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问题——以权利保障为价值导向

目前,轻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取得良好效果,但重罪案件受限于该制度所追求的效率价值这一目标,未得到充分适用。缘于制度价值导向失衡、法律规范模糊不清以及各方主体利益难以平衡,重罪案件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明显受制。因此应当转换价值导向,注重对当事人特别是被追诉人的司法权利保障,尝试从权利保障角度来探析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路径。最终,立足权利保障的价值导向,确立相关法律规范、构建与强化相应程序的制度,改善重罪案件适用效果差的现状,从而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优势。     

被追诉人行使反悔权后的法律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此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项重要内容。被追诉人在认罪认罚后可以撤回其签署的《认罪认罚具结书》,这意味着被追诉人享有对其有罪供述的撤回的反悔权。此外,在《认罪认罚权利义务告知书》中提到被追诉人的某些行为可以被视为撤回。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后反悔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如证据、量刑、人员回避等多种问题亟需得到解决。通过设定不同阶段的行使程序、救济程序以及相应的配套程序以期解决行使反悔权后所带来的法律问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理诠释与适用

理论上对认罪认罚从宽的内涵存在争议,需要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认罪、认罚、从宽等构成要素进行法理分析,以廓清刑法理论上的不同认识。在司法实践中,需要对行为人认罪的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在罪名定性存疑时,司法主体对认罪环节更需慎重,对有罪答辩的罪名数量也需要认真核查,以确保认罪认罚从宽的司法适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认罪认罚从宽的实施还需要遵循罪刑相适应原则,对认罚的从宽处理需从刑罚种类与刑罚幅度等方面进行明确。这一制度可以适用于刑法分则的所有罪名,不应该在司法实践层面上对其适用范围进行限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困境与路径

在适用条件及适用后果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程序存在一定的交叉。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铺开,公诉案件刑事和解面临着适用范围狭隘,从宽幅度小以及被害人主体地位虚化的现实困境。认识并解决这些困境,应顺应认罪人罚从宽的制度背景,从宏观高度重新厘清制度定位,扩大和解的适用范围,赋予被害人明确的量刑建议权。     

环境犯罪治理中的生态修复：困境、定位及出路

生态修复是近年来环境犯罪治理的重要议题。当前,司法实践中生态修复适用依然存在定位混乱、缺乏激励、监督不佳等问题。立足于自身性质与犯罪治理的现实追求,生态修复应定位于环境犯罪刑罚从宽之认定条件。如此定位下的生态修复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保护客体、理念、性质、程序、制度方面具有高度契合性,故建议将生态修复纳入环境犯罪案件认罪认罚机制,实现环境犯罪的有效惩治和生态环境的有效恢复。这一构想在制度层面具有现实可行性,程序上可提升诉讼效率,实体上可形成阶梯式量刑激励,同时以检察机关为主导,联动各部门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确保生态修复的质量和效果。     

认罪认罚从宽视域下精准化量刑建议的优化路径

2018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正式增加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定.随着这一规定的提出,精准化量刑建议被作为《刑事诉讼法》有效运行的支点引发了诸多争议与讨论.为了对精准化量刑建议所包含的基本原理进行深入探究和对其的诸多争议进行回应,文章从量刑建议精准化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入手,总结出量刑建议走向精准化存在的现实困难和...     

“互联网+认罪认罚”办案模式研究

智慧司法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如何继续贯彻该制度,有效地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便捷化、智能化成为司法机关的当务之急。在“两高两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指导下,检察机关将办案工作与“互联网+”技术结合探索出两种办案模式,分别是“远程视频+电子签名完成具结”“远程视频+权利告知书”模式。当互联网+技术应用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采取措施有效避免该模式在司法仪式性、亲历性方面的程序风险,并以此为契机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信息化、智慧化。     

认罪认罚视阈下酌定不起诉的困境与完善

酌定不起诉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取向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目前我国酌定不起诉面临着案多人少、犯罪轻刑化明显、程序分流不足的现实困境,这与推进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存在抵牾。对此,未来立法改革应当在分析冲突原因的基础上,转变有罪必罚的深层次思维逻辑,统筹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与程序控制的平衡,引入以附条件不起诉为重点的改革措施。     

浅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视阈下的错案防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实践化试行至制度化入法、自小范围开展试点至推行全国范围适用,大大提高了我国刑事司法的效率,加快了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进程。但该制度适用范围不断扩大的同时,需要防范其隐蔽漏洞造成的冤假错案问题。文章从分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能导致错案的根本因素和直接因素入手,提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错案防范的化解路径。     

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经济学思考——基于“卡尔多—希克斯效率”视角

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全面推开并展示出强大生命力，传统法学研究方法在分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与合理性以及司法资源效益方面存在某些局限性。以“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理论为研究工具，从法经济学视角论证了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性，以C法院裁判文书为实践样本，分析该制度适用现状及博弈相关因素并进行法律效益评判，提出了细化认定标准、优化认定范围与效益关联、保障被追诉人合法权利等实践路径，以期实现效益最优和法益人本理念的回归。     

