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笔谈

最近幾十年以來,敦煌吐魯番學在世界範圍內,已經成為一門顯學,東西許多國家參與此項研究的學者,燦如列星。我國老中青三代學者,置身其間,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特別是最近幾年以來,一批中青年學者脫穎而出,累有創獲,為世界學人所矚目,為我國學術研究增光添彩。1988年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國際學術討論會的開幕詞中,我曾講了兩句     

儒教“天命”觀及其信仰方式 兼論當代儒教信仰方式的轉型

<正>一儒家信仰及其特徵從信仰社會學的研究看來,"信仰看作宗教的本質和核心,可是,信仰最初是作爲人與人之間的一種關係而出現的"。因爲,"通過個體之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特殊情感内容,轉化到了個體與某種超驗觀念之間的關係當中。超驗觀念構成了一個新的範疇,它使源於人際關係的各種形式或内容發揮得淋灕盡致"。正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神的觀念中得到了既實際又理想的表達。①由此考察中國儒教的基本信仰,實際上即是中國人的天命觀念。這個天命觀念,不一定就是對神     

十八世紀法國耶穌會士的“北京經驗”以《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爲中心的討論

十八世紀是法國耶穌會士主導西方"北京經驗"的時代.不管從來京耶穌會士的人數及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考處,還是從留下有關"北京經驗"文獻材料所占的分量估衡,法國耶穌會士在西方來京人士中均占有優勢.同其它國家傳教士舆羅爲教廷的密切關係相對有别,法國耶穌會士從其1700年成立傳教區以來,就自成一體,保持着自己内部比較密切的組織關係和通訊聯系.本文主要以法國 《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以下簡稱《書簡集》)爲考察對象,探討這一文本所展示的法國耶穌會士豐富的"北京經驗".誠如法國學者德爾尼所説:"這些書簡目前仍未失掉其重要意義.首先,它們具有歷史文獻的價值,而且也是中國在十八世紀曾對歐洲施加過巨大影響的見證."①歐洲學者對這些歷史材料頗爲重視,許多學者投入這項課題研究,詹嘉玲指出:"在歐洲保留下來的數量大得驚人的資料(它們在中國本土却很稀少,也很難得到),使之成爲一項整個歐洲大陸範國内的課題.這些檔案也形成了有關中國最古老的西文文獻特藏."②由於語言的障礙和材料的缺乏,現有的中文研究成果相對薄弱,中國學者最早專門研究這些文獻的是閻宗臨先生,他早年在法國撰寫的博士論文《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③對《中華帝國全志》和《書簡集》有較爲系統的研究和較多的利用.近期張國剛的 《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争——明清傳教士舆中西文化交流》、張西平的 《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舆西方漢學的與起》兩書亦闢有專節探討、研究《中華帝國志》和《 書簡集》,④篇幅相對比較簡略.其它相關成果多集中於法國耶穌會士舆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科技交流).⑤本文限於篇幅,主要發掘和解讀《書簡集》舆北京有關的材料.事實上,十八世紀歐洲的"中國熱"(Chinoiserie)舆法國耶穌會士在他們書簡、報告中對其"北京經驗"的濃重渲染,有着直接的關係.     

王克敏、宋子文与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抗戰期間,日本侵略者曾通過多條渠道和中國政府聯系,企圖以“和談”的方式取得其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日方派出人員,或屬於軍部系統,或為外務省官員,或為與中國有傳統關係的“民間人士”。但是,也有一個特別的例外,這就是燕京大學校長、美國人司徒雷登。從1938年到1941年,司徒雷登受日本人之托,多次出入武漢、重慶,會見中國當時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有關資料,不僅真實地反映出抗戰期間中日秘密外交的發展歷史,也真實地反映出日本侵略者從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到窮蹙困窘的沒落歷程。     

東夷:考古和文獻證據

吉德煒(David N.Keightley,1932-2017)生前係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大學教授,本文係作者1986年3月21日在美國芝加哥召開的美洲亞洲研究學會年會上發表的論文。     

编後

讀者從目錄中可以看出,這一期的敦煌學研究和中國藝術研究是兩個重點課題。敦煌學的學科很多,季羨林教授主持的筆談,分別從語言文學、宗教學、唐五代宋初西北史研究、唐代均田制研究和敦煌目錄學五個方面,報告了這門專學近年所獲得的成果。姜亮夫先生的文章,係根據在1988年國際敦煌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而成,相當於一篇縮     

