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关系研究70年

建国70年的儒佛关系研究,约分三个向度:其一为以思想观念之向度,即主要通过对概念、命题的比较以考察儒佛关系;其二为儒士佛教观向度,即主要借助儒家学者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以考察儒佛关系;其三为高僧儒学观向度,即借助高僧对儒学的认知、理解和评价考察儒佛关系。此三个向度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全面、深刻、准确地认识儒佛关系,且对推动新时期的儒佛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多元制衡的中国文化

华夏文明五千年,儒、道、佛等文化"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儒学充当了制衡和导向的角色。西方文化引进国门,与中国文化有融合,有冲突。多元制衡应成为我国文化发展的主导思想和一大特色。     

曾巩的儒释人才观

《曾巩集》收录之佛门题记 ,虽于佛教不乏针砭 ,但独于释门人才之盛叹赏不已 ,并因之惋惜儒道之中 ,缺乏如此既高度敬业 ,又具备较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曾巩对比儒释两教人才之现状 ,以及人才选拔和储备情况 ,得出人才危机是儒道振兴的最大障碍的结论。本文透过作品 ,对其儒释人才观进行分析 ,认为曾巩对佛徒之赞叹 ,实际是对儒道门庭冷落之哀叹。所以其赞扬僧徒 ,丝毫没有改变他反佛之立场。     

汉唐丝路文化“多元共生”特性探微——以“上元燃灯”习俗中儒佛道文化的共生融合为例

上元燃灯习俗是中国传统岁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其起源、发展及演变定型为当今元宵节文化样式的历史步履,可以看到先秦帝王"庭燎"、"祭祀太一"仪式、汉代西域佛教及百戏杂技输入、隋唐胡风"灯轮"形制等儒佛道多元文化渐次融入、共生融合的现象。本文欲以提出:汉唐丝路文化具有"多元共生"性质,这对当今建设"一带一路"新文化,应具有历史启示意义。     

论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

德育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本,加大人文关怀。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民本思想传统,民本思想是以人为本的雏形和萌芽,最早明确提出“以人为本”这一思想的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管仲。儒、道、佛传统三大家对人本德育都有相关论述。我们的德育以人为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并不是脱离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空谈“人”,而是要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性

文化双重的基本属性反映了传统文化之间,如儒道文化、儒法文化、儒佛文化之间对立与统一的辩证关系,因此,在认识传统文化时应当注重对其双重性的全面科学把握。本文立足文化的双重性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机制,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在文化双重性的作用下进一步丰富自身的内涵并实现自身的发展。     

诗路文化串起浙江文化精华

正2020年10月,浙江省诗路文化带建设暨浙东唐诗之路启动大会在浙江天台召开。诗路文化带建设将围绕"诗画""山水""佛道""名人"四大主题,凝练彰显"诗心自在"的文化内涵。诗路文化带"一文含四带,十地耀百珠",将串连起浙江省文化精华之"链"、山水之"链"、全域发展之"链",具有从古至今走向未来的重大意义,是诗画浙江大花园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和文化浙江建设的"金名片"。     

儒、道、佛的自我超越哲学——孔子的"四毋"、庄子的"三无"和佛家的"破二执"之比较

儒、道、佛三家学说在对待现实人生的态度上是截然不同的,但都追求一种超越世俗、超越物累、超越自我的人生境界.孔子的"四毋"说、庄子的"三无"说和佛家的"破二执"说,都是为了达到绝对自由的人生精神境界.三家学说中的自我超越哲学,对净化人们的心灵,消除人的私欲心,是很有警世意义的.     

古易的思维模式与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是以儒、道两大思想体系的相互对应为主干而建构起来的。而儒、、道两大思想体系的对应关系又以古易为重要的历史源头。因此,古易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揭示古易的思维模式及其与儒、道思想的对应关系,对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易经》对儒道两系的影响

中国哲学素以儒、道互补而著称。儒家的经典是“五经”,按汉代以后的排列,它们分别是《易》、《书》、《诗》、《礼》、《春秋》;道家的经典是“三玄”,按魏晋以后的说法,它们分别是《易》、《老》、《庄》。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饶有兴趣的现象:历史上泾渭分明的儒、道两系,竟均以《易经》为自己的哲学坟典。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后世的学者争相以前人的经典作门面,还是儒、道两家本出于一源?从这一意义上讲,探明《易经》与儒、道之间的联系,便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应解决的首要课题。然而遗憾的是,也许是由于年代的久远、资料的匮乏、文献与传说的真假难辩,检阅诸多版本的中国哲学史,这一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而是有意无意地被忽略掉了。于是,谈儒者始于孔、孟,说道者肇自老、庄,而在此以前的中国哲学,则只留下混沌不清的一个疑团。为了解开这一疑团,笔者曾在《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第1期上撰有《〈易经〉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一文,集中阐述了《易经》中所包含的以“阴阳”为载体的两性文化的世界观和《易经》中所运用的以“周易”为形式的素朴辩证的方法论。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进一步讨论《易经》的上述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怎样影响和制约着儒、道两系在以后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儒道互补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儒、道互补问题,学术界早已提出并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对互补的内在机制,则还留下很大的研究空间.本文从审美功能、审美判断、审美心理、审美趣味四方面,具体深入探讨了儒、道互补的内在机制,对儒、道两家的美学思想作了较全面的比较研究.     

