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犯罪的严厉执法:美国经验及其启示

美国环境刑事执法十分严厉,其基础包括环境刑事立法的保证、专门环境刑事执法机构的设置、环境刑事执法部门之间的合作、民众的普遍支持和追诉积极、量刑严厉。我国面对生态环境质量恶化的严峻情势,可以借鉴美国环境刑事执法的经验,环境刑法立法应突出对环境犯罪的威慑,借助司法解释限制法官量刑轻缓化倾向,设置专门的环境刑事执法部门,强化跨部门、区域性合作。     

作为刑罚附随的生态修复责任研究

环境犯罪侵害的是双重法益,但司法中更偏向于刑罚制裁,忽视生态法益的保护。我国关于刑法附随的混淆概念包括刑法附随后果和刑罚辅助措施,明确相关概念的内涵对于把握刑法附随的含义至关重要。以民事领域和行政领域关于刑罚附随的表达方式为出发点明确刑罚附随层面生态修复责任的适用范围。在保护双重法益和积极预防的基础上,以明确立法指引、扩大适用范围和进一步明确刑法附随内涵的方式并加以完善,以使其更具备操作性。     

交通肇事罪立法利弊分析

交通肇事犯罪是一种多发性犯罪,为了有效制止交通肇事犯罪行为的发生,1997年新刑法对交通肇事犯罪立法规定进行了完善,相关司法解释也为实践中正确认定及处理该类犯罪提供了依据.然而新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应进一步完善以避免理论认识上的分歧,正确指导司法实践.     

试论单位犯罪

单位是我国新型法典明确规范的一类犯罪主体，相对自然人犯罪而言，其在犯罪构成、诉讼程序方面有许多特殊性，本依据刑法的规定结合有关部门对单位犯罪的司法解释和相关的司法实践，对单位犯罪的构成及其诉讼程序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以期能作用于司法实践。     

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治理的立法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的不断攀升,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严重社会问题,为我国乃至世界各国刑事法律界所关注.如何有效预防、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国家立法机关通过制订、完善预防、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有关法律制度,则是这一系统工程中的不可缺少的基础性环节.但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还很不完善,应当借鉴国际社会中有关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治理立法的成熟经验,在实体上,修改或者补充刑法,建立专门的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实体法律规范体系;在程序上,修改刑事诉讼法,设立适用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在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上,进一步强化、完善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犯罪预防及其治理的综合性立法;在司法体制上,确立少年法庭体制.     

污染环境犯罪的司法认定

环境污染犯罪的本质及表现和传统犯罪有很大不同,具体体现在:污染环境犯罪行为人主观上往往不具有污染环境的直接故意,并且危害后果的产生和显现具有复杂性、潜伏性和长期性,因此,当环境污染犯罪的危害结果出现后,依据传统刑法理论来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和因果关系相当困难。为了加强刑法对环境的保护力度,便于司法实践中正确辨别与认定污染环境犯罪,有必要确立环境污染犯罪的过错推定原则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侵占罪问题新论

侵占罪是侵犯财产罪中的常见犯罪形式之一,又是告诉才处理的案件。由于仅有刑法条文而无相关司法解释,侵占罪在司法实践中问题颇多,需要进一步研究。     

抢夺犯罪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

抢夺犯罪在我国很多地区都有日渐猖狂的趋势，老百姓对此深恶痛绝，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党和政府对此给与了极大的重视，打击抢夺犯罪成了我国现阶段乃至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如何审理抢夺犯罪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中还有不少不甚完善以致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可依的地方。     

修复性司法下的多元化犯罪预防

修复性司法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刑事司法的解决犯罪问题的新途径,它被认为是21世纪刑事司法的发展方向。修复性司法相对于传统刑事司法,将以刑罚为主体的一元的犯罪预防模式改变为以非刑罚方式适用的多元的犯罪预防模式。修复性司法引发的犯罪预防的变动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中国刑事司法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修复性司法,会对中国现阶段的犯罪预防起到推进作用。     

略论传染病防治失职罪

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属于渎职罪中的一具体罪名.该罪在犯罪客体、客观方面、主体和主观方面都有自己的特征.在司法认定传染病防治失职罪时,我们要注意新旧刑法的变化和有关的司法解释.同时,我们要对该罪的立法设计和司法解释进行实事求是地评价.     

