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申报》广告中的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蒋介石发起的为提高国民生活习惯,改造社会风气的运动,《申报》广告中,很多商家借助政府大力倡导新生活运动的机遇,将自身产品与新生活运动相联系,以达到增加销售量的目的。本文试图以此为切入点,研究这一现象的产生以及对新生活运动的影响。     

论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民众精神动员工作

抗战时期,国民党为了坚持抗战和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通过新生活运动、宣传鼓动、民众组织、学校教育等进行民众精神动员,取得一定的效果,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宋庆龄对"新生活运动"的批评

"新生活运动"以促成民族精神为目的.民族精神是孙中山提倡的.蒋介石提倡民族精神的目的是消除"内忧外患".但他把民族精神与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这是错误的.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从对立到既有分歧又有合作的过程,使得他对"新生活运动"的评论及其温和.宋庆龄对"新生活运动"的批评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影响.以上这些思想上的互动,构成了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     

中国社会的变化 新生活运动

最近,蒋介石将军的顾问乔治·W·谢菲德从中国来到英国,向公众讲述正在中国广泛开展的新生活运动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变化。……他说,"1934年蒋先生发起了新生活运动。这场最中国化     

试论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困境

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 ,建立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在他建构的以“礼义廉耻”为中心的理论中 ,存在着两个困境 ,一是不顾法律、经济、人民在道德中的作用 ,孤立地建构以“礼义廉耻”为中心的道德 ;二是其建构的新道德无法按照其所设计的从“衣食住行”中得以体现。这两个困境必然使得新生活运动走向失败的命运 ,也决定了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不可能实现的     

试论抗战前基督教会在新生活运动中的角色和作用

蒋介石对新生活运动寄予莫大期望,将其视为"国家与民族的复兴运动",希望借此能够巩固其统治地位,并获得国际上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基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诸多因素,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极力邀请在华基督教会参与新生活运动。同时,基督教会基于其发展自身力量、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以及扶持蒋介石当局的需要,参与了新生活运动。从它的筹备、宣传到实施,基督教会都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地扶持和援助了蒋介石,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发展和改进。     

共产国际代表、陈独秀与迎汪复职运动

“迎汪复职”运动是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同蒋介石新右派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运动对于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国民党左派以及其他革命势力揭露蒋介石的阴谋,打击他的反动气焰和削弱他的权力,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陈独秀等人过分看重迎汪复职运动的作用,未能在精神上和实际工作中作好应付各种突然事变的准备,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幻想以退让求团结,忽视了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新形势下,发动工农群众,创建工农武装,巩固并加强共产党自身力量的重要任务。究其实质是对蒋介石反动本质缺乏清醒认识,对汪精卫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犯了方向性原则性的错误。     

再论新生活运动失败的原因

前人对于新生活运动的失败已有几种见解,但是仍然不够全面。蒋介石个人的主观因素、群体的主观因素、运动自身的制约因素以及整个社会的客观因素都包涵着导致新生活运动失败的原因。对新生活运动失败原因的探究对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一运动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的变化新生活运动

最近,蒋介石将军的顾问乔治·W·谢菲德从中国来到英国,向公众讲述正在中国广泛开展的新生活运动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变化。……他说,"1934年蒋先生发起了新生活运动。这场最中国化的运动在过去四年的时间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运动以中国五千年来形成的最基本礼、义、廉、耻为四大基本准则,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试图带给中国     

20世纪20～40年代国共两党对赣南地区的社会改造——中国苏维埃运动、“新生活运动”与“赣南新政”的比较研究

从社会改造的视角比较江西为中心的苏维埃运动、"新生活运动"和"赣南新政",三者在路径上都带有浓郁的民众动员色彩、内容上都十分重视军事化、结果上也都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改造成效,但也有显著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指导思想上的改造与改良、依靠力量上的民众还是精英、目标愿景上的真诚还是虚伪、干部队伍是以身作则还是自我标榜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这五个方面。通过三者的对比,发现苏维埃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起点,它的社会改造不论是从当时惠及的人群和改造的深度,还是从对中华民族历史走向的影响来看,是远胜于"新生活运动"和"赣南新政"的。     

新生活运动在河南

三十年代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在当时国内外曾喧闹一时。地处中原的河南,在国民党军政机关的组织下也广泛地推行。本文拟对新生活运动在河南开展的概况,作如下述评,以飨读者,并就教大方之家。一、新生活运动的发动及其在河南的初步推行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为了“根除”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配合对中共苏区的军事围剿,克服国民党日益腐败的现象,重整社会秩序,在南昌各界扩大纪念周上作《新生活运     