简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思想互补

自中国传统文化进入古代第一次繁荣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以来,儒、道两家文化就成为我国两大主流文化。春秋战国时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社会上产生众多的学派和学说,有所谓六家之说(儒、墨、名、法、阴阳、道六家),亦有所谓九流之说(六家再加纵横家、杂家、农家),然其中在意识形态领域影响最多,起到主导作用的则是道、儒两家。道家在哲学宇宙论上影响最大,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建立较完整的宇     

儒、道、禅美学思想异同论

在中国几千年光辉的文化史中,古代美学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审美理想的形成,到审美方式和审美趣味的发展演变,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当然,要说清中国古代美学的民族特色,需要作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不过笔者以为,在诸多因素中起关键作用的,还要算儒、道、禅三家的学术思想。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的儒、道两家学说,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美学的发展;东汉以后传入的佛学思想,与中国固有的儒、道学说,经过长期的聚散捭阖,终于在中唐时期形成了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流派——禅宗。自此以后,儒、道、禅三家美学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主体与灵魂,影响着封建社会后期文学艺术的发展。它们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一面,导致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丰富多彩;而它们互相渗透、互相融和的一面,     

论唐代寺观医学的作用及影响

医学是佛道两教的重要内容,研究佛道两教不可忽略他们的医学事业;医学附着于宗教之上,获得了新的发展方向。唐代寺观医学影响深远:补充了唐代医疗事业,拓宽了唐人求医问药的渠道,以独特的心理治疗法丰富了古人的祛病手段。     

试论中国文化的新统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文化发展过程中,有几次巨大的转变。殷周时代,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开创时期;春秋战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可称为诸子时代。秦始皇焚书坑儒,使文化的发展受到一次严重的挫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儒学的经学占了统治地位,开始了经学时代。在经学时代,百家争鸣的盛况不见了。两汉之际,印度的佛学输入,到东晋南北朝时代而逐渐盛行起来,隋唐时代形成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北宋时期,理学兴起,对于佛道“二氏”进行了批判,重新发扬先秦儒学。从南宋到明清,可称为理学时代。明代后期,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清代中期,鸦片战争以后,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于是—些进步人士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形成了西学东渐的新时代。     

耶儒之间的文化转换--利玛窦《天主实义》分析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首先要求传教士本人实现文化转换,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依据中国的现实状况制定了以文化调和为主向,"合儒辟佛"的传教策略,其具体体现则是《天主实义》.在《天主实义》中利玛窦把天主教学说以儒生可以接受的形式重新包装,对基督教信仰做出一种调和的解释.证明古儒典籍之上帝即基督教之天主.利玛窦采纳的是一种相当宽容且带有弹性的文化视野,他自愿且顺利地完成了耶儒之间的文化转换.但利玛窦实际宣教的成功不能证明他在《天主实义》中提出的以儒证耶、以耶释儒的观点就是准确无误的."天主即经言上帝"之说在学理上仔细分析是不太可靠的,其结果乃是汉语基督教之"伦理化"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现实意义——以企业经营管理为视角

传统文化价值观在来源上主要是儒、释、道三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发挥作用.学习借鉴传统文化价值观要有辩证的态度,要分清道与术的不同.有的价值观具有积极意义,有的价值观则有消极意义.     

峨眉武术文化产业发展思考

峨眉武术是创派最早的武术流派,它集聚佛道两家文化、武术精华而自成体系,成为一种集楚越武术、中华武术与巴蜀武术精粹,纳佛道修心养生之奥妙于一体的地域性武术文化。文化是地方旅游之魂,也是地方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但峨眉武术文化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有待于进一步开发挖掘。本文从分析峨眉武术产业的发展现状入手,提出拓展、壮大峨眉武术产业的对策建议。     

隋唐时期侠儒佛道的此消彼长及其对隋唐审美风尚的影响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内外环境都最为宽松的时期,当时主要的社会思潮有侠、儒、佛、道四种,其间互有消长,对当时的社会审美风尚产生了重要影响。任侠精神的盛行,造成了盛唐时期以意气功业、侠肝义胆和放荡不羁为美;儒家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中唐以前对"风骨"的普遍提倡和运用,唐人诗歌理论上的"兴寄"说、散文理论上的"明道"说、五彩缤纷的人工美以及新乐府运动,都体现着儒家的务实精神;道家对自然之美的推崇,使"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和追求真态真情之美成为盛唐诗人的审美风尚;中唐时期以幽寒瘦硬为美,以疏朗淡雅为美,这与道家思潮的影响以及禅宗的崛起不无关系;禅宗思想的影响所及,则体现在晚唐时期的以意境韵味为美和以含蓄蕴藉为美。像以禅喻诗,追求禅境禅趣,追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等,都分明显现着禅学的痕迹。     

浅谈苏轼之“以诗为词”

作为"豪放派"开山之宗,苏轼一改前人柔婉绮丽的创作风格,以诗体、诗材、诗境入词,为宋词注入了新鲜血液。而这种"以诗为词"的创作手段,不仅是苏轼创新自觉的体现,更反映了其在困境中仍随遇而安、性命自得的旷达人格和高远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