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审美的圆融——王阳明心学美学的诉求与价值

道德与审美的圆融是王阳明心学的审美诉求和价值体现之一面。良知是解读王阳明心学美学的出发点。良知的二重性对情与理的完美融合及其在心与物的展开中的完美统一凸显出阳明心学的美学色彩。良知二重性内在地规定了理（志）与情的统一,道德品格与审美品格的统一,这种统一落实于现实个体生命之上,就使阳明关学呈现出以道德与审美的圆融为核心的美学追求。同时良知个体性对审美主体性的高扬和良知普遍性对人之生命价值的关怀又赋予阳明美学新的人文精神。     

韩国阳明学者霞谷郑齐斗的良知心学

霞谷在继承栗谷和明斋相接续的以诚为中心的务实学的同时又吸收阳明学的思想.霞谷以性理学和阳明心学的统摄和自得为基础,树立了和栗谷,明斋不同的理气心性论,对自己独创的心学思想展开了论述.栗谷思想的特点就是良知说’.霞谷通过良知说树立了和栗谷的性理学不同的良知心学.良知即作为生理,其本身的道德的能动性使能显现出感受到不幸等的具体的作用,因此良知是体用一源,或者说是体用合一体.把生生不息作为生命本质的良知是先天就知道并能履行的先天的道德的自觉能力和能动的时间力的统合体,即为知行合一体.霞谷的良知说最终在知行合一上做了归纳.     

从贵阳到南昌:致良知说的提出过程

学界普遍认为,阳明学的理论基础是知行合一说、心即理说、良知说;普遍认为阳明学是王阳明进行逻辑思辨、理论思索的结果.考察王阳明龙场悟道后一直到江西时提出"致良知之教"这十多年的全过程,具体生动地揭示了阳明心学的真实面貌,证明致良知说是一种道德践履功夫,而不是一种思辨理论体系;"知行合一说"仅仅是阳明最初教人的一种功夫,而不是阳明学的基础;"心即理说"是体悟到心体后对心体体用关系的概括,而非阳明心学的理论基础.     

信念政治与社会教化——阳明学派的政治向度论略

阳明学派承续了儒家道德政治的传统,通过“化治世为治心”的思路,把社会治理的问题转化为个体道德意志和道德情感问题,强调道德信念对于良好政治的重要作用.基于对道德政治的坚定信念,阳明学派十分重视社会教化,他们通过积极的社会教化活动将心学理论落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化民善俗.信念的政治以及社会教化的理论与行动构成了阳明学派在政治哲学上的两个主要指向.     

“心学”的本质是人学、人性学

历史呼唤关于人和人性的研究。明代封建社会日趋走向衰败,重振士风,宣传大学问迫在眉睫。阳明“心学”是适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心学”核心内容“良知”的本质是人性。阳明先生强调“良知”人所共有。人人都能成为智者、圣人,目的是唤醒人的自我意识,提倡个性解放。因而,“心学”不是一般意义的哲学理论体系,而是人学,人性学。“心学”的创立是我国历史上意识形态领域里一次大革命。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在大学新生养成教育中的渗透研究

作为心学之集大成者的王阳明强调"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致良知"学说在大学新生养成教育的渗透研究过程可以理解为发现大学生的本心,向内寻求力量,助力学生自我成长.本文在深入理解阳明的"致良知"学说的基础上,结合大学新生养成教育的工作实践,在教育过程中渗透这一理论,以多层次立体化的教育模式,着重开展新生生活习惯养成、学习习惯养成、综合能力养成及人格魅力养成教育的工作,帮助大学新生塑造出众的人格魅力,实现教育、管理、服务"三位一体"的统一,促进大学新生养成教育的实效性、长效性和发展性.     

丁日昌设局禁书禁戏论

丁日昌同治七年在江苏巡抚任上禁书禁戏、查缴淫词唱本,并开列了禁毁书目。丁日昌对民间文艺特别是通俗戏曲撰演活动的偏见,源于他奉持的理学教化、崇正黜邪的思想;当时盛行的功过格思想影响及余治的劝善言论,对丁日昌禁毁淫词唱本给予了适时回应和有力俾助;而过分强调通俗文艺对末世时局之影响,则反映出清后期江南禁戏从劝善挽俗到崇正黜邪的地域性文化视野转向。     

恶的消解--阳明心学如何导致儒家道德教化的全面危机

教人为善去恶是道德教化的核心,儒家将此分为理论层面上探讨恶的来源问题与实践层面上践行去恶的功夫问题。阳明提出气是性的表现,抛弃了理学家主张的气是恶的来源,从而在理论层面上取消了恶的来源;他又以致良知的简易功夫取消了去恶功夫的独立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儒家道德教化的全面危机。     

