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启蒙与教师专业意识的自主发展(之二)——探询教育的根本意义

教育需要启蒙,教育专业意识的发展是一种自我启蒙。教育启蒙就是探询自我教育行为的根本意义,这种意义是双重的,一是指向教育的对象,即我们的教育实践究竟在培养怎样的人;一是指向自我,即我们的教育实践对于自我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     

教育的根本使命:培育个体“生命自觉”

"生命自觉"是人类生命的本体特征,唯有"生命自觉",人方以为"人"。在教育和教育学的领域和视野里,"生命自觉"主要表现为个体对生命自身的自我了解、自我领悟、自我把握与自觉实践。"生命自觉"在现实的教育与教育学研究中的"双重失落",其根本是"人"之本质的自我失落、自我沉沦。作为擎秉人类希望之光与成长力量的教育活动,必须有勇气和智慧承担起"培育个体生命自觉"这一教育自身的根本使命。     

论教育实践的生活世界转向

生活世界是人的自我生成之域,是人诗意栖居的家园,回归生活世界就意味着走向生成中的人。教育世界中的人是一种生成性的存在,然而,人的生成离不开现实的生活世界。另外,现实的教育存在着遗忘生活世界的问题,因此,教育实践的生活世界转向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事实,也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教育哲学视野中的儿童尊严

儿童的尊严是儿童发展的最高价值,它意味着每一个儿童作为人的存在所具有的独立且自足的价值,因之,儿童的尊严是平等的。儿童的尊严为个体提供自我教化的内在动力。儿童尊严不仅是儿童在教育中的一项基本权利,而且还是儿童教育应当追求的最高理想。作为儿童的一项基本权利,它为教育行动设立了最低准则,尊重儿童尊严成为一种无条件要求。作为教育的一个最高理想,它又设定了教育行动的明确方向,教育必须"为了儿童"和"通过儿童"。不正义的教育通常误置儿童尊严的基础,致使儿童尊严由一种目的性价值降低为一种条件性价值,最终导致儿童尊严的贬损和失落。     

论本纳的教育实践终结性思想

教育实践的终结性问题是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基本问题。本纳在《普通教育学》中提出了教育实践具有终结性,认为教育实践与其他人类实践的不同之处在于教育实践以预设自己的终结为基础。教育实践三个行动维度中的终结具有不同的尺度：作为对未成熟者的自我否定的强制关系的教育行动,终结尺度是教育主体间关系从“管理性强迫”转向“可逆”;作为教育性—教养性教学的教育实践,终结尺度是学习者的自我思考和自我判断;作为向社会行动领域过渡的教育实践,终结尺度是学习者参与人类总体实践的自我负责与代际互动。教育实践终结性的主要特征是“有确定的界限而无明确的边线”,“有确定的界限”意味着教育实践终结时既不能“教育不足”也不能“教育过度”,“无明确的边线”意味着教育实践的终结没有明确的时间边界且随时可能获得新的教育实践起点。     

对话心灵 关怀生命——全人生命教育理念下师生关系的建构

人是一种关系的存在,任何对学校教育的完整关照都离不开对师生关系的审视。教育作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师"与"学生",这两种学校教育中最重要的"人"的因素。全人生命教育作为"人的整全生命的自我生成的教育,是个体生命全方位全层次地自我呈现和自我实现的教育",通过个体生命在"身、心、灵"三个层面的统整,指向人整全生命的美好。这与"立德树人"的基本精神契合不悖,或者说立德树人目标的实施,需要全人生命教育的关照。     

重温赫尔巴特：科学教育学的开山祖

●教育的唯一工作与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这一概念之中——道德。 ●教育作为一种科学,是以实践哲学（即伦理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前者说明教育的目的,后者说明教育的途径、手段和障碍。 ●既没有无教育的教学,也没有无教学的教育。 ●兴趣意味着自我活动。兴趣须是多方面的,因此,要求多方面的活动。     

教育是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

什么是教育?教育为了什么?这是每一个教育者永恒的命题,需要我们潜心思考,不懈追索.如果我们没有在本质意义上真正理解教育,或者不从哲学层面去思考教育的原初意义,那么教育工作仅是一份经历和职业而己.雅斯贝尔斯说过:"人在自我的生成上有几种需要尽其全部人性去冲中破的阻力:首先,绝对的阻力是每个人在本质上的不可改变性;其次是内在的可塑性;第三重阻力是人的原初自我存在."在对这段话的理解中,我们似乎可以读懂雅氏认为教育是为了人能尽其"人性",是"人与人精神相契合,文化得以传递的活动",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构成"人类历史文化的核心".     