群聚與群分 荀子群學思想探源

數千年的古老文明造就了中國社會完密的階層,精細的分工,嚴整的制度,繁縟的禮儀,深邃的思想,其社會關係之完善,於先秦時期即已頗具系統。顯然,中國之有社會學是毫無疑問的。昔嚴復、梁啓超皆以中國傳統之社會學肇端於荀子之群學,然而荀子之思想並非其所自創,必有更古老的來源本文通過考辨商周甲骨文、金文"羣"字,從羣字造字本義及字義的發展、中國古人主張人獸之分及相關概念的借用等角度,構建了前荀子時代的群聚與群分思想,最後通過梳理荀子群學思想的特點,分析其群學理論的思想來源及理論基礎,指出其源出周人思想的事實,從而建立了中國社會學思想的完整文脉。     

中國傳統中的人文精神與宗教精神

中國傳統中的人文精神與宗教精神有無關係?這個似乎古老的問題的答案,對於思考一個對當代中國文化有着重大意義的問題,即中國傳統人文精神與基督宗教或一般宗教的關係,肯定會構成思考的背景,影響思考的結論。     

章太炎與中國現代方言學 《新方言》的方言調查方法探源

章太炎是現代中國最早倡導全國方言調查、最先對全國方言予以分區的方言學家。他利用各省留學生集聚東京之際,采用直接法與間接法調查全國方言,著成中國現代方言學開山之作《新方言》,并對全國各省漢語方言的語音特徵進行歸納。章氏上承古典方言學的優秀傳統,下啓中國現代方言學的嶄新領域,以方言調查、記録和研究爲基礎,注重方言詞彙、方言分區、方言歷史演變與比較,旁及方言語法、方言文化等内容,尤其重視發揮方言的社會與文化功能,爲中國現代方言學奠立了新典範。然而,《新方言》長期被誤解,導致晚清民國時期摹仿與踵武《新方言》的系列著作在學術史上長期失語,遂使清末民初洶涌澎湃的中國方言研究浪潮與“五四”以來的方言運動斷爲兩橛,成爲中國方言學史上缺失的一環。文章通過梳理章太炎生平調查與研究方言的歷程,以《新方言》初刻本、重訂本爲中心,輔以《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及其它資料,探求章太炎方言調查方法與過程,釐清其語料來源、調查範圍、研究目的等基本問題,重建中國古典方言學向現代方言學轉型歷程中的關鍵環節,進而將中國現代方言學的草創時間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提前至二十世紀初。     

讀來國龍《幽冥之旅:楚地宗教的考古學研究》

《幽冥之旅》一書以戰國秦漢時期中國南方的墓葬考古材料爲主,對其背後所反映的喪葬禮制、宗教觀念做了系统而深入的考察,從考古學的角度成功地揭示了該時期社會政治變化與喪葬禮制之間的辯證關係。是書自成體系,富有創見,既是一本考古學著作,也是一本宗教史、藝術史、思想史、禮制史的佳作。     

蔣介石與尼赫魯

尼赫魯是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領袖.曾任印度民族主義政黨國民大會黨(國大黨)總書記、主席.其地位僅次於倡導不合作運動的甘地.中國抗日戰争期間,他和蔣介石關係密切,互動頻繁.研究他們之間的交往,可以推進近代中印關係史研究的深入,也可以幫助人們了解蔣介石對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同情和他爲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戰争勝利而做出的努力.     

戊子歲尾雅集記盛

2008年11月30日,中國文化研究所"戊子歲尾雅集"在國際俱樂部飯店舉行,楊振寧、何兆武、戴逸、馮其庸、湯一介、樂黛雲、李澤厚、李學勤、王蒙、范曾、余敦康、李希凡、嚴家炎、陳平原、沈昌文、董秀玉、于丹等師友與會,并分別作了講話.     

梁啓超與《節本明儒學案》

一 引言 梁啓超(1873-1929)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選編的《節本明儒學案》一書,可能因爲是"節本"之故,一向少被研究梁啓超生平和思想者所注意,也未受到研究《明儒學案》者所研究.但從書本的內容以及著作目的等處看,此書與梁氏同年所著的《德育鑒》一書,其實與他在逃亡國外時期的政治志業有着莫大關係,而《明儒學案》原書正是他致力於維新運動時的主要思想源泉.本文從《節本明儒學案》的著述背景及內容特色的研究,探論梁氏對清末中國政治前途的感想和主張,對同志的期待以及對中國文化的體會等事.     

