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选》对宋玉辞赋著录所反映的宋玉批评问题

我们从《文选》对宋玉辞赋的著录、《文选》编者的文学思想及其文体设立与选篇标准、《文选》的编排体例和收录特点,分析了《文选》对宋玉及其作品的批评与评价,我们的结论是,《文选》认为：1．宋玉是赋体文学特别是散体赋的开创者和奠基人;2．《文选》著录的宋玉作品可谓周秦至梁初期间文学作品中的“清华”;3．《文选》重评宋玉,欣赏宋玉作品的理论基础是主张“文质彬彬”而又并偏重于“翰藻”的新文学理念。总之,《文选》对宋玉辞赋的著录提升了宋玉的文学地位,传播了宋玉作品,扩大了宋玉的影响,对于宋玉批评来说,有着积极的意义。     

《文选》载宋玉赋内容新论

司马迁说宋玉“好辞而以赋见称”(《屈原贾生列传》),明确指出宋玉擅长赋体文学,并以此著称于世。程廷祚称宋玉为“赋家之圣”,在其《骚赋论》中说:“赋何始乎?日:宋玉。”宋玉以瑰伟之才,崛起骚人之后,……由是词人之赋兴焉。”(《青溪集》卷三)宋玉在赋史上的首创地位和巨大贡献,是不可泯灭的。《汉书·艺文志》称“宋玉赋十六篇”,多早已失传,现存者亦喜伪难辨。《古文苑》所载宋玉赋六篇,实为伪托,几已成定论。多数人判为宋玉所作的《九辩》,属骚体,《昭明文选》即列入“骚”类。至于《文选》收入赋类的     

论《选·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萧统《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书中收录了自东周至南朝梁约800年间的诗文700余首,按文体分为赋、诗、骚等37类。本文仅就“赋类”所选录的56首,论述它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选·赋》(下文简称“选赋”)是赋史长河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选赋以它独特的思想意蕴和精湛的艺术特色,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许多优秀赋作正因《文选》的收录而赖以流传。选赋中对文学题材领域的多方面开拓以及形式上的多样化的实践,对后世其它文学样式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下面拟就四个方面分别论述之。     

从《文选》的文体观念论《文选》赋“序”

基于序者“序所以为作者之意”与赋者“述客主以首引”的文体观念, 《文选》所录赋作, 或称赋作自身组成部分为“序”, 或“剪截”史辞为“序”,《文选》为赋搜寻“序”的情况, 与《文选》编撰者对“赋”的文体结构与“序”的文体功能的认识有关, 也与“序”的存在形式有关。     

赋体四论(1)——赋是“古诗之流”辨

冯俊杰同志的《赋体起源论》包括《赋是“古诗之流”辨》、《赋体的生命要素》、《铺陈的发生发展》和《赋体的正式形成》四篇文章。文章力图不为各种成说所囿,摆脱传统的封闭式理解和线性因果分析,从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重新追溯赋体的起源。并以文体形式构造存在着内外层次的理论,具体分析赋体的各种构造因素及功能,进而揭示赋体的结构、要素和层次。指出“铺陈”的发生发展是人类语言表达的一种共同现象,但它集成某些外层形式形成赋体却是汉民族文学特殊规律的表现。因此结论说,赋体是文学发展一般规律和汉文学特殊规律的反映的产物。本刊拟分四期连载。     

游戏体的另类书写：论李清照《打马赋》辨体、尊体意识

李清照《打马赋》一文的书写方式是对赋体文学“辨”“尊”传统的继承，代表着作家对赋体雅俗标准与正统思想的重申。从文体内部规范与审美特质的角度看，该赋在艺术上沿袭前代赋体铺采摛文、骈四俪六、结构精巧、限韵等特征，表现出明显的辨体思维；从赋体文学价值谱系的角度看，该赋在正文、“辞曰”部分明道言志的思想主旨符合古人“赋乃诗骚之源”的文体观念，是靠拢赋之正体而为的尊体结果。     

《文选》“情”类赋探微

萧统在《文选》赋类中首次设“情”目,填补了在赋作分类中无“情”类的空白,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入选的赋作代表了萧统心目中“情”类赋的理想面貌,萧统认可的“情”是“止乎礼义”的、为传统儒家思想所浸染的“情”。对赋中女子“中和之美”和赋中故事“以悲为美”的认同和赞赏则体现出了萧统对传统美学观念的继承和发扬。     

文学书名释义(二)

《文选》:总集名,世称《昭明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选编。选录自先秦至梁的诗文辞赋,选录标准是以“文为本”,不选子、经,史书也只略选论赞,表明编者已为文学划定了范畴,初步注意到文学与其他类型著作的区分。从文体上分为赋、诗、骚等38类,共有700多篇。为现存最早的诗文选集。故“文选”可理解为“文学作品选”。《世说新语》:初名《世说》,也作《世说新书》,古代小说集,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撰。原为8卷,今本作3卷。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门。此书主要记述士大夫的言论、轶事。“世说”的意思是“社会言论”,故“世说新语”可理…     

《文选》与三世纪文学

文章重点考量《文选》对研究三世纪文学的指导性和局限性。通过比较《文选》以及同时代的文学批评论著,可以看出,在界定作家范围上,《文选》的指导意义是积极的。但是《文选》对魏晋大量涌现的咏物赋的忽视又显现了它在界定文体和代表作品上的局限性。     

