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时间的重塑与变奏——论王小波小说蕴含的时间观

王小波小说蕴涵和体现的时间观念,隐含于叙事时间的一系列现代性变革特征中,时间维度在主体建构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王小波小说的叙事时间呈现出鲜明的相对性、差异性、可变性,他质疑了线性时间观的单一矢向,提供了＂可逆＂的反思视角,拆解了整体时间观所塑造的认知模式,从时间维度为小说叙事和主体建构提供了＂穷尽可能＂的可能。     

20世纪30年代左翼小说阶级叙事的双重视野

20世纪30年代左翼小说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叙事形式之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双重叙事视角,混杂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主体建构的方式,它创造了左翼文学阶级叙事全新的＂意义架构＂和＂知觉样式＂。     

女性符号与性别叙事——新世纪以来客家影视剧女性形象研究

新世纪以来客家影像的历史叙事与文化建构,客家女性成为历史叙述的主体,成为文化景观的符号,借由女性形象的视觉符码,女性身体承载了历史叙事与文化认同的双重功能。两岸三地的客家影视剧在不同地域文化历史背景下,客家女性形象塑造中均呈现女性图像化、女性符号化的影像特征,由景观所代表的女性身体被赋予了特定的社会功能,性别叙事的背后是族群历史建构,女性符号承载的是族群文化认同。     

女性视角叙事的内在冲突与多重困境——当代家庭伦理电视剧中的女性叙事探析

叙事视角是叙述者采取的态度、立场、角度和倾向性,直接关系到叙事本文的情节结构乃至主题阐释策略。当代家庭伦理电视剧是一种以女性观众为收视主体的日常生活叙事艺术,从女性视角出发建构当代女性形象自然而然就成为最主要的诉求。然而,传统的男性中心意识早已积淀成一种深厚的集体无意识,参与着一切文本的建构,为女性叙事构筑了一道道厚重的历史藩篱与话语困境。所以,寻求与男性视角叙事进行平等对话的机制,创造出更契合时代、更富含人文精神的新女性形象,是当代家庭伦理电视剧创作亟待解决的美学课题。     

人的欲望与欲望中的人——论王小波的欲望叙事在主体建构中的意义

王小波以被书写的欲望在主体建构和自我实现中的作用作为评判欲望叙事的标准,他反对以欲望为中心的叙事目的,始终以欲望中的主体作为观照对象和表现焦点,从匮乏和泛滥的欲望以及欲望流转的交易渠道中实施主体救赎。他批判了三种基本人欲之＂绝对需求＂匮乏造成的欲望受阻及其带来的主体受限和受控的消极后果,也对欲望叙事中的道德＂自激＂加以嘲讽。他否定了欲望流转和交换的种种渠道,对于主体陷溺于欲望排序中的统辖关系困境倾向于一种寓于消极形式之中的积极抗争,这表现为对＂性欲＂之表达功能的开掘。     

身体叙事与女性意识——论翟永明的诗歌创作

翟永明的诗歌将身体叙事作为一种写作策略,不同于看似描写女性身体的自由与主体性,实则仍属于男性视域下传统意象的写作,翟永明的诗歌始终带有先锋性。她以身体为中心,建构独属于女性的感性私语与公共表达,在性别写作之外,用诗歌传递一种超性别意识;通过表现在商品化与物化进程中,女性身体的投诚与反抗,形成以女性身体为形式的女性主体权威;建构女性身体的叙事空间。翟永明的诗歌,始终在探究女性独立、完整的人格。     

政德之辩的历史考察及理性思考——兼论现代中国“德治”的合德性

政、德关系是体现现代性本质的重要问题,也是困扰中国＂德治＂的难题。把政德之辩这一议题纳入到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哲学框架中,置政、德于哲学视域中进行探讨,可实现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叙事。在叙事中进行反思,能够明晰政治体系的建构及维持皆依赖于道德的价值支撑,揭示极端政治道德化及道德政治化治理模式的弊端。现代中国＂德治＂要避免陷入这两种模式,必须保证政治权力的合德性,注重社会资本的发掘,妥善处理德法次序问题。     

论简·奥斯丁的女性叙事策略

简.奥斯丁的女性叙事策略体现在叙事内容和叙事方法两个方面。在叙事内容上,她摒弃男性的宏大叙事模式,将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推上前台,让女性人物成为小说的主人公,而且一反男性叙事文学对女性的歪曲和贬抑,还女性人物以真实的形象,她提倡一种恋爱时理智与感情平衡,婚姻中爱情和财产并需,家庭内男女人格平等的婚恋观念。在叙事手法上,她广泛使用第三人称隐含的女性的叙事视角和自由间接引语、反讽等“间接手法”,借小说人物之口隐蔽地表达自己的见解,谴责男权社会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奥斯丁采用理智而克制,冷静而平和的女性叙事策略不动声色地摆脱了男性话语的控制,凸显了女性意识,并建构了女性的写作立场。     

论女性历史叙述的多种可能性——从《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看严歌苓的历史叙事

历史叙述作为国家、民族意识形态建构的坚固手段,一直以来是以男权话语为中心展开叙述的。女性叙述历史的话语权,长久以来处于被遮蔽、被隐匿的状态。严歌苓《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两部小说,通过改写与设置个人视野来解构宏大叙事,从个体体验消解革命政治,突出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尊重,以＂逃离—隐藏＂的叙述叙事模式,向读者展现了女性眼中独特的＂历史＂图景。     

