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价能力、行业结构与企业研发投资——市场势力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再检验

市场势力是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来自不同国家样本的实证检验得到了丰富而多样的经验证据,但学者们普遍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市场势力在企业和行业层面具有的不同内涵,以及二者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差异性影响。本文创新性地从微观和中观两个层面,将市场势力分为个体企业拥有的加价能力和表征市场竞争情况的行业结构,从理论上阐述了加价能力与行业结构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机制,进而构建双层线性模型处理行业和企业的双层结构数据,以中国制造业二位码行业和微观企业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勒纳指数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加价能力越强创新投入反而越低,并不存在预期的熊彼特效应;对于有研发企业而言,行业结构通过勒纳指数发挥间接作用,市场集中度的降低有利于削弱勒纳指数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抑制作用,产生逃离竞争效应,而此种效应在大中型企业中更为突出,对于行业中的小型企业而言,市场竞争并不能起到激励研发投资的效果。     

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何以激励企业技术创新?

近年来,中国先后推出了“扶持性”和“门槛性”两种类型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本文基于中国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扶持性”政策和“门槛性”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发现：(1)“扶持性”和“门槛性”政策都激励了企业技术创新;就单个政策而言,“门槛性”政策比“扶持性”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大;但两种政策的创新激励存在互补效应,其政策协同比单一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效应更大。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我们的结论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扶持性”政策通过加大研发强度等资源补偿效应激励企业创新;而“门槛性”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与市场竞争的程度密切相关,只有适度的市场竞争才会激励企业技术创新。(3)两类政策对创新激励的影响存在企业和地区方面的异质性。本文拓展了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类型)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优化以持续促进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参考。     

税基还是税率？不同税收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

   创新的公共产品特性和金融市场失灵是影响企业研发创新的两个重要因素,前者可通过税收激励来调节,而后者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融资约束。本文基于2010—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融资约束视角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动态回归模型、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了税收激励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税收激励对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正向促进效应,而且税基优惠的促进效应大于税率优惠,但税收激励对研发创新质量的促进效应不足。融资约束对研发投入强度影响显著为负,税收激励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其中税基优惠主要有利于缓解内部融资约束,税率优惠更有助于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文章最后提出应关注每项税收激励政策有效性、提升创新质量等建议。     

客户集中度、企业规模与研发投入强度——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客户是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行为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客户集中度是企业客户重要特征之一,客户集中程度影响企业的投融资决策、业绩以及分配政策等方面.本文选择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客户集中度对企业重要的战略性投资——研发投入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①客户集中度越高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越低.说明客户集中不利于企业的研发投入;②企业规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客户集中对研发投入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首次从供应链视角揭示了企业下游客户集中程度这一特征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丰富了企业研发投入研究文献,拓宽并加深了对企业创新活动投入的认识.本文的研究也可以为政府的创新激励政策和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管理提供借鉴.     

空间计量视角下不同政府科技资助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基于空间计量视角,选取我国部分省区2011—2015年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政府不同科技资助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企业研发投入及政府直接补贴资助、直接税收优惠和间接税收优惠存在着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主要表现为内生交互效应。政府直接补贴资助、直接税收优惠和间接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均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但间接税收优惠的激励效果最好,直接税收优惠激励效果次之,直接补贴资助效果相对最弱。政府对大规模企业的研发投入激励效果要优于小规模企业;国有产权比重越高越不利于激发企业研发投入;企业绩效对于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竞争会显著地促进企业提高研发投入水平。     

自由贸易试验区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创新吗?——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法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9—2019年制造业上市企业微观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自贸区试点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并利用调节效应模型检验其实现路径。结果表明：自贸区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区内制造业企业专利申请与授权数量增加,从而提升区内制造业企业创新水平,研究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通过提升研发投入促进效应、增强市场竞争倒逼效应和缓解融资约束便利效应的调节作用,显著正向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创新水平。当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越大、市场竞争程度越强、融资约束程度越弱时,自贸试验区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水平的正向影响越大。异质性分析表明：自贸区试点政策的创新促进效应对非国有和高新技术制造业企业更为明显。     

国家研发财税政策是否促进了企业的R&D活动

现有文献缺乏国家研发财税政策在企业层面上对研发活动影响的研究。本文选取2008-2014年北京市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旨在探讨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政策、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和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和产出都产生显著的激励效应;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和产出产生促进效应;政府研发补贴政策与高新企业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其中非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挤出效应”更加显著,同时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对研发产出的影响则不显著。本文的发现为国家合理运用财税政策推动企业创新活动提供启示。     

科技金融发展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

文章运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对地区科技金融发展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作用渠道及其企业异质性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科技金融发展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效应;科技金融发展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研发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产品市场竞争效应以及非融资渠道效应等作用渠道;与低研发投入企业相比,科技金融发展对于高研发投入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更强的激励效应,且在传递渠道上,两类企业也存在明显差异。     

创新激励政策、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投入

以深圳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2008年～2011年四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税收优惠、研发补贴、金融支持、产权保护及人才激励五项创新促进政策的实施效果,并研究风险投资与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相关性问题。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及人才激励政策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挤出效应---政府的研发补贴显著地减少了企业研发投入;金融支持政策效没有显著地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风险投资从总体上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没有非常显著影响;有风险投资的企业研发产出高于无风险投资的企业;风险投资的持股比例对企业的研发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高管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研发投入

在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积极探索创新推动力。为了寻找提高企业创新的方法,首先需要分析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因素,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管理者的有效管理与企业的整体创新绩效密切相关,文中旨在探究其中联系,从根源上找到企业创新思路。文中以2013—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重回归分析法,研究高管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强度和高管薪酬激励强度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机构投资者持股会削弱高管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文中将高管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和研发投资的3项因素整合到同一研究结构中,不仅探究影响研发投资的因素,而且检验得出机构投资者的替代效应。     

