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代际差异与企业创新投资决策的关系研究

家族控制这种主流的民营企业治理形式到底会促进还是会抑制企业创新，一直是重要且存在争议的话题。本文从意愿、能力和资源三个维度出发，聚焦于家族企业代际差异，以2008-2017年我国上市家族企业数据为样本，进行定量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家族企业创业代所有权程度越高，企业创新投资强度越低；守业代所有权程度越高，企业创新投资强度越高；知识性资源负向调节创业代所有权程度与企业创新投资强度的关系，正向调节守业代所有权程度与企业创新投资强度的关系。研究结论为探讨家族企业创新投资提供了新思路，也对当下面临代际传承问题的家族企业制定创新投资战略提供了启发。     

研发投入、独立董事结构与创新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2012-2015年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家族企业的所有权程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考察了独立董事、政企关系以及区域市场化程度对二者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家族企业的所有权程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倒U型的关系,家族所有权通过研发投入的中介机制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独立董事的数量和结构均负向调节家族企业的所有权程度影响研发投入的关系;政企关系对于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区域市场化程度正向调节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高市场化程度越会削弱政企关系对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通过发现研发投入的中介机制以及独立董事、政企关系和区域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机制,本文为家族所有权程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影响因素做了新的理论诠释。     

二代涉入及其个人特征对家族企业创新的影响

随着家族企业传承高峰期的来临,许多企业在二代继承者的带领下实施创新并获得成功.为了考察代际传承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文中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以2008—2017年我国处于代际传承阶段的299家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探讨二代继承者的涉入程度对于家族企业创新的影响,并研究二代继承者个人特征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二代涉入对于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二代继承者的受教育程度可以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二代继承者的海外工作经历可以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而二代继承者的海外留学经历与企业研发投入无关.文中的研究丰富了有关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创新的文献,且对于我国家族企业的传承与创新具有一定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二代继任对家族企业研发创新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两权分离和机构持股的调节效应视角

基于A股上市家族企业2012—2020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二代继任对家族企业研发创新投资强度的影响以及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度与外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该影响的调节效应。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首先,相较于只有创始人经营管理的企业,家族企业的二代介入会削弱企业的研发创新投资强度;其次,加大家族企业现金流权和控制权两权分离度以及提高外部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均有利于缓解家族企业二代介入对研发创新投资的负向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二代继承人经营管理权限的增强,家族企业的研发创新投资力度会更低。     

亲缘关系与创业导向 ——来自中国上市家族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1—2017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根据资源基础观和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探讨了家族企业中的CEO亲缘关系对创业导向的影响,并分析了期望差距和制度环境对亲缘关系与创业导向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CEO亲缘关系的远近对创业导向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家族企业CEO与控股股东存在亲缘关系时,该亲缘关系与创业导向呈现正相关关系;期望差距可以划分为期望落差和期望顺差2个维度,其中期望落差不会对主效应产生影响,而期望顺差会强化亲缘关系与创业导向之间的正向关系;良好的制度环境为家族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创业环境,进一步强化了亲缘关系与创业导向之间的正向关系;与实际控制人亲缘关系越近的家族成员担任CEO,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强度会更高。从CEO的选择方面为家族企业提升自身的创业导向提供了一定的建议,并且促使家族企业关注内外部情境因素对创业导向的影响,有助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提升与创业活动的开展。     

风险偏好还是网络偏好?网络环境下跨代企业家双元创新实施路径探究

家族企业的持续创业是一种基于双元创新的、立足于代际传承的价值创造活动,是国家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网络环境下跨代企业家的双元创新不仅意味着需要借助风险偏好来获得市场机会的独特感知,还需要深度挖掘社会资本的强大潜能以获得关键的创新资源。通过比较第一代与第二代企业家在双元创新过程中展现的风险偏好与网络偏好特征,探究风险偏好对双元创新行为的影响,以及网络偏好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     

创业导向对在孵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孵化器所有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从资源依赖理论出发,按国有和民营划分,分析孵化器所有权性质对创业导向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创业导向的创新性、先动性和风险承担性3个维度与创新绩效都呈正相关关系;民营孵化器正向调节创新性维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而在风险承担性维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上起负向调节作用,在先动性维度与创新绩效关系之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研究结果为我国孵化器政策制定和创业者选择孵化器提供参考。     

知识资源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从知识资源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入手,引入创业导向作为中介变量,政治网络和竞争强度作为调节变量,建立了知识资源、创业导向、政治网络、竞争强度和企业创新之间的理论模型。以148家企业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层级回归分析,得出结论：（1）知识资源与创业导向呈正向相关;（2）创业导向与企业创新呈正向相关;（3）创业导向在知识资源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4）知识资源、政治网络和竞争强度之间的交互对于创业导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风险投资机构的网络嵌入位置、地位对风险投资阶段选择的影响基于中国风险投资行业的实证研究