莫里森新作《上帝救助孩子》中深黑色黑人女性的主体建构

托尼·莫里森在其新作《上帝救助孩子》中首次将目光投向了美国当代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尤其关注了深受其害的深黑色黑人女性的主体建构。本文以身体叙事为切入点,通过展现有着深黑肤色的女主人公布莱德曲折的主体建构历程,探讨了莫里森在《上帝救助孩子》中为深黑色黑人女性主体建构指明的道路,即面对主流审美观的厌恶、疏离与压抑,深黑色黑人女性唯有回归黑人母性/母爱、利用自己的母性身体才能成功建构主体性。     

论明清艳情小说中的“五姬一夫”叙事模式

在传统一夫多妻制的男权社会背景下,明清小说家们推出了一系列＂五姬一夫＂式的＂艳情小说＂。所谓＂五姬一夫＂,即一个男子先后或同时娶五位女子为妻妾,组合成一个个相似又不同的家庭。这种小说叙事模式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既是原始神话和后世仙话的置换变形,又是史书叙事不断推进使然,更缘于它符合世俗男性在对女性占有中贪多而又有所节制的＂定数＂。用现代男女平等的眼光看,这类故事并不值得提倡;但作为一种独特的叙事现象,它又提供了某种叙事经验,其发生与存在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紫色》的叙事策略

《紫色》运用现代主义叙事策略：自己言说自己的书信体写作和具有女性色彩的艺术语言,以现存社会人与人不平等的现象为基础,揭示了当代女性生命个体主体意识建构的基本要求和方式。     

正义战争经典叙事模式的建构——兼论“十七年”战争小说与意识形态关系

＂十七年＂战争小说是伴随着新政权的诞生,为确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合法地位而创作的一种革命战争题材小说。＂十七年＂战争小说的文学史意义主要在于,它是在一个需要规范叙事的年代,合理运用既定的创作原则,从敌我对立双方四维叙事角度,立体建构了一个典型的正义战争叙事模式,并在集权政治的运作下逐渐经典化为一种战争文化写作范式,不仅影响和规范着十七年其他类型文学,甚至在某些方面开＂文革＂文学之先河。     

简论叙事文学中的复仇母题

复仇是人类社会实践历程中盛行过的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是人类诞生以来就不断发生,既英勇悲壮,又充满血腥屠戮的生命悲歌,也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永恒话题。发掘和阐释复仇母题,显然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哲学意义。根据复仇主体的不同,复仇母题可归纳为＂鬼灵复仇＂、＂血亲复仇＂和＂侠义复仇＂3种叙事模式。     

论《达洛维夫人》中女性空间的困境与出路

英国现代派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向来注重叙事空间的运用和女性空间的建构.其代表作《达洛维夫人》揭示了弥漫于私人与公共领域的身份标识和权力规则对女性身体,意识和社会地位的规约和束缚.通过女主人公克罗丽莎以及其他女性的空间体验和诉求,反映了父权制统治下新旧两代女性的空间困境.小说摒弃了二元对立的模式,提出女性想要以主体身份进入公共空间必须唤醒自身的主体意识,重塑女性气质,形成雌雄同体性格的设想.     

对抗与合谋：论《桂花蒸阿小悲秋》女性叙事的分裂

张爱玲的短篇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关于女性主体的叙事是分裂的。叙事者运用自由间接引语以权威的姿态竭力建构女性的主体意义,而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丁阿小的叙事却不断地与男性秩序合谋,对前者进行挑战,使整个文本的叙事出现了裂痕。     

来自生命的独白：林白小说的个人化叙事和身体写作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林白的横空出世,将个人化的叙事融入到女性文学写作中,她特立独行的身体写作颠覆了传统的宏大叙事。她天然的性别立场决定了她的个人化叙事必然要以女性的身份展示女性。她笔下女性的生命体验,感情经历以及来自灵魂的焦虑不安更为真实动人。林白始终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审视着男权中心社会,以独特的话语模式建构起她的个人化叙事立场。     

宗璞小说中“变形”母题的中西文化探源

宗璞有关＂变形＂的小说是中西文化相互影响的产物。在中西文化的相互影响之下宗璞的＂变形＂母题的小说呈现出了自我的特质,＂变形＂仅为一种叙事的策略,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正建构起了宗璞小说的价值意义。本文试从西方文化影响下＂变形＂作为一种叙事策略,中国文化影响下＂变形＂价值建构的生成,这两个方面来进一步审视宗璞小说中＂变形＂母题。     

贾平凹《山本》《暂坐》的性别伦理叙事策略对读

《山本》形塑的是从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一对男女主人公之间性别平等、互补、和谐共生的理想关系结构图式;《暂坐》则于后现代性与现代性杂糅语境下描述“西京十三玉”共同追求女性主体独立、多元主体风格,以及在精神与实存双维空间建筑“一间自己的屋子”的理想的历程。两部作品相继使用诸多相同或相似物象、空间与宗教意象,借此塑造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不同时代的女性象征体系,完成了各自的性别伦理主题建构。它们均采用费伦所谓的“隐性叙事”修辞策略,其叙事进程最终都从性别乌托邦世界的建构变异至性别异托邦形态,都以叙事学所总结的一种毁灭型“叙事灾难”范式结局。对读这两部小说可体味到一个工作勤勉的老作家的思维定式,或者说一种创作的“模式化或套路化”问题。     

花主、诗人和哲人——神道设教与贾宝玉的形象设计

通过神道设教这一叙事传统,曹雪芹将大观园写成了花柳世界,赋予大观园群钗以花柳的特质,赋予贾宝玉以花主、诗人和哲人的秉性,将贾宝玉那近似＂花痴＂的意淫行为写成了一种诗意的行动,目的在于呈现一种生命意识,即对青春和美丽的欣赏、体贴和眷恋,《红楼梦》的叙事因此呈现出诗性叙事的特质。根据叙事传统去把握作品可以达到对作品的还原解读,而二十世纪的《红楼梦》研究基本上属于文化建构甚至是意识形态建构,是一种＂别有动机＂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