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南京国民政府对地方自治政策的调整

针对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面推行地方自治出现的弊病,南京国民政府于30年代中前期相应地对地方自治进程作了富有弹性的规定,将保甲制度纳入地方自治之中并大力推行县政改革。保甲纳于自治、国民政府似乎从事实上避免了在基层推行两套政治制度的矛盾冲突,在形式上又给传统的旨在加强基层社会控静的保甲制度披上民主自治的外衣,看似一种完美的制度创新,实则使地方自治开始实行初期的一些民主自治思想遭到极大损害,更加败坏了自治名声。由于民众对推行保甲出于被动而非主动,以从上而下的保甲制度来培植从下到上的地方自治不仅未能走出“以官治求自治”的老路,反而越走越远。同时,保甲本身也无多大成效。     

系统研究民国时期四川保甲制度的新成果——评《民国时期四川保甲制度与基层政治》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中国古代王朝的国家权力大多只延伸至县一级,因此对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的研究重视不够.实际上,中国历史上持续时期最长、推行朝代最多的保甲制度正反映了历代王朝对基层社会控制的重视.自清末以来,国家权力更是开始了向基层社会的持续扩张,保甲制度虽因推行地方自治在清末民初一度废止,但至20世纪30-40年代又重新恢复,并得到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     

地方自治进程中地主豪绅政治势力的强化——以1927-1937年的江苏为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为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及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在地方自治的推行中采取一系列措施防范土豪劣绅。然因惩办土劣力度不足,加之南京国民政府地方事业的推行离不开＂公正士绅＂,地主豪绅的势力不降反升。随着地方自治事业的推行,地主豪绅不仅把持乡村行政机关、垄断乡村政治机构的组成分子,还勾结南京国民政府的基层党员与基层官员;随着保甲制的推行,地主豪绅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基层政权的组成部分;地主豪绅势力的强化使得地方政治进一步恶化,同时也加剧了农民的苦难。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县自治与乡村治理运动及其失败

国民政府在县以下的基层统治组织空疏,权力分散,财政拮据。20世纪30年代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国民党在"剿匪区"开始推行保甲制。不仅县财政改革,而且从实践层面上看,新县制下的乡镇组织完全充当了国家的行政工具。南京政府企图以此来限制土豪劣绅的权力膨胀,加强政府对乡村社区的渗透,从而使地方行政权力步入实现现代化的官僚制的轨道,但这种制度合法性的强化以失败而告终。     

试论民国时期地方行政制度的演革——以县制为例

民国时期地方行政制度的演革是以官治和自治两种基本模式的相互排斥和结合为主轴进行的,经历了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前后期三个阶段。北洋政府时期,确立了省、道、县三级制的地方行政制度,开始了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现代化历程,但不稳固。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建立起了一套从省到邻、闾的严密的地方行政制度,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后期推行“新县制”,建立地方自治与国家行政相结合,自治与保甲制度相结合的新县制。但囿于国民政府本身政权性质、经济极度困难,“新县制”最终没有摆脱失败的厄运。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新县制的推行与基层政权变革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国民政府的指令,湖北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了新县制。其内容主要是重新划定县等、扩大县政府组织、增强县政府职权、调整裁减区署、裁撤联保、建立乡镇公所、重组保甲,以及普及教育、整顿财政体系等等,其目的是建立党政军教一体、管教养卫合一的基层政治和管理体制。新县制的推行,加强了国民党对农村基层政权和人民的控制,与其所标榜的“地方自治”背道而驰。     

论国民党新县制与地方自治的关系

抗战时期,国民党推行的新县制是以孙中山的“县自治”学说为理论依据,主要内容是将保甲融入地方自治,健全基层组织,以强有力的保甲组织来推动地方自治。这一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加强了国民党在基层和农村的统治,也有利于国民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坚持抗战,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地方自治进程中地主豪绅政治势力的强化--以1927-1937年的江苏为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为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及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在地方自治的推行中采取一系列措施防范土豪劣绅。然因惩办土劣力度不足,加之南京国民政府地方事业的推行离不开“公正士绅”,地主豪绅的势力不降反升。随着地方自治事业的推行,地主豪绅不仅把持乡村行政机关、垄断乡村政治机构的组成分子,还勾结南京国民政府的基层党员与基层官员;随着保甲制的推行,地主豪绅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基层政权的组成部分;地主豪绅势力的强化使得地方政治进一步恶化,同时也加剧了农民的苦难。     

