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屠隆“性情说”对复古派“情真说”的发展

复古派"末五子"之一的屠隆文学思想表现了由复古向性灵过渡的特征.屠隆的"性情说"提倡文学抒发个人性情,以"各极其致"取代格调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从而超越了复古派的格调理论."性情说"是对复古派"情真说"的继承和发展.从屠隆"性情说"的内涵中可以看到,随着时代思潮的变迁以及文人思想的变化,复古理论中的某些理论内涵会发展成导致复古派消亡的内在因素.     

明代文学之争

<正>明代中期有"复古"和"解放"的文学争论。复古派以"前七子"与"后七子"为代表,提倡文学复古,认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此后的文学皆为末流,不值一读。解放派则反对复古,推崇"唐宋八大家"的文体解放,因此,也被称为"唐宋派",代表人物有归有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解放派认为:"今世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     

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中衰深层原因探析

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从活跃于弘治、正德年间的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文学复古流派开始,经过唐宋派的冲击后,其间出现了中衰,但终于又在嘉靖中期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文学复古流派中继续进行下去。从其中衰的现象来看,包括"前七子"文学复古流派的消歇、唐宋派的冲击以及"后七子"文学复古流派的兴起这几个现象。要分析明代复古运动中衰的原因就不得不对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进行探析。在探析过程中也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发展的复杂性与曲折性。     

论明末文学流派的论争——以云间派为中心

文章比较了云间派与竟陵派、唐宋派、娄东派及虞山派文学思想的异同,认为复古主张与性灵思潮在明末文学中有合流的趋势。云间派的兴起正反映了这一趋势,不能因为他们主张文学复古,就简单视之为是对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反动。     

试论郑善夫的诗坛地位

作为明代"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重要成员,作为闽地阳明心学的早期主要代表,郑善夫是福建文学发展史上较早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著名诗人。通过认识诗人对明代闽派、"前七子"复古派及其阳明心学的多重贡献,可以进一步客观地定位其在明弘治、正德年间的诗坛地位。     

论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

从明初至明代中叶,以吴讷、徐师曾、李东阳和明代七子派为代表的复古派掀起了一场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复古派以古赋为艺术标准,确立屈骚、相如赋艺术典范的地位,强调学习古赋创作的文学修养和构思方式。复古派创作秉承屈骚汉赋的怨刺讽谏精神,追求雄奇壮伟的辞赋美学境界,力图恢复古赋雄健的文学风尚。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一定程度上矫正了时代萎靡的文风,在辞赋发展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和重要的地位。     

从杨慎的文学观看文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交错现象

杨慎坚守程、朱理学,反对阳明心学,而他的思想中却有与阳明心学相似处.杨慎反对泥古,主张自树立,与其时之文学复古思潮异趣;但是他的文学观念中却有复古的成份.杨慎批评复古思潮宗杜的倾向,崇汉魏六朝,与其时复古思潮宗盛唐异趣;但是他同时又赞美盛唐.杨慎论诗持重情说,但是在实践中又往往以理碍情.他的文学观念中交错着多个文学思想来源,与两个文学复古思潮之间出现的多元文学思想倾向有关.     

陈子龙等编《唐诗选》考论

《唐诗选》是明末云间派陈子龙等人主持编选的一部中关唐代诗歌总中的选本。通过查检相关文献,我们可以了解这部诗选的编选者、编选时间、编选动机、体例安排、取材、评点等情况。这部选本中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陈子龙的文学活动以中云间派的文学复古思想。     

“台阁体”非“七子”复古对立考论

众多学者在论著中把"前七子"的复古作为"台阁体"文学的对立面来看待,把"台阁体"文学的最早代表认定为杨士奇。然而,对明代学者关于"台阁体"文学的主要观点进行一个系统考察后我们发现,明代"台阁体"文学应该起源于宋濂,明代的文学复古也源于明初宋濂等人的"台阁体"文学,只是到何、李时期达到高潮。"台阁体"文学不应作为"前七子"复古的对立,而应看成明代复古文学重要的一部分。合理理解"台阁体"文学以及明代复古运动的历史,我们必须立足于文献,澄清和修正目前学界对于"台阁体"与"前七子"关系认识上的部分偏误,并对"台阁体"进行一些翻案。     

群体中的个体:王世贞的多重文学维度——以苏轼批评为视角

王世贞是一个拥有多维文学面貌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晚年自悔”,其本质是他身上的群体意志和个体意识不完全重合。从表现上来看,他从未抛弃复古的根本立场,同时却又有中晚明时期文学发展大势由复古转向革新的影子。这种特性在其对苏轼的接受态度上得到了完整的投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在文盟领袖角色与纯粹个人感受之间,王世贞给外界传达出的对苏轼的态度有所不同。另外,王世贞并非保守的复古者,他在复古立场之上一直寻求与性灵革新的平衡,这在他对苏轼文学创作思想的承继上也多有体现。表面来看,王世贞的崇苏与复古派的抑宋似有矛盾,但抑宋的本质实际是反道统性理文学,这与苏轼的文学性格反而是统一的。     

“淮南三王”诗歌比较

王艮、王栋、王襞所写诗歌在宣传泰州学派思想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三王”的生活环境、家教渊源、文学素养以及对诗歌作用的认识不同,其诗歌内容与诗歌风格也有差异。总体上看．王艮、王栋、王襞就诗歌创作水平来说,一个高于一个,而就诗歌创作理论而言,则各有千秋。王艮从轻重角度提出了先德行而后文艺的原则,王栋则从缓急角度强调了王艮的观点,两人都把诗歌的道德性与教育性视为诗歌创作的首要要求。王襞的不少诗虽然也进行了理论的揭示,但他的诗以抒发自己的理想信念和豪情壮志为主．因而在诗歌的内容与写作方法方面与王艮、王栋有着明显的区别。     