高管股权激励、R&D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

随着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创新成为企业获得持续竞争的重要来源,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增加创新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绩效提升,而高管作为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的决策者起着关键作用。选取2012-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和中介模型,就高管股权激励、R&D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和R&D投入力度越大,企业创新绩效越好;高管股权激励有利于提高企业的R&D投入,且可通过R&D投入的中介作用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中国新能源汽车“非补贴型”政策的研发投入激励研究基于区域创新氛围的差异性分析

在中国新能源汽车“补贴型”政策逐步“退坡”的背景下,为了进一步研究如何发挥好“非补贴型”政策的接力作用,促进车企高效创新,本文将新能源汽车“非补贴型”政策区分为“技术准入”和“消费支撑”两类,选取2010—2019年期间中国新能源汽车整车企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应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从显著性、敏捷性两个维度分析了两类“非补贴型”政策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动态影响,同时应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区域创新氛围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技术准入”类政策对新能源车企研发投入始终呈显著正向激励效果,且响应更敏捷,时滞较短;“消费支撑”类政策的激励显著性则呈现由强减弱趋势,响应敏捷性相对较弱,时滞较长。同时,“技术准入”类政策的研发投入激励效果受到区域创新氛围单一门槛效应的影响,产生正向调节作用,“消费支撑”类政策的研发投入则受到区域创新氛围双重门槛效应的影响,并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因此,要充分发挥两类“非补贴型”政策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激励优势,并根据区域创新氛围的差异性,因地制宜地实施差异化的“非补贴型”政策。研究结论为中国制订差别化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驱动战略提供了决策参考。     

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来自2009～2013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2009~2013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市场化进程、市场竞争与股权集中度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发现:政府补贴能够激励企业增加技术创新投入,并且市场化进程越高的地区,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激励作用越显著;产品市场竞争越弱的行业,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促进效果越好;股权越分散的企业,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促进效果越好。     

融资约束、税收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11—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融资约束与税收激励2个因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显著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主要依赖于债务融资,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主要取决于股权融资;税收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税收激励效应有效缓解了融资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企业所得税税收政策较增值税更能促进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     

政府补贴与新能源企业绩效：异质性与时滞性视角

   政府补贴是国家引导新能源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政策之一,但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和机制观点不一。本文选取2012年至2016年新能源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在考虑时滞性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讨政府补贴、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揭示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企业产权异质以及地域特征对上述关系产生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具有促进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vs.非东部沿海地区）和非国有企业（vs.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当期和滞后1期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vs.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当期和滞后1期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效应,且完全通过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而传递。研究结论可为政府补贴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参考,为新能源企业合理利用政府补贴、调整研发投入策略提供建议。     

政府压力、税收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

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和内在激励促使企业加大基于节能减排、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的研发投入是保护环境、加强产品全生命周期成本控制的重要举措。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11-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政府压力与税收激励两个因素单独及共同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我们发现,披露研发投入信息的企业数量和研发投入强度逐年提高,来自国家科技政策、节能减排、能耗管理等方面的政府政策压力对企业研发活动存在促进作用,而来自污染治理方面的政府政策压力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存在挤出效应;税收政策是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重要因素,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较增值税更能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税收政策的激励效应弱于政府压力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科技金融政策能提升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吗?——来自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

将“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冲击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分析了该试点政策影响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内在机理,并基于2009-2020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运用渐进DID模型评估了该试点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该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科技企业研发投入,且这一政策效应具有持续性。此外,政策的研发投入效应在不同生命周期、不同所有制以及不同规模的企业间存在差异。机制检验表明,该试点政策通过财政补贴效应、信贷支持效应和机构投资集聚效应对科技企业研发投入产生影响,其中信贷支持效应贡献度最高,机构投资集聚效应贡献度次之,财政补贴效应的贡献度最低。拓展分析发现,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科技企业的创新产出,并提高了科技企业的创新质量。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研发投入效应提供了政策启示。     

税收征管、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投入

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已成为企业创新范式的共识,税收作为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核心要素,在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通常认为,税收征管力度的增强会增加企业税负,从而抑制创新投入。然而,税收征管增加企业避税成本,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入以获取研发创新相关的税收优惠;税收征管作为企业外部治理因素还能够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缓解企业创新投入的融资约束。本文利用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利用工具变量等方法考察了税收征管力度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面临的税收征管力度越大,越倾向于增加研发创新投入以及其他创新活动。进一步地,从政府廉洁程度、政府效率和法治水平测度企业所在城市的制度环境,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对税收征管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当前减税降费背景下,规范税收征管的同时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入。     

权变视角下企业网络位置与产品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当前对企业选择网络中心位置还是网络中介位置进行产品创新仍存有争论,而同时引入技术战略导向和市场动态性两个调节变量分析两种网络位置对产品创新绩效的权变效应有可能破解这个难题。通过对浙江省208家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两种网络位置对产品创新绩效都有正向影响,且企业技术战略导向越高,这种正向效应越显著;市场动态性越高,网络中介位置对产品绩效的正向效应越显著,但市场动态性对网络中心位置与产品创新绩效关系负向调节作用并不显著。研究结论不仅明确了不同网络位置发挥效用的具体情境,也为企业选择合适的网络位置进行产品创新提供了启示。     

环境规制、政治关联和企业研发投入——基于民营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民营上市企业数据,实证结果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第二,政治关联企业研发投入水平更低,政治资源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第三,政治关联的负向调节作用弱化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基于实证结论,监管者应强化环境规制督察职责,避免民营企业通过寻租手段规避环境规制并提升企业创新行为的激励以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长期竞争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