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马林争论始末——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公案

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是否应该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上,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存在严重分歧。马林提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方案,得到布哈林的支持,并以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形式确定;在西湖会议上,陈独秀等人以服从共产国际纪律原因,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中共三大前后,陈独秀一度支持了马林的党内联合的主张;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认为马林提出加入国民党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     

马林来华与共产国际联孙方针的确定

中共一大以后,马林开始与中国国民党接触,与孙中山会晤并讨论了和苏俄建立联盟的可能性。通过全面的考察,马林认为中国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多阶级的联盟,孙中山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为此他向中共建议:到国民党中去开展政治活动,同时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在马林的主导之下,中共中央杭州特别会议通过了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进一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提议。而随后召开的中共三大通过的决议案,贯彻了马林的意见。马林提出的国共合作,被称作“斯内夫利特战略”,亦即“马林战略”。     

国共“党内合作”下中共改造国民党战略失误原因辨

中共“三大”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首先是“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在此之前,共产国际“四大”上,中共发言人也表示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时,要在组织和教育群众方面“和国民党竞争”并     

国共分歧与大革命失败(一)——国共走向合作的策略考虑和分歧焦点

大革命时期,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直接推动下,国共两党基于各自政治需要,都把两党合作作为推进国民革命的政治策略。中共同意与国民党实现党内合作是为了把国民党改造成为领导国民革命的群众性政党;国民党容共则是为了借助于中共及其苏俄的支持,进而统一中国。国民党内对"容共"政策的质疑普遍存在,由此国民党内掀起反对中共跨党的暗潮。孙中山在世时,能够运用自己的权威把国共两党的矛盾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随着孙中山的去世,国共之间的调节杠杆不复存在,国共矛盾发展由此进入白热化的状态。     

从独立到联合:中共早期处理国共关系的策略转变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坚持独立的政党立场.随着局势的发展与认知的变化,同时受共产国际、国民党态度转变的影响,到1924年国民党一大时,中共全体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的实现,并非中共对共产国际指示的全盘接受,而是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经过内部多次讨论与多方协商,中共逐渐认识到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其思想转变有一个渐进过程.中共早期处理国共关系的策略转变体现了早期领导人在实践中自身认知的不断提高,为实现革命目标而做出的独立判断,初步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实践,为推动大革命的到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马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路先锋

马林,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第一个代表,他在帮助中共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那么,马林的重要贡献是什么呢?一、正确地选择了合作的对象——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伴随着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风暴的兴起,亚洲也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为了指导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1920年6月,列宁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     

马林与国民党的政治宣传工作

马林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在中国工作的最有影响的共产国际代表之一，他在促成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方面的突出成就彰显史册，但他在帮助国民党改变对政治宣传工作的态度方面做出的独特贡献并不为人所知。本文试图用较详实的资料证明国民党在国共合作后对政治宣传工作的重视与马林的批评、督促和建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印尼经验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国民党改组,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成立。笔者以为,这种独特的合作形式,是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根据自己在印度尼西亚的工作经验提出并促成的。本文从马林的印尼经验内容、产生过程及将其应用于中国的背景等方面作了探讨。     

“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提出与转变

在二大的文件中,“民主的联合战线”、“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民主革命的战线”、“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等多种表述并提,其核心内容与精神实质是相同的.“民主的联合战线”从提出到转变充满艰辛.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对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必要性、重要性有较多的共识,但对要不要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存在分歧.在这一重大问题上,中共中央、共产国际的态度是肯定的,而马林的态度是否定的.至于如何保持这种独立性,要不要争取在“民主的联合战线”中的领导权,共产国际是提出了正确的原则,但偏于笼统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共产国际对幼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多数是正确的,东方部萨发罗夫、远东局维经斯基均不乏真知灼见,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民主的联合战线”问题上却以势压人,将自己的意见冒充共产国际的决定强迫中共接受.1923年共产国际的一月决议采纳了马林的主张,使之合法化、正式化了.实际上马林轻视中国共产党,对中共缺乏信心,势必迁就国民党.历史表明,提出统一战线的理论与策略不容易,争取实现更不容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均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提出与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试论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党内联合”的形式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以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实行“党内联合”为其主要形式的。应该不应该采取“党内联合”形式?从这一形式的提出和实践过程中,共产党内就始终存在争论与分歧;大革命失败后的检讨,对这一形式的作用评价更是大相径庭。陈独秀在一九二九年写的《告全党同志书》和《我们的政治意见》中,指责这一形式“完全抛弃了马列主义的遗教”,大革命的失败是中共“加入国民党和长期留在国民党的结果”。历史的车轮已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的党章变化及从中引出的思考