天人之間

正天與人在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中,"天與人"係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國文化傳統中一個恆久的話題。與此相關的天人觀念是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範疇。關於天與人的天人觀,辨識天與人之間關係的天人之辯,以及由此產生的天人之學,從遠古時期萌發起,一直延續、貫穿於整個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始終,成爲數千年的中國思想文化傳統中的最重要的觀念之一。     

覆水不收:科舉停廢百年再思

關於科舉制度及其停廢問題的研究,中外學界已經積纍了大量成果,也爲後來者樹立了高起點和高門檻。近一二年,國内學界陸續出版了多部由年輕學人撰著、從不同角度討論晚清科舉相關問題的專書或論文集,新一批(代)研究者逐漸崛起,并初步展現其眼光、格局與功力。2017年7月9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召集舉行了主題爲"覆水不收:科舉停廢百年再思"的學術工作坊,邀約活躍在相關研究第一綫的青年學者展開討論,以會議論文爲基礎編成《近代中國研究集刊》之同主題專輯,可以反映最近研究進展與動態     

學人寄語

正評估同時代的學問,除了眼光向外的橫向比較,應該更多地縱向關注與前賢對話的能力。大浪淘沙留下來的高明,歷經時間的檢驗,而一般所要接軌的國際或面向世界的前沿,就中國硏究而言其實大都處於邊緣的位置。治中國學問,應當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從自國自心發出來,細心體會中國史籍的本意,少以西方觀念作比附,旣具有統系,又不涉傅會,眞正有所創獲,才能居最高之地位,不至於時過境遷,     

費孝通之問:文化轉型爲何如此費精神

費孝通先生1930年代"棄醫從文",自我責成"爲文化找出路",且知行合一,政學兩栖,躬身實踐。他由鄉土中國耳濡目染,形成人文思想底色。由新學課堂汲取西方知識,確立科學意識。在本、碩、博階段持續接受學術訓練,借鑒研究方法,在此後綿延斷續七十餘年的中外實地調查中廣攝博取,力求融中西人文思想成果於一爐。一生秉持"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燕京大學校訓精神,將一介書生的學術研究和政治參與全程融入中國現代化進程,以對"人民真實情况的系統反映"爲其社會服務主要方式,在不同歷史階段梯次提出切合實際、尊重國情、關注民瘼、緩和矛盾、减少代價的發展理念和方略、策略,一以貫之履行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并隨社會發展產生的階段性課題不斷深化思考,經年累月反復涵咏,於晚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主張,濃縮表達人類文明的理想前景和實現途徑,是20世紀中國知識界與國際社會學術思想交流的重大成果,具有現實普世意義和長遠實踐前景。     

誰能使中國恢復“大國”地位“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三思

引言學術和文教體制從屬於主權國家,受主權國家利益支配——如果一個中國人在國外(比如美國或日本)接受大學教育和學術訓練并進而獲得教職,接下來的生涯就得爲所在國的文教體制效力.倘若所在國的國家理由與中國的國家理由并不一致,這類華僑學人的學術位置就面臨某種尷尬,這種情形尤其見於社會科學領域——最突出的莫過於政治學的中國研究.     

徒佛教到儒教——唐宋思潮的变迁

秦漢以後中國的國情秦漢奠定了中國大一統的格局,二千多年來,統一成為主流,認為是正常現象,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從秦漢打下了基礎。 認清古代國情,總要摸清古代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古代何時進入封建社會,關於中國古代歷史分期問題,史學界至少有四種說法,本文不打算從社會分期的角度來判析國情,試從中國古代社會結構的基本矛盾的角度進行初步探索。     

编後

《中國文化》創刊號披載的龐樸先生的《火曆鈞沉》一文,提出在太陽曆、太陰曆之前,我國古代曾有過以火星紀曆的時期,從而對歷史上一些撲朔迷離的文化現象給予新解。這一期又刊出葛兆光先生專門探考北極、太一、道、太極之間關係的文章,證明在先秦典籍中,這些分屬於天文物理學、神話學、哲學和宗教學的概念,可以通釋互訓,貫串成為一個語意上的雙向循環詮釋圈,邏輯地引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