其治學堂廡甚廣,於儒釋道三教及諸子學、語言學、文獻學、西方哲學乃至基督教神學,皆有所涉。曾任教於厦門大學、中山大學。繆篆平生著述等身,生前在海内外學界卓有影響,與蔡元培、馬相伯、魯迅、釋太虚及法國學者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1979)等有學術交誼,亦旅法宗教學者林藜光(1902-1945)之師。繆篆也是"章門弟子"這一民初重要學術群體中唯一一位純以哲學爲志業的學者,其思想自成體系,然半個多世紀以來,其人其著幾乎被學林淡忘,本文廣泛搜羅材料,鈎沉索隱,對繆篆平生學術交游與著述給予了盡量詳細的考證。     

國人自撰中國文學史"第一部"之争及其學術史啟示

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林傳甲和黄人分別在京師大學堂和東吴大學同時開始了<中國文學史>的编寫工作.他們或許没有想到,這一編寫活動竟會引發百年來文學史編寫的熱潮,各種類型的文學史已多至近兩千部,[1]幾乎以每年二十部的速度高速產出,正式形成一門中國文學史學科.這一學科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水平,但反過來又影響和决定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旨趣、格局和方向."我家江水初發源",研究文學史早期编著中的一些問題,當能為文學史的繼續编寫和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提供一些經驗和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