“日常运动”与“运动日常”——山西新生活运动的双重面向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迫切的民族危机和现代化压力深刻形塑着基层社会的治理发展格局。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与要求,接受赶超式发展理念指导、依靠国家权力改造社会与个人的运动式治理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治理路径选择。作为运动式治理的典型缩影,20世纪30年代的山西新生活运动同时呈现出“日常运动”与“运动日常”的双重面向。前者指向治理范围与对象的“日常化”,表现为涵盖各类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生活革命”面貌;后者指向治理策略与机制的“运动化”,试图构建广泛社会力量“有为而治”的治理图景。然而,由于治理目标设定过高、治理主体革命意志不足、缺乏牢靠的组织基础及其有力的社会动员与治理能力,山西新生活运动在推行中逐渐扭曲失真,反而给民众生活造成困扰。山西新生活运动建立合理有序的现代生活、塑造现代国民的愿景终于破灭。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1939年3月,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以蒋介石为会长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统领大后方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作为总动员会的实际操办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领导下的秘书厅统筹指导全国各地,尤其是陪都重庆,举办"国民月会",使运动得以启动并取得一定成效。蒋介石对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抱有多重期待,既希望以此激发长期抗战的精神动力,又企图树立其个人绝对权威,达到"君师合一"之目的,但张群及其掌管下秘书厅并不能让蒋介石满意。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无法充分动员大后方民众,这是国民党始终走"精英"路线,与下层民众相脱离,群众基础薄弱的根本缺陷所致。     

国民党统治区的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第五次军事围剿大本营江西南昌发起了一场所谓“重整道德伦理、刷新社会风气”的建设运动,这一运动从改造国民日常生活习惯着手,故称之为“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当时,国民党统治面临着内外交困的严重危机,国内外多种因素的交织使蒋介石独裁政权陷于岌岌可危的境地。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南方各省,革命势头越来越猛,蒋介石在几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孙中山纪念与仪式政治——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1937.7—1938.11)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通过对孙中山诞辰纪念、孙中山逝世纪念等孙中山纪念仪式的运作,强化了民众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对国民党的政党认同,对中华民国的政权认同,对孙中山及蒋介石的领袖认同,并且凸显了抗战建国的时代主题,成为国民政府进行抗战动员的一种有效形式,是现代民族国家进行政治话语输出的有效探索,也显示出党国在权力技术实践空间的日臻成熟。     

1934年-1937年安徽省新生活运动

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很快全国大部分省市区相继成立新生活运动组织,推行新生活运动。安徽省在1934年3月首次提倡新生活运动,随后根据组织大纲,改组成立安徽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1934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安徽新运促进会主要组织推行了“规矩～清洁”的经常性工作以及使人民生活趋于军事化、生产化和艺术化的一系列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和目的,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组织系统不完善,脱离实际以及回避抗日问题。     

试论新生活运动产生的原因

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这场运动的出台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共和红军的存在发展以及国民党内部的叛乱,蒋介石想通过这一运动来“攘外”和“安内”,最终达到稳定巩固国民党统治的目的。新生活运动以恢复“礼义廉耻”封建伦常为手段,使运动带有严重的局限性,在初期即显现出颓势。     

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研究

1927年春，蒋介石为了对抗武汉政府采取了种种削弱其权力的措施，开始利用帮会势力曲折夺取所占领地区的党政权力。在与老资格国民党人反复磋商之后，出于另立中央、确立自身合法地位的目的，发动了所谓“清党”运动。全面夺权目标实现之后，另立的南京国民党中央又以党和政府的名义，发动了影响面更大的第二期“清党”运动。 运动。这场运动不仅没有达到初衷，反而因其所造成的各运动。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孙中山纪念与仪式政治——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1937．7一l938．11）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通过对孙中山诞辰纪念、孙中山逝世纪念等孙中山纪念仪式的运作．强化了民众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对国民党的政党认同,对中华民国的政权认同,对孙中山及蒋介石的领袖认同,并且凸显了“抗战建国”的时代主题,成为国民政府进行抗战动员的一种有效形式．是现代民族国家进行政治话语输出的有效探索,也显示出“党国”在权力技术实践空间的日臻成熟。     

抗战时期重庆新生活运动纪念日研究

国民政府为了进一步推进新生活运动,拟定每年的二月十九日为新生活运动纪念日,并开展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新生活运动纪念日活动的开展在当时具有着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特别是抗战时期,起到鼓舞人心,动员全军民抗战的作用。同时,该纪念日活动又有助于整顿社会风气,树立国民政府的良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