王阳明心学的个体化和普遍化倾向

心学中的心既是个体道德的依据也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它是道德良心的依据和个体良知的呈现,具有鲜明的个体化的倾向。同时它也遍及宇宙万物之中,是万物本体。道德不能仅仅只存在于个体的良知之中,还需具有公共性,因此心不能仅局限于个体之内还应具有普遍化的趋势。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张力导致心学后学中产生了各种分歧,影响远及日本韩国的。这种张力的存在实际上是王阳明试图解决道德良知的私人化与公共性的矛盾的必然结果。     

方东美“含情契理”生命本体对阳明心学的继承与超越

方东美是二十世纪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型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从“普遍生命”出发探讨生命哲学,建立了以生命为中心的审美价值本体论.在方东美的生命美学思想中,为了宇宙与人生、事实与价值达到统一状态.方东美从心性之学的进路深刻分析并继承与发展了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学说,从而建立了其生命美学思想中兼容“情”“理”的生命本体.     

浅谈王阳明散文中的道义与担当

王阳明作为文学家,他的散文创作在其文学作品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王阳明散文中道义与担当的传达体现了王阳明士大夫的本色.在其散文理论中,王阳明担当起破心中贼的社会重任,主张诗文创作应当注重内心的道德义理的修养.王阳明散文的思想内容,充分表现出了一位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对道德义理的伸张和对社会重任的担当.     

王阳明乡治思想探析

在阳明的文录、公移、告喻、奏折、诗文中,有诸多乡治思想。阳明在庐陵、南赣、汀漳、上杭、丰和、崇义、思田等地平定叛乱、赈济灾民、减免赋税、兴办书院社学、实行保甲制度、制定乡规乡约、推行土官自治、疏通盐法、设立县治等都是其乡治思想的体现,表现为宽猛相济、恩威并重、德法兼施等特点。     

融儒道释于一身的典型人物——王季文及其《九华山谣》研究

王季文乃晚唐时期赋有传奇色彩人物。他苦攻儒学,获取了进士功名并授于朝官;却寻弃官归隐于九华山,践行道仙＂异人＂点拨的修身之径;可临终,又将自己的宅室舍给佛门为寺。他终生与九华相陪产生的特殊情感,进而迸发出的《九华山谣》,字里行间亦蕴藏着儒、释、道和谐相融的意韵。钩沉王季文人生道路和对《九华山谣》进行研究,于今天和谐社会的完善和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论人的道德需要

道德是一种社会规范.人之所以需要道德,有社会和个体两方面的缘由.就社会方面而言,道德是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的产物,是保障社会有序运行的手段;就个体方面而言,道德是人的本质存在的体现,是个体立身行事的依归,是个人自我完善的精神力量.     

美育的独立地位与审美育德——王国维美育思想探析

王国维的美育理论是以中国传统的美育思想作为其深厚的土壤,并借鉴西方美育思想而形成的。王国维倡导美育应有其独立的地位,在美育的领域内,美育的育德功能是第二位的,美育自身的价值才是第一位。这一思想是王国维提出培养“完全之人物”这一观点的理论前提。     

试论孔子"仁"的思想中主体性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仁”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基本内容,也是其道德教育的核心与基础。作为孔子所追求的道德的最高境界———“仁”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洋溢着对人的力量的自信,高扬着人的主体性精神,但封建的专制制度桎梏了其生命力的发展。在今天的德育改革实践中,我们应吸取其思想的精髓,在开放的、能动的实际生活中发扬人的主体性精神,培育道德生活的主体。     

道德发展理论与生命教育途径探析

社会个体的生命既意味着个人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意味着个人将承担与其生活境遇关涉的特定社会责任。生命教育不能停留于简单的知识传授或情境体验。只有分析个体道德心理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深挖生命的道德价值,将生命教育和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在道德教育过程中探索生命教育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道德教育的生命教育功能,才能将生命教育落到实处。     

文学接受史视域下的李煜词平议

在唐五代到北宋的词体演进过程中,李煜词的变化引起后代研究者的注意,王国维甚至认为其词一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是,李煜词并没有发生质变,其创作者身份仍是贵族。实际上,李煜词在词学史上的变化并没有被强调学养的宋人肯定与学习。只是到了词学昌盛的明清时期,因李煜的遭际与其词之凄艳绝美,日渐得到时人肯定与赞誉。     

因俗化民，圣人苦心——读王阳明《象祠记》

王阳明首先从祭祀象的现象中发掘出了两个合理’因素,一是象为舜的兄弟;二是象改正了错误。由此,得出了两个关于教化的命题：第一,人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的;第二,君子应该不断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以不断提高自己的化育能力,其极至就是可以化育恶人。在以君子期人的同时,王阳明也表示了以君子期己的一贯态度。     

苏舜钦思想考论

苏舜钦始终以儒家自居,儒家思想是其立身行事的基础。他有很强的夷夏之辨思想,重视道德修养,追求刚直、坚毅、忠贞的人格,一生以康济斯民为己任。同时濡染道家思想较深,但基本上未受佛家思想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