简要回顾党的九十年历史,学习研读建党以来十七次党代会制定和修正的党纲党章,着重考察党的七大以后各部党章的特点和内容变化,特别是关于党的性质、纲领、指导思想、阶段任务等方面规定的变化,从中发现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成长发展轨迹和重要的历史经验教训,由此深入思考和认识当前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     

百色起义期间党的群众路线基本经验及启示

百色起义的成功发动并取得最终胜利，除了原有的良好群众基础，与红七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在开展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中，红七军通过大力宣传我党政策主张，大胆使用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出台实施一系列惠民政策，领导干部带头进行队伍的自我净化等措施，巩固和维护了各族群众的利益，不仅赢得了群众的认可和大力支持，而且在三次反“围剿”斗争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最终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人民的胜利，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伟大胜利。总结百色起义期间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经验，对当前我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共“党内合作”决定是正确的吗？——中共早期党史和陈独秀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大革命时期,由马林提出、被共产国际接受的国共＂党内合作＂政策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马林将国民党的性质阐述成人民的党,为共产国际支持该政策制造了假象;为了不给托洛茨基等新反对派抓住把柄,斯大林、布哈林等人为＂党内合作＂政策辩护。＂党内合作＂违背了列宁的统一战线思想,混淆了阶级;限制了党的独立自主的发展、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壮大了力量,同时也消耗了陈独秀等人精力,助长了共产党依靠国民党的思想,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彻底失败。     

陈独秀主张“国民革命”的缘起和缘由

1922年9月,陈独秀提出了一个用以代替“民主革命”的新口号———“国民革命”。陈独秀此举的重大意义,在于揭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序幕。但他提出“国民革命”的原因及思想根源,至今尚没有深刻的揭示。实际上,陈独秀提出“国民革命”的动因,是为适应国共党内合作的需要。他一方面要解释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并非与资产阶级合并,另一方面又要把共产国际要求的“民族革命”与孙中山主张的“国民革命”密切结合起来,以便把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引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     

国民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

政治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国民革命推动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国民革命推翻了北洋军阀的专制独裁统治,在国民革命中国共两党进行了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国民革命还扩大了民众政治参与的广泛性,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主权.但同时应当看到,国民革命后建立的国民党南京政府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新的障碍.     

党管干部与民主选举

在我国,坚持党管干部是坚持党的领导权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把党管干部等同于委任制是不科学、不正确的。党管干部不应拒斥民主选举。民主选举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主张,同时更是新时期实践党的执政新理念的现实要求。党管干部与民主选举不是完全对立、互不相容的,民主选举既能保持党对整个干部选任过程的有效控制,又能使公众的选择权得到实现,因此,民主选举是实现党管干部方式科学化的必要选择。     

训政的演化及其当代价值

训政思想作为实现孙中山政治现代化三步曲(军政、训政、宪政)思想承上启下的一步,具有重大的价值,但是却在实践中被国民政府扭曲成了一党专政,并加入了军权这一独特因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民政府政权在大陆的失败。从当时以及后来的世界形势看,一党制在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也是国民政府实施一党专政的时代环境和历史必然性。尽管训政被国民政府一党专政给扭曲了,但是,走向完备宪政的当今中国大陆,必须从中看到孙中山训政思想众多合理的因素,并予以借鉴,实现训政思想的现代化,从而在继承创新中推动中国大陆政治现代化,服务于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的总体布局。     

土地革命前期毛泽东对八七会议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1927年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虽然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没有在政策上提出具体的方案。土地革命前期,毛泽东将八七会议确定的总方针进行了具体化: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土地改革政策;规定了红军的建军思想和作战原则;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和党的思想路线;阐明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毛泽东提出的这些主张,解决了八七会议所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对八七会议在理论上做出了发展和创新。     

延安时期党史研究与学习的历史考察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了自身的党史研究与学习,重视对历史问题的反思和总结。这个时期党史研究与学习大体上分为问题的提出、初步开展和系统总结三个阶段。尽管党史研究与学习同整风运动联系紧密,但二者本身并不是一回事,这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作出区分。通过延安时期的党史研究与学习,中国共产党彻底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最终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达到了思想上的高度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