论溺婴犯罪的处罚

溺婴行为,是指行为人将自已所生的、有生命的婴儿杀死的行为.溺婴行为侵犯的同类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侵犯的直接客体是人的生命,其主观方面是故意杀人.所以.应将溺婴行为定为故意杀人罪.对溺婴行为的量刑,则要坚决依据其犯罪事实(包括情节轻重,主、客观原因和认罪表现),以法律为准绳,准确量刑,不枉不纵.这样,才能切实保障婴儿的生存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律师参与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为我国刑事辩护的实质性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在制度适用中强调律师的有效参与,是"辩护权主体与辩护权行使主体相分离"大背景下,维护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质量性、自愿性和有效性的必然选择。现阶段亟需在提高刑辩律师数量与能力的同时,逐步构建起科学完备的法律援助机制,从而最终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的有效参与。     

量刑规范化的程序进路和建构设想

因量刑失衡而引起的司法不公越来越为人诟病。针对此问题，无论是学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均作出了诸多尝试．且其视阈多集中于实体进路。但是，无论是从学理的角度还是从司法实践的效果来看．实体进路均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而量刑规范化的程序进路在实现程序公正进而实现实体公正方面则呈现出诸多优点：其能保证被告人获得更为充分的刑事辩护。能为法庭辩论提供更为广阔的程序空间．法官也因此可以获得更为丰富的量刑信息。在选择程序进路的基础上，依据被告人否认控罪和自愿认罪两种情形．分别建构两套不同的量刑程序是较为可取的方法：在被告人否认控罪的情形下，需要将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分别独立化。开庭两次。分别解决定罪问题和量刑问题；在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情形下。则无须将量刑程序完全独立化，只需将一次法庭审理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定罪阶段和量刑阶段．在此种情形下．由于被告人已经认罪。因此定罪阶段应尽可能简化，庭审的重点应放在量刑问题上。通过这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的建构，以期能够实现量刑的规范化和公正化。     

浅谈量刑均衡问题

量刑不均衡问题是当前困扰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法院、不同法官之间,对同类案件在裁判中出现不同的结果,量刑偏差甚大,严重影响刑法的统一实施,不能体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量刑失衡是多种复杂因素作用的结果,有认识、立法、司法及其他因素等共同造成的。解决量刑失衡问题,关键是要统一法官量刑的指导思想,制定科学的量刑具体标准和法律尺度,节制和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相同的犯罪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法官裁判中都能得到公平的处罚,以体现个案公正和社会正义。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

我国建立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后,这一制度被广泛运用于司法实践,在节约司法资源、减少办案环节、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的运用仍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参考国外司法实践基础上,结合我国司法实际,提出了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议。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技术性上诉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技术性上诉因违背司法公正性、损害司法公信力、拖延诉讼效率而应受到限制。引起技术性上诉的主要原因包括上诉理由审查机制的缺失、上诉不加刑原则对二审裁判的限制、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法定效力不明、监所条件差距带来的留所服刑需求以及不健全的司法教育感化机制引发的虚假"认罚"风险。为有效避免上诉权滥用,应当明确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效力、完善速裁案件二审审理制度、统一服刑标准并强化司法沟通工作,此外,可以尝试在速裁案件中推行有因上诉制度。     

从检察主导型到控辩平等型: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协商模式的转型

量刑协商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随着检察主导作用在刑事诉讼进程中的发挥,从量刑协商的启动、过程和结果三个维度看,其在司法实践中渐次显现出检察主导型协商样态.检察主导型协商固然有其正向功用,但也可能异化诉讼构造抑或增加冤假错案的风险.故此,文章沿着深化检察主导作用的张弛发挥、强化...     

法庭调查模式的逻辑与反思——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行为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实现我国刑事案件繁简分流的枢纽。目前，刑事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后仅有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三条路径。而法庭调查作为审判程序的核心阶段，直接体现审判程序繁简的关键环节，必将因此受到影响。首先，公正基础上效率观以及现代司法的宽容精神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影响刑事诉讼法庭调查模式的核心价值导向；其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四个核心构成要素，即被追诉人意志自由前提下的自愿性、控辩合意的利益交换、追诉主体扩张的裁量权、诚信理念是该制度运行影响法庭调查模式的内在逻辑；最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中法庭调查内部各环节保留与简化存在问题，认罪因素与认罚因素的介入具有不同的影响，刑事案件庭审流程具有再简化的可能性。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不起诉制度适用的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事速裁程序的进一步发展,其程序意义在于实现案件繁简分流。不起诉制度源于起诉便宜主义,旨在将部分案件在审判之前终结诉讼程序,但我国检察机关未能充分利用不起诉裁量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应对刑事诉讼全过程予以简化,审判前适用不起诉制度既有可行性,又有必要性。应明确将认罪认罚作为酌定不起诉的考量因素,将符合条件的案件及时分流出诉讼程序,是实现两项制度程序价值的出路。     

犯罪被害人过错立法与司法规制

在我国,犯罪被害人过错属于酌定量刑情节,法官在适用这一情节时自由裁量权较大,各地法院对犯罪被害人过错案件的审判结果差异性明显,这种现状要求我们对犯罪被害人过错进行规范化。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犯罪被害人过错行为的内涵为违法或者违背道德且侵害了被告人正当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将犯罪被害人明显过错和重大过错作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量刑情节在刑法总则中设置;在司法文件中统一规定犯罪被害人过错从宽量刑的幅度,出台司法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对犯罪被害人过错进行细化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