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调解制度初探

调解是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国特色的法制传统。本文旨在简要介绍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类型及特点,分析它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原因及在现代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传统调解制度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所在,以期对我国当前建设和谐社会能有所借鉴。     

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运行机制及其特点

调解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传统调解制度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本文试图探讨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类型、运行机制并分析其特点。     

继承调解传统构建和谐社会

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应利用传统社会中的资源,传统的调解制度就是这样可资利用的资源。中国的调解传统源远流长,直到今天仍然可为我们吸收和借鉴,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透视与解读：调解的困境与重构

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在过去承载了过多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功能的重负，以致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凸现出自身结构性、技术性的弊端。在调解制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从传统的文化解释和功能分析方式转变为对微观调解过程的关注并以此重构法院调解制度，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西乡大调解模式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法律调解的目标在于追求社会和谐。西乡大调解模式是对中国古代调解制度的灵活运用。文章从回顾中国古代的调解制度说起,分析了“西乡经验”的形成背景和运行机制,指出构成人员多元化是调解机构提高解纷效率的基石,调解程序简便易行且具有司法亲和性,是当事人认同和执行的心理基础,调解成本低廉是当事人接受的现实基础,调解效果良好是社区和谐的保障。西乡经验证明,调解制度依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机制。     

西方现代刑事和解制度与中国传统刑事调解制度之比照分析

西方现代刑事和解制度将犯罪行为看作是对个人权益的侵害，以个人本位为出发点，体现对被害人、犯罪人和社会利益的人文关照。中国传统刑事调解制度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学”思想，追求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定，维系的是国家本位的社会结构。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有利于我们顺应传统，兼学西人，探寻中国刑事法律制度的改革之道。     

传统文化视野下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完善

民事调解制度是中国法治文化和长期司法实践经验的结晶,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然而,民事调解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必须针对这些问题,以民事调解制度的文化渊源为视角,探寻这项制度的社会基础和内在规律性,进而对其加以完善和改进,以使其能够适应发展着的社会环境。     

法院调解功能之探析

法院调解制度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不仅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直至今日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通过对法院调解制度的功能解析,探寻法院调解制度发挥的作用途径。     

毛泽东与党的调解制度

调解是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我国素有调解的传统。毛泽东高度重视调解,在改造传统调解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了现代调解制度。今天调解依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具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它能够及时、彻底地解决民事权益争议,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对法制发展和社会纠纷的解决都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治国方略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型,使社会结构,社会成员的心理结构,乃至纠纷解决的行为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被赋予诸多赞誉的传统的法院调解制度已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诸多弊端、缺陷,进一步改革现行调解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     

人民调解与现代农村社会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农村社会的法制现代化,但这种理想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国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尽管人民调解是中国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是其在缓解现代农村社会法治需求困境方面仍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法制现代化应是建立在现代中国社会生活和经验之上的推进而非概念中的展开,因此,人民调解机制可以视为中国法治深入农村社会的有效渠道,可以视为现代法律进入农村社会的窗口。     

游·笔墨--中国画笔墨谈

"游"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人格力量以及审美情操之间的一个中介,艺术的魅力也全在一个"游"字上.游则动,动则灵,则有生命力,中国艺术的最本质的因素就在于表现人的生命精神、哲学精神.正是在"游"这种美感心态和中国传统艺术思想的渊源下,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才那么韵味无穷,那么轻松、自然、豪放."观万象达于心而后立象","游心"于笔墨,表现出来的才是画家所要塑造的艺术形象.而笔墨之得失,亦本乎于"游"."笔墨当随时代",然观乎笔墨之现状,觉得确实令现代人深思.现代中国画出新,关键在于一种全新的理解,解释和实践!当以"游"之,游则动嘛!     

从"待救"走向"自救" --法治建设中个体角色的重新定位

现代中国正经历着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而尴尬的现实处境使人们认识到,法治的实现更多地依赖于民众的观念支持,尤其是个体公民在法治建设中对自身角色的正确定位。“待救”是传统化积淀的思维定式,而“自救”是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多元化法治社会的需求。实现“待救”向“自救”的转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需要我们创造积极的政治、经济、化条件予以支持。     

和谐社会下的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

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了出来,一个灵活、广泛、有效、快捷的纠纷解决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对纠纷解决机制提出的新要求。法院调解制度作为我国多元化的纠纷解决体系的一元有着重要的价值和功能。但是,目前这一制度已不能满足21世纪中国现实社会的需要,现实迫使我们对法院调解制度进行反思和重构。     

论中国传统法律独立性的缺失

法应具有其内在的精神内核以确证它的价值追求,应具有强制力以保证其实施,应具有一定的约束范围和对象以实现它的意志力,应具有丰富的内容和严密的程序使其能发挥实际功效,然而,中国传统的法律却由于种种原因而被肢解和挤压,这主要表现为中国的＂德＂抽去了法的合理内核使法的自我发展失去了内在精神动力,君权和行政权对司法权的侵吞使法失去了独立发展的空间,民事调解和家族法也在进一步挤压国家法调整的范围,礼取代了法的程序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秩序的有效手段,＂忌讼心态＂和＂以刑去刑＂法制理念却在消融着法的存在。要想拯救中国传统的法,使它恢复曾经具有的生命活力,就要恢复法的应有内核,为它的发展提供一个独立的环境和空间。     

传统民为邦本思想分析与当代民主建设

民为邦本思想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中国几千年的社会运动实践证明了民为邦本思想是国家政治统治、政治管理的重要思想。但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原因,其局限性的存在也是不可避免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因而,必须在批判继承传统民为邦本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与健全社会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明。这正是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化现代化的过程。促进二的合理互动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深远的意义。     

“野“的形义解析与“野合“的历史嬗变——从“野合而生孔子“谈起

考察“野”字的形义结构、野与“社”以及“桑林”的关系、文献资料中的野合与民俗材料中的野合等 ,从而揭示野与野合伴随时代演进而发生的历史嬗变 ,并进而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奥秘     

学校中的“拟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本来是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的,这里用来分析现代社会学校组织中的人际关系。按照这种方式进行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时间的流失没有降低差序格局对我国组织内部人际关系的解释力度,只是这种"差序格局"和正式组织的结构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拟差序格局",也就是说,现在学校成员的行为既受我国传统的人际关系格局的影响,也受正式组织结构的影响。     

试论美国华人“叶落归根”向“落地生根”的转变

“叶落归根”这一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它影响着早期美国华人对故乡故土的心态。同时早期华人在美国的悲惨境遇,客观上又促使了他们强化这一心理。但在“二战”后,这一传统观念已变得十分淡薄,这里既有政治因素,又有经济因素,还有家庭结构因素等。今天美国华人已有胆略和勇气作为世界公民了。但他们要从“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还须冲破“唐人街”特殊的樊离,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因此必须具备一种新的意识──从政、参政意识。     

时代之呼唤：德治与法治相结合

“以德治国”不是传统治国手段的重复,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文化精髓与现代人类文明成果三大源头的综合创新,具有深厚的理论根源。新形势下,“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具有一致性,二者结合反映了市场市场经济内在必然要求,都是不可或缺的治国手段。当前,要处理好二者关系,必须充分利用传统德治中积极的内容,在发挥德治对社会成员内在观念引导作用及法治对社会成员外在行为调整作用的同时,必须在实践中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即实现德法并举。现阶段德法并举最有效措施是：政府运用立法、执法、法律宣传等手段促进德治与法治的结合;发动群众制定并实施各种道德守则、公约,法律予以支持;从严治党,使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成为遵守法律与实践道德的表率,成为德治法治相结合的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