略论我国司法解释的问题及对策

司法解释对于弥补法律规范本身存在的缺漏 ,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 ,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法律实践中的司法解释还存在不少问题 ;对法律的实施产生了消极影响 ,只有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才能提高司法解释的质量 ,保证法律实施的准确和公正     

隐形规则在罪刑法定司法化中的作用

罪刑法定的司法化是通过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司法运作来完成的。同其它部门法司法运作相比,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司法运作表现出对刑法正式规则、显型规范的巨大期待。这种期待表现为立法者对法典编纂的热切和司法办案人员对成文法的强烈渴望和绝对的依赖。但是,纯粹的正式规则、显型规范治理的理想主义模式是不存在的。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的司法运作,或言之,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运作同样需要非正式规则、隐形规则的介入,这是由刑法正式规则、显型规范的局限性及法律运作的规律决定的。     

浅谈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

刑法司法解释是指享有解释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刑事实体法的适用过程中,对各级司法机关均应遵照执行的刑事法律规范的内涵和适用范围所作的一种直接阐释,从而揭示刑事法律规范所体现的立法者的意图和要求,保证刑法得到准确的适用。就性质而言,它虽是一种创制规则的活动,但须以不违背刑事法律立法本意为原则。尽管如此,由于刑事司法解释是刑法在实际适用中的具体化,也是司法机关适用法律过程中加以引用的重要依据,并为公众所熟知,因而能否全面准确的适用事关行为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对刑法司法解释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刑法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之协调——刑法解释权配置的反思与重构

刑法的立法和司法活动都离不开刑法的解释。目前,刑法解释主体的多样化带来了诸多矛盾：刑法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存在失谐,司法解释内部存在冲突。本文在考察我国刑法解释权的现状,对其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刑法解释权进行尝试性的重构,以期促进刑法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协调,实现刑法解释权的合理配置有所助益。     

我国刑法解释存在的若干问题

我国二十多年的刑法解释实践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不能适用于刑法解释实践，本应由刑法规定的犯罪问题和刑罚问题，却由司法解释替代了，刑法赖以支撑的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解释中成为一纸空，刑法作为国家重要基本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受到严峻挑战。本就上述现象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评述。     

能动司法检察监督的必要性解析

能动司法检察监督具有深厚的理论、实践、政策和法律基础。检察机关通过行使检察监督权,可以充分发挥其防止能动司法权滥用功能和保障能动司法过程中权利实现及其受侵犯时得到有效救济的功能。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客观上要求通过检察监督,保证能动司法依法进行,防范能动司法偏离司法属性、背离法治轨道等情况的发生。能动司法检察监督是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是现行法律的规定,也是能动司法法制化和规范化的必然选择。凭借权力实现对法官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监督和制约是世界通行做法。鉴于当前我国法院和法官的能力状况、能动司法中存在的错误风险,有效规制能动司法需要检察监督的介入。     

关于建立罪犯司法救济机制的理论思考

司法救济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罪犯应当拥有司法救济权并且不得克减.建立罪犯司法救济机制的必要性在于可以实现保护罪犯基本人权、预防犯罪、制约权力、促进监狱治理法治化等目的.建立罪犯司法救济机制必须抛弃特别权利关系理论,树立基本人权理论,承认刑事执行行为是行政行为,形成权利救济的法治观念.     

刑法司法解释的明确性探析

现行刑法实施以来,最高司法机关制定了大量的司法解释。根据刑法性原则的基本要求,阐述我国刑法司法解释背离明确性原则要求的具体表现、刑法司法解释明确性的判断依据以及我国实现刑法司法解释明确性的相应对策。     

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刑法司法解释主体问题辨析

刑法司法解释的应然主体不应为法官个人,而应为作为法官整体的最高审判组织。尽管法官解释刑法的现象是存在的,而且是大量的,但不能由此推导出法官具有刑法司法解释权的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律系统中的集权,即最高人民法院的＂垄断解释权＂是完全有必要的。解释法律的集权胜于分权,如果地方法院都享有解释法律的职权,则统一适用法律就难以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具有刑法司法解释权也是完全必要的。     

刑法解释的制度设计与体制重建

我国目前刑法解释中,有权解释是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这两种法定的解释构成我国刑法解释的二元体制。但由于法律解释权的二元分立,造成刑法解释体制在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冲突。重新定位法律解释,并建构科学有效的刑法解释体制将成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