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将中国翻译给世界

杨宪益(1915—2009),著名翻译家,曾留学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西方文学。他曾将众多的中国经典著作翻译成英文,其中最著名的是《红楼梦》,在西方社会反响极大。     

《红楼梦》在西方的译本笑话百出

不久前,一本由知名学者裴钰创作的《莎士比亚眼里的林黛玉》在国内出版,书中揭示了西方《红楼梦》译本的不当之处,引来网友对这些译本的强烈抨击。甚至有人发出“保卫名著”的呼吁。在《莎士比亚眼里的林黛玉》中,裴钰列举了众多《红楼梦》西方译本中的不当之处。裴钰认为,在对《红楼梦》人名的翻译中,最糟糕的莫过于林黛玉了：“在早期英文版本中,黛玉被翻译成BlackJade,也就是‘黑色的玉’。     

从集体无意识的角度看《红楼梦》翻译中的言象意转换

《红楼梦》中的“意在言外”“言不尽意”“言近旨远”等言象意特征体现了中国文化形简神远的思维方式,是中华民族特有的集体无意识对文学创作者的熏陶。在《红楼梦》翻译中,杨宪益采用了异化为主的言、象、意转换策略,达到了尽量传播中国文化的翻译目的;而霍克斯则采取了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实现了其迎合西方读者口味的目的。究其根本,《红楼梦》译著在言象意三方面的差异是译者受集体无意识心理影响的结果。     

翻译文学中译者的双重文化身份——《红楼梦》两种英文译名

翻译文学的研究由于其跨文化的特殊性,直到近年来才被认定是比较文学研究范畴。翻译文学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忠于原著,表达原作者的思想,这种观点往往忽视了译者在其母语世界和其所要翻译成的语言世界的双重文化身份。本文以《红楼梦》的两种英文译名为例,探讨译者如何从翻译文学中存在的互文性活动出发,在面对不同的文化人群对同一文本做出的不同调整。     

在项目化学习中初探“红楼一梦”—《红楼梦》整本书阅读导读课教学实录

<正>师：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前言中称,曹雪芹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也是最复杂的作家,《红楼梦》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而又最复杂的作品^[1]。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部伟大而复杂的作品,管中窥豹,一览风采。今天这节课,我们将经历“人物猜一猜”“目录读一读”“判词赏一赏”“读法探一探”四个环节,我们也将从对人物、目录、判词、读法四个方面的探究走进这部作品。下面,立刻进入第一个环节“人物猜一猜”。     

《金瓶梅》作者新证

美国学者海托华(James R.Hightower)在《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一文中认为:“中国的《金瓶梅》与《红楼梦》二书,描写范围之广,情节之复杂,人物刻划之细致入微。均可与西方最伟大的小说相媲美。”     

茅盾“红学”手稿首次露面

近日,某记者在浙江桐乡档案馆采访时,惊喜地从茅盾之子韦韬最近向该馆捐赠的茅盾手稿中发现一部完整的《（红楼梦）笔记》手稿。有关专家介绍,作为中国现代公认的文学大师,茅盾对《红楼梦》的熟悉与喜爱程度绝非“业余”水平,1926年在开明书店老板的一次宴请中,他就曾应郑振铎、夏丐尊等的要求“随点随背”《红楼梦》,文学评论界也普遍认为《红楼梦》影响了茅盾小说中一系列女性人物形象与性格的塑造。     

谈墨人的红学研究

墨人本名张万熙,１９２０年生,台湾著名的作家、诗人和学者,热爱民族文学遗产,于《红楼梦》深有研究。６０年代出版红学专书《红楼梦的写作技巧》,其后又发表《论曹雪芹思想与〈红楼梦〉的写作技巧》等论文。墨人称《红楼梦》为“空前的文学巨著”,属于世界上最伟大作品之列,特别强调它可贵的民族特色和不朽价值;本文还介绍了他对红学研究存在问题的批评,以及红学研究应“回到文学本身上来”的见解     

《红楼梦》第三回里的王熙凤

王熙凤是《红楼梦》里塑造得最成功、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艺术形象,是中国文学画廊乃至世界文学画廊中一个不可多得的女性形象。因为作者赋于人物形象的复杂性、丰富性、真实性和生动性,把个凤姐写“活”了,所以使我们一接触《红楼梦》就觉得王熙凤既可爱又可憎,既可叹又可怜。     

语用前提的不对称与翻译补偿策略——《红楼梦》英译本中补偿策略的译例分析

以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和约翰·闵福特(John Minford)的《红楼梦》译作——The Story of the Stone为例,在语用前提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应用翻译补偿这一翻译手段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实现文学著作的等效翻译,即原著和译著中的文化信息等值。     