老去依然发浩歌——李中峰先生诗赋述评

李中峰先生是当代西部一位杰出诗人。他热爱传统文化,文化功底深厚,具有浓郁诗人气质,几十年来创作的诗赋近3000首(篇),其特点一是众体皆备,诗词曲赋文兼写,诗歌以格律诗为主,格律诗以七绝见长。二是题材广泛,咏怀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新田园诗既描写原生态的山水田园自然风光,又体现了当代农村的新风尚;讽喻诗继承了中国诗歌的"美刺"传统。三是风格多样,其中有一些七绝佳作令人拍案叫绝。中峰先生的诗赋创作继承了中华古典诗赋的优秀传统,又能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中峰先生以及当代许多传统诗歌创作实践是对后现代非诗化诗风的矫正。将当代众多的创作古体诗赋的作家屏之于当代文坛之外是一个很大的缺憾。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不能只把眼光关注到小说、散文及现代诗上面,应该放开眼光,抛弃陈见,关注那一大群以古体格律诗为载体来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诗人及其他们的创作。     

“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钱钟书历史诗学思想试析

钱钟书先生虽以文学家及文艺批评家著称,但其在史学思想领域也颇有创见。他针对诗、史联系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钱氏这一诗、史联系理论同西方新历史主义＂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理论相比照,不难发现钱氏历史诗学思想实质即在坚持＂诗、史有别＂的前提下融通文学与历史,进而强调文学与历史间的＂互涉＂。     

王维山水诗的境界、神韵与气象

作为一代"诗佛",王维山水诗创作可谓"地道的中国诗",具有他人难以企及的境界、神韵与气象。王维山水诗的境界主要表现为天音禅趣与清静雅逸,神韵主要表现为随意适性与天然风流,气象则主要表现为宏衍博洽与收放自如,而这些正是"诗佛"的文学与文化意义之所在。     

夏中义“忧生诗学”研究的方法理路及反思

夏中义站在人本立场,用发生学的研究方法为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建立了＂忧生诗学＂的体系。在本体论层面,他以＂忧生诗学＂贯穿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在方法论层面,他既吸收了影响研究的合理内核,又将其上升到发生学研究的层面,分析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思想的深层次原因。这种研究理路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把王国维对叔本华的接受视为被动消极接受的弊端。其实,王国维的思想一直纠结在＂忧世＂和＂忧生＂之间,到最后终于向二者告别。仅用＂忧生诗学＂概括王国维的文学批评不能说明其诗学思想的变化和发展。     

欲效风雅追贤圣，且就义法赋诗篇——论方苞的诗作和诗论

桐城是一个诗人辈出的地方,方苞之父兄师友许多都是杰出的诗人,方苞在其影响下很早便对诗歌创作产生了兴趣,并且终身没有中断过诗歌的创作。其诗作流传不多,就目前所存诗作看来,可谓义正辞雅但韵味稍逊,因此其诗歌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作为一个文论家,方苞的诗论继承了传统诗论中“诗如其人”、“文以载道”的观点,重视诗人的经史根基和诗歌内容,又与其古文“义法”理论中之“言有物”一脉相承。方苞诗作和诗论成为后来桐城诗派的先声,值得学者研究和重视。     

论汤显祖的诗学思想

汤显祖是明代著名的戏曲家,不仅戏曲写得好,他的诗学思想也非常丰富。在发生论上,他提出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的创作理念,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提倡抒写性灵,不拘格套。在构成论上,他认为世总为情,情生诗歌,万物之情,各有其志。在审美论上,他有着情理统一的美学追求。     

在游历中超越——再论张默兼评其旅行诗集《独钓空濛》

台湾著名诗人张默及其所代表的台湾前行代诗人,经由半个多世纪,从人本到文本的塑造所行成的“诗歌人格”和“诗歌精神”,已成为百年中国汉语诗歌一种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与传统。一向“把‘诗’当作动词”的张默,对“旅行诗”的写作更是偏爱有加且独有心得。新近出版辑其五十余年“旅行诗”作品为大成的《独钓空濛》诗集,以“台湾诗帖”、“大陆诗帖”、“海外诗帖”三大板快亦即“家园”、“故国”、“彼岸／远方”三种文化地缘的游历互证,不但构成别具一格的待性行旅之丰饶景观,更将一般而言的“旅行诗”,提升到一个深具“文化学意义”的高度。     

再论陈子昂的文学理论及其时代意义

初唐杰出文学家陈子昂,在诗文革新中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陈子昂的文学理论包含“风雅说”、“兴寄说”和“风骨说”三项内容,不但有明确的指导思想,还提供了具体的实践方法——以“风雅说”为体,“兴寄说”、“风骨说”为用。陈子昂在实践其理论的创作活动过程中,对当时的绮靡文风和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循韩孟之脉，立奇瑰之风——北宋诗人王令诗歌简析

王令的诗文风格显著,思想奇崛。受北宋两位著名人物孙觉和王安石的影响,王令对韩孟诗派情有独衷,诗文带有中唐韩孟诗派的特征。他吸收韩愈的思想并加以改造,提出了“文以载道”、“不平则鸣”的创作主张。在语言风格上,王令借鉴了韩孟诗派的语言特色和修辞手法,追求古拙拗涩、奇崛峭拔。其诗歌最大的特点就是将议论情感化,以议论为诗,然而诗中奇崛的想像又使诗歌有了一种浪漫色彩,从而冲淡了议论的理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