风险投资作为对现有金融制度的结构性补充,在创业企业的融资和发展方面能发挥显著的作用。选取2008-2017年十年间中国本土发生的风险投资事件为样本,构建联合投资网络,研究了网络嵌入位置和地位对风险投资机构投资阶段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网络中心度越高、结构洞越多的风险投资机构,其平均投资阶段会向前移动,即更偏好投资处于早期阶段的创业企业;地位越高的风险投资机构,其平均投资阶段会向后移动,即更偏好投资处于成熟阶段的创业企业;网络中心度能够调节地位与平均投资阶段的关系,当网络中心度提高,地位对于平均投资阶段的作用会削弱。最后,为风险投资机构投资阶段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家族导向、创业导向与家族企业成长——以组织学习为调节变量

以组织学习为调节变量,研究家族导向、创业导向与家族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通过181份家族企业调查问卷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家族导向和创业导向分别与家族绩效及企业绩效形成倒U型关系,但这种关系在组织学习的调节下会被矫正;家族导向和创业导向的交互作用对于家族绩效和企业绩效都有显著正相关作用。上述结果说明,适度的家族导向和创业导向及其有效耦合是家族企业成长的重要机制,组织学习能力则有助于家族导向和创业导向的耦合。     

齐美尔连接、知识密度与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

互联网商业模式下，颠覆性技术创新对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相关的理论研究对于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本文构建以齐美尔连接为自变量、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因变量、知识密度为中介变量、感知的知识所有权（感知的知识组织所有权、感知的知识个人所有权）为调节变量的分析框架，实证探究齐美尔连接对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齐美尔连接对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产生正向影响；知识密度在齐美尔连接与颠覆性技术创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感知的知识组织所有权在齐美尔连接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感知的知识个人所有权在齐美尔连接与知识密度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     

政府R&D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上海高新企业的实证研究

政府RD投入是政府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关键政策手段。本文基于企业所有制差异,运用零膨胀模型研究了政府RD投入对2008-2011年上海高新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政府RD投入对高新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远远大于其对企业自身科研投入的挤出效应; 2)政府RD投入对高新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呈"倒U"型,中低的政府资助率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最为显著; 3)企业所有制不同,政府RD投入对企业的创新绩效的影响也会有所差异。对于国有企业,政府RD投入率虽然较高,但是对其企业的创新没有明显的激励作用,但对于非国有企业,适当的政府RD投入会促进企业创新,其中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最优政府资助率为中高投入率,有限公司最优为低投入率。     

房地产市场对于企业R&D的投资影响研究

    近年来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不断增加,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但是距离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较为显著。随着中国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许多非房地产企业参与房地产投资,这可能会对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造成影响。本文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研究发现,房价的快速上涨吸引工业企业参与房地产市场投资,该投资行为在短期和长期中对企业的R&D投入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对于企业经营效率则无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有利于从企业研发和创新的角度理解房地产市场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调整和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角色和影响。     

智能化发展与颠覆性创新

基于直接传导机制、间接传导机制和异质性传导机制三个维度，利用文本挖掘的方法，以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阐述了智能化发展是否促进企业进行颠覆性创新，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机理，并从实证方面检验了颠覆性创新在智能化发展和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智能化发展显著提高了企业颠覆性创新水平，是新时代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主要途径；智能化发展通过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的机制间接促进企业颠覆性创新；在考虑企业异质性特征时，发现国有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智能化发展对颠覆性创新的影响更明显；最后，企业智能化发展可以通过颠覆性创新提高企业的绩效，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为推动企业智能化发展、实现颠覆性创新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政策激励与研发投入交互作用对高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财税激励和研发投入交互作用下，企业创新绩效是否会受到影响。本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选取西部地区59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以此检验财税政策支持、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联。结果显示:从所有制和行业视角分析，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都通过研发投入这一中介变量对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但享受税收优惠的民营企业，其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提升存在挤出效应。深入考察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路径，发现：税收优惠与企业费用化研发投入交互作用更加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而财政补贴与资本化研发投入相融后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也存在积极影响。最终本文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提出进一步合理运用财税政策来优化研发投入的作用路径，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建议。     

企业异质性、内部控制与技术创新绩效

本文以2007-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泊松回归考察了内部控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从产权性质、研发强度和规模等企业异质性特征进行分组检验，还进一步分析了内控五要素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创新绩效越好，尤其在非国有企业、低研发强度和大规模企业中的作用更加显著；从内部控制五要素来看，风险评估和信息与沟通要素对创新绩效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为内部控制的经营性目标、适用性原则提供了经验证据，这对我国当前全面推进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混合所有制改革、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 ——基于双重/无偏机器学习方法

基于2008—2019年我国国有上市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样本数据,使用双重/无偏机器学习方法,研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为时下进行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参考借鉴。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效促进了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同时,引入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股东能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进一步机制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提高创新投入强度与改善创新效率两途径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     

内部控制能够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吗?

大力发展创新、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已经成为企业战略目标的一部分。内部控制是现代企业极为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也是企业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本文以2012-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是否会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基于现代产权理论分析了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创新绩效存在差异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其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非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高于国有企业;进一步,产权性质作为调节变量影响着内部控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内部控制的经济后果和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通过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促进创新绩效的提升提供决策支持。     

外部创新知识搜寻、资源拼凑