《红楼梦》英译史及其在英语文学中地位初探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其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毋庸置疑。但《红楼梦》的英译过程曲折,迄今出现的两部英文全译本风格迥异,距今时间最近,非常值得研究。本文清晰分析了《红楼梦》英译的过程,并对两部全译本译者的背景情况进行说明,探索了《红楼梦》在英语文学世界中的地位,旨在为针对《红楼梦》及其英译本进行后续研究提供选择的参考依据。     

《红楼梦》：梦幻文学的巅峰

从中国梦文化的背景上观照《红楼梦》，解读《红楼梦》的命意，可以发现，《红楼梦》是梦幻文学的巅峰──梦文化的形象写照──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它以自己的精心描绘、杰出创造，提供给人类的又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语用前提的不对称与翻译补偿策略--《红楼梦》英译本中补偿策略的译例分析

以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和约翰·闵福特（John Minford）的《红楼梦》译作——The Story of the Stone为例，在语用前提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应用翻译补偿这一翻译手段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实现文学著作的等效翻译，即原著和译著中的文化信息等值。     

《大学生》用起来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红迷,一直都觉得《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品,曹雪芹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去年在《大学生》上看到一篇《在哈佛学红楼梦》的文章．     

雷峰塔下的张爱玲——《雷峰塔》、《易经》，与“回旋”和“衍生”的美学

本文通过张爱玲英文小说《雷峰塔》和《易经》及其它文本的比较阅读,提出以下观察：一、相对于写实／现实主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形式,张爱玲穿越修辞、文类以及语言的界限,以重复书写发展出一种“衍生”（derivation）、“回旋”（involution）的美学。二、透过对自身故事的多重叙述,张爱玲颠覆传统家族历史的大叙事。通过书写,她化记忆为技艺,也重塑过往吉光片羽的存在与形式。三、张爱玲创作中回旋、衍生的倾向也带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史观。张的史观表明她后四十年的创作其实不只限于她以各种形式重写的自传故事,也同时包括另外两项计划：一是将吴语的《海上花列传》翻译为国语,再翻译成英文;另外则是通过细读文本、文献考证以及传记研究的方式参详《红楼梦》。     

杨宪益“翻译了整个中国”

杨宪益也许是中国最后一个集“士大夫”、“洋博士”和“革命者”于一身的知识分子了。他是把《史记》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范本;与夫人合作翻译的《红楼梦》三卷本,是至今为止唯一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全译本．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一并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     

中国悲剧文学问题略论

中国悲剧文学之研究自王国维上世纪初发表《红楼梦评论》和《宋元戏曲考》开始 ,才引起国人的关注。然而 ,研究的焦点似乎一直停留在中国有无悲剧之争上。辛亥革命前后 ,“无”派占了上风。包括王国维、胡适、鲁迅、蒋观云、朱光潜等学贯中西的文学大师们都一致认为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而建国以后的悲剧研究 ,尤其是近年的比较文学研究中 ,“有”派则出尽了风头。如余秋雨、谢柏梁、曾庆元、张法等 ,都纷纷为中国悲剧摇旗呐喊。但问题的争论并无最后结果 ,对其中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如悲剧、悲剧意识 ,也未取得一致认识 ,而是人言人…     

毛泽东的红学贡献——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毛泽东一生推崇《红楼梦》在学界产生巨大影响,促成红学成为三大显学之一。毛泽东要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他信手拈来《红楼梦》事例,连类比喻,说明深刻革命道理,异彩纷呈,表现了他的革命红学观。他从文学上解读《红楼梦》,表现了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致的思想。晚年的“吊膀子”是为了“掩盖政治斗争”说,无疑是认识《红楼梦》的偏颇之见。     

杨宪益的《译余偶拾》与打油诗

翻译家和诗人是杨宪益先生广为人知的两个“头衔”。他1915年生于天津,1934年赴英国,就读于牛津大学。1940年与未婚妻、牛津大学同学英国姑娘戴乃迭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半个多世纪里,夫妇二人联袂将中国史学、文学名著《资治通鉴》《红楼梦》《儒林外史》《长生殿》《楚辞》等译成英文,同时完成了荷马史诗、古希腊戏剧等外国名著的中译本,为促进中外文化双向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晚年,他的“打油诗”,“一是朴素清新的俏皮,二是沉痛伤心的笑谑”（黄苗子《说杨诗》）,更为读者击节称赞。     

论《红楼梦》人物性格刻划方法的美学价值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最伟大而又最复杂的文学作品。《红楼梦》以人物性格塑造为构思和创作的中心 ,在艺术形式和方法上 ,也必然以性格刻划艺术为美学追求。本文试从人物性格刻划——内心外现法谈其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