在研究型课程中学会学习

研究型课程是国家教育部 2 0 0 0年 1月颁发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试验修订稿 )》中“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研究型课程的诞生不仅使一种新的课程形态走进教育世界 ,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教育模式。在研究型课程中 ,学生作为一个真正的“现实生活人”建构着课程甚至也建构着自己的教育。当学生由教育的客体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 ,当学生生活于其中的教育由依赖别人的教育转换成依赖自己的教育 ,当学生将接受教育的依赖性、被动性转换为成长自我、发展自我、提升自我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时 ,也就意味着“学会…     

同情与理解的二重协奏——论教育视域中的同情性理解及其现实意义

同情性理解是一种开放性的、温暖的认同心理或意向,是将他者、它物吸纳于自我心灵,又把自己融入他者之中的理解和接纳的方式。同情性理解以同情作为约束条件,它往往意味着一种关心,一种爱护,一种兴趣,一种助益意识。教育实践中的认识误区与行动偏离往往导致三种困境,即: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沟通困境、教师规定性角色与日常生活角色的协调困境以及受限的教育与多元、不确定的环境的顺应困境。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参与教育活动的人其态度、思维和方法的转变。同情性理解则在其中显现了其独特的教育价值。     

洛克《教育片论》中的儿童节制论

洛克《教育片论》中的节制论包含基础、表现、升华三个层次。理性为节制品性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节制的具体表现是控制自己不良的性情倾向、克制当前快乐的欲望和抵制痛苦的纠缠。当个体的为人处世得体时,节制就得到了升华。洛克的节制论为培养儿童的节制品性指明了方向:首先应将培养儿童的节制品性置于教育的重要地位;其次需尊重儿童,把他看做是"理性的动物";再次要有效利用儿童的荣誉感和羞耻感以及在体育中培养儿童的节制品性。     

中德学者关于教育学问题的一次对话——“生命·实践”教育学系列论著编委会与本纳教授的座谈会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实践＂教育学系列论著编委会与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本纳相会上海,就教育学问题展开了热烈的对话。本纳对普通教育学、教育过程中＂教＂与＂学＂的转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同时对＂生命·实践＂教育学系列论著编委会成员提出的关于复杂理论与教育的关系、德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问题做了回应。叶澜就教育学科的独特性、教育过程的复杂性、消极经验的价值等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双方一致认为,只要人类存在,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就不会终结。     

乌托邦精神与教育——关于教育价值理想的哲学思考

乌托邦精神不同于理想和超越精神,它体现着对此时此地不具有实现可能性的价值理想的追求,其内涵是追求完美的精神、批判的思维和乐观的生活态度。乌托邦精神与教育的价值理想有着内在的契合性:一方面,乌托邦思想家将教育作为实现其价值理想的最重要力量;另一方面,教育内在地具有一种超越现实存在、趋向完美境界的价值追求。教育的乌托邦精神作为一种在此时此地不具有完全实现可能性的价值理想,也存在着走向异化的危险。因此,要防止乌托邦精神的僭越,必须将其置于人类理性智慧的观照之下。     

论教育本体功能的嬗变——从注重知识到尊重生命

教育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教育的方式和内容上,也体现在教育的功能上。社会的需要决定着教育本体功能的发挥和发展,教育本体功能从注重知识发展到尊重生命,正是教育本体功能回归本真的体现,也是教育回归本真的体现。     

关于我国研究生教育层次结构优化的若干思考

文章以阐述研究生教育层次结构优化的标准为基础,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层次结构的发展现状与问题进行了定量分析,并指出了优化我国研究生教育层次结构全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提出从总体上控制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实行研究生培养单位的任务分工、实施研究生教育形式的多样化、分别不同科类不同专业调整研究生教育层次等是优化我国研究生教育层次结构的基本对策。     

人的教育与教育人的深层思考——张楚廷《教育哲学》述评

张楚廷《教育哲学》较好地解决了教育哲学应当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即:“为什么有教育”或教育的存在与起源的问题,“教育是什么”或教育的本质与性质的问题,“怎样实施教育”或教育的实践层面的问题。其教育哲学是从教育自身规律出发的、从人出发的、从中国现实出发的教育哲学,具有独特的写作语言与写作技巧。     

案例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能力取向

案例教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现“能力取向”手段之一,不能单纯地理解为一般意义上教学模式的转换,它实质上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一次深刻变革,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力图实现人格塑造、传播知识与能力培养并重的趋势;市场经济与现代教育理念为这一趋势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并由此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     

Negativity: a Disturbing Constitutive Matter in Education

This paper comments on ‘Critique and Negativity: Towards the Pluralisation of Critique in Educational Practice, Theory and Research’ by Dietrich Benner and Andrea English. Negativity is a disquieting ghost for teachers, educational researchers, administrators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of this field, including those involved in the design of policy. First, I make some remarks in response to the essay by Benner and English in order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dealing with negativity. Second, I introduce a further problematisation of negativity: I deal with the practical issues that emerge from the conceptual reactivation of negativity and the possible consequences that result from this in the context of teaching graduate seminars. I am especially concerned with the ways in which negativity is inscribed in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hat is, research), and in the possible consequences of subscribing to one or the other concept of negativity (teleological negativity, parasitic negativity, and relational negativity as the sine qua non condition for any ontology). Lastly, I raise some points for discussion with regard to certain possible consequences of the use of one or another notion of negativity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从“产业化”到“公益性”:教育本性的道德反思

教育从"产业化"到"公益性"的理论和政震的转变,实质上是对教育本性的重新理解和厘定.教育产业化是一种经济取向的所谓教育改革,它是对教育伦理本性的背离,而教育公益性是对教育本性的回归,充分把握教育的伦理特性,对于我们在理论上树立观察教育问题的伦理视角,在实践上坚持教育的伦理操守,都有积极的启发和引导作用.     

继续教育外部绩效的评估与继续教育绩效的综合评价方式

根据系统的外部功能,可以从社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社会教育收益三大宏观指标分析高职院校继续教育的外部绩效。对于继续教育绩效,可以依据继续教育评估工作中应当遵循的求实性、全面性、科学性、分类性等主要原则,采用投资效益核算法进行综合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