控制与消解:从保甲长的难局看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基层社会

保甲长是地方基层政权中的重要一环,要将政府政令在地方社会推行付诸实施,并使之见效,实在需要保甲长的努力。然而在国民政府时期,保甲长施政受到多重掣肘,诸如土豪劣绅的干预,军队和土匪的骚扰杀戮,民众的诬告,薪水微薄等因素的影响,使之处境尴尬,变成一个无效率的职员。加之斯时充任保甲者多素质低下,卑劣不堪,保甲与民众对立严重,以致地方基层社会黑暗闭塞,僵化不前,国民政府统治的民众资源迅速丧失。     

试析国民党南京政府保甲制度的反动作用

国民党统治中国二十二年,逐步建立了一整套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体制.在乡镇最基层体现为推行和强化保甲制度,控制广大人民的言行和镇压一切反抗活动.南京政府时期,保甲制度最早在江西省试行.1931年在江西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剿匪总司令部之下的党政委员会地方自治处研究草拟了保甲制度和保甲法规,6月在修水等43个县试行.在此基础上,1932年8月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制定了正式的法律条文《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下称《条例》),在所谓“剿匪区”内强制实行.1934年2月颁行     

我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难点与途径

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是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关键和核心问题。我国地方政府在职能转变过程中存在着难点,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解决之道。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村政制与基层人员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乡村政制更动频繁，国家政权借助以土豪劣绅为主体的乡村基层人员逐渐强化对乡村的控制，在制度上赋予他们各种特权。文章拟对国民党县区以下基层人员进行制度分析，从这一视角去透视国民党乡村政制的反动性、腐朽性。     

宋代县佐制度研究

宋承汉唐之制,在地方县级行政单位中普遍设置县佐。宋代是县佐制度的完善时期,不仅沿袭唐代任用品官担任县佐的办法,而且选差初仕的进士任县佐,既提高了县佐群体的文化素质和行政能力,又发挥了县佐辅治县事的作用,对维护地方稳定起了很大作用。宋代县佐的设置、职掌及其迁转反映了两宋地方行政单位管理的利弊得失。     

宋代地方行政单位“军”的体制变化

＂军＂是一种产生于五代后期的特殊地方行政单位,至宋时被广泛设置。作为宋代的一种特殊地方行政单位,＂军＂在北宋初期均为县级,仅有直隶与非直隶的区别,而至北宋中期始＂军＂有了州级与县级的区别,至北宋末期县级军开始了与县的整合,这种整合至南宋时已全部完成。     

地方教化与社会控制:以宋代汀州教育机构的设置为例

古代汀州是客家族群的重要发源地。汀州地区的文教发展对客家族群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宋代,汀州的文教处于大发展时期。宋代汀州教育机构设置完备,以地方官学为主,州有郡学,每县均办有县学,还设有贡院和五处贡士庄,此外还有三处书院和二所私人讲学读书处,反映出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地方官员对当地教育的重视。汀州在福建属于最晚开发的地区,地理环境山峻水急,国家权力无法完全控制汀州社会,因而把教化当作重要的辅助手段。汀州完备的教育机构对汀州社会风气的改变起到促进作用。     

浅析郡县制的渊源

我国郡县制由最初的郡县混治,郡县分离到最后逐渐演变成了以郡统县的局面,是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由确立走向完善的过程.对后世的地方行政区划的确立和改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区域内青海高校图书馆文化援助地（县）级图书馆之思考

本文从青海地（县）级图书馆的实际出发,结合几年来联姻帮扶地（县）级图书馆的实践,提出了青海高校图书馆文化援助地（县）级图书馆的必要性和援助的具体措施。     

广西县域经济发展策略初探

广西县域经济发展存在产业结构层次偏低、县域工业发展不足、特色产业经济不明显和县域之间产业发展差异较大等问题。可因地制宜选择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以特色主导产业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加快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加快工业化进程,发展产业集群,提升县域经济竞争力。     

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新模式——对河南息县等四县(区)的案例分析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当前县域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县区政府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在现有条件下,创新工作思路,充分利用已有资源,做到县域教育资源校际均衡配置,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各地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实际工作中,具体探索出了一些实现县域义务教育校际资源配置均衡化的新模式,值得研究和借鉴。     

地情资料的开发利用与县域特色经济的发展

壮大县域经济 ,重在突出个性 ,形成特色。从地域自然资源特色与县域经济特征和发展方向的关系 ,整合狭义、广义资源特色 ,发挥综合优势等方面论述了地情文献的开发和利用是发展县域特色经济的基础。并围绕发展县域特色经济 ,就开发利用地方文献资料 ,提出了强化地情文献工作服务特色经济的意识 ,按照发展县域特色经济的要求加强地情文献资料收集、整理、研究和加工的几点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