论《文选》"对问"体 --兼论先秦问对体式的发展历程

《文选》选文,有“对问”一类。问对作为人际语言交际的基本形式,由来已久;卜辞是人神问对,旨是决疑;《尚书》是君臣问对,旨在择贤;《论语》是师徒问对,旨在问道;《孟子》是君士问对,旨在问难;《庄子》是人物、物物问对,旨在说理。对问体在以专论为特色的第三阶段诸子散文消失,转移到以《战国策》为代表的史传散文中,《战国策》也是君士问对,旨在问计。对问作为文体是作为手法的问对句型发展而来,其基本特征是设词见志,抒发郁陶之情。宋玉《对楚王问》作为对问体的唯一代表,从问对内容上确立了文体范式,是北方文化与楚文化的结晶,成为骈赋尤其是设论体的直接渊薮。     

论建安七子军旅纪行赋

纪行赋渊源于屈原《九章》中的《涉江》、《哀郢》两篇,通过刘歆、班彪、班昭、蔡邕等人的创作实践纪行赋有了固定的模式。建安时期"七子"对纪行赋的题材有所拓展便产生了军旅纪行赋。"七子"的赋作除了军旅纪行赋之外还有都邑赋、田猎赋、游览赋、山水赋、物色赋、情志赋、哀伤赋和咏物赋等多种类型。军旅纪行赋是建安时代的产物,因此有它独特的产生原因、文体特征和具体内容。     

“歌”、“诵”、“赋”辨——兼论“赋”的命名

＂不歌而诵谓之赋＂是＂汉赋＂命名的一个重要来源,然而＂歌＂、＂诵＂、＂赋＂并非同义重复。＂歌＂是对乐歌的表达方式,它具有旋律和曲调;＂诵＂即今所谓朗诵;＂赋＂和＂诵＂的共同特征是＂不歌＂,其区别在于由不同的盲者朗读诗文。源于一种＂不歌＂的诵读方式,正好体现了＂赋＂作为一种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     

古代论诗诗的体制及其流变

作为古代独特的诗学批评文体,论诗诗肇始于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与以诗论事（人）,经过汉魏六朝的酝酿,至唐代杜甫首创用完整的诗篇来论诗,其代表作为《戏为六绝句》。宋金时元好问以《论诗三十首》将杜甫开创的论诗诗推向高峰。明清以降,伴随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成熟,出现了袁宏道、钟惺、钱谦益、王士祯、沈德潜、厉鹗、袁枚、龚自珍,以及一批女性论诗诗作者。他们各骋才情,名作迭出,使得这种特殊的诗体焕发出耀眼的光彩,尤其是论诗词、论诗曲,以及论词诗、论曲曲等形式的出现,标志着论诗诗体制上的新发展。     

本位坚守与叙说新创--论20世纪报告文学作家的文体意识

20世纪中国报告学成为坛主流体的辉煌，与报告学作家奉行的体意识密切相关。在本书写与叙说的对象上，坚持以非虚构性为核心的体规范的本位坚守；在探讨写作方式上，不拘一格地进行叙说方式的刨新实验。在这样既矛盾又统一的体意识主导下，一个坚守体本位与锻造体活力的互动之路就生动地呈现在近百年报告学创造的宏伟时空之中。     

蔡邕与东汉诗序体考论

诗序体是悄然兴起于东汉末年的一种新型诗歌体式。诗序体的产生,虽然是受了“赋序合一”等的影响所致,但与蔡邕对其之艺术实践大相关联,因为蔡邕集中的《樊惠渠歌并序》一诗,是现存最早的一首诗序体。此外,蔡邕善于从事“文序合一”之创作的举措,也为诗序体的问世提供了坚实之基础。由于诗序体开创了诗歌审美的新格局,所以魏晋六朝的诗人们均特别喜爱这一新型的诗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是陶渊明。而此,所体现的则是蔡邕对文学史之重要贡献。     

曹植诗文中的问答形式

问答形式在曹植的诗文中均有出现,但散文中的问答形式更多地受赋体主客问答模式的影响,而诗歌中的问答则与汉乐府中的叙事手法紧密相关。     

刘壎的古赋理论与创作

刘壎是宋末元初古赋热潮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刘壎身经宋元鼎革的巨大历史变迁,因此特别重视古赋中的悲怆情怀;他又是一个信奉陆学的学者,因此特别重视古赋中的义理劝诫。另外,他还提倡古赋要有清新的语言,以及峻洁的风骨。刘壎今存古赋九篇,其中《观雨赋》、《阅武赋》、《延平新郡赋》、《迎春赋》四篇,更能反映其古赋特色,也基本上能符合其理论要求。     

从《七发》到《天子游猎赋》——脱离上古文学传统，确立汉赋表现世界

枚乘《七发》开创了汉大赋这一体式，是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的直接祖先。但枚乘的《七发》背后还存在着古老的师承，司马相如的作品却脱离了上古文学传统，确立了汉赋的表现世界，标志着汉赋新的发展方向。     

辨“骚”之“奇”--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新探

“骚”是一种处于“诗”、“赋”之间的诗体。与“经”比较,“骚”体的整体特征表现为“奇丽”,“奇丽”的本质特性是变易适度性。以“经”为准,“经”、“纬”与“骚”三者之间互动着“正-伪-奇”辩证思维的内在态势。“骚”体的变易适度性和辩证的思维方法,对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中国文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诗六义”排列顺序之探因

关于“诗六义”,孔颖达提出了“三体三用”说,但是没有详细解释“诗六义”把“赋比兴”放在“风”的后面的原因,导致部分学者质疑此说。孔说固然合理,但“诗六义”的排列也有其内在的逻辑。“风”是最先形成的诗歌体制,而“赋”是“风”最早的诗歌表现手法。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和伦理道德等因素使人们的一些情感不敢直接表达,于是出现了比较隐晦的表现手法“比”和“兴”。而“雅”、“颂”在情感表达上,可以说是“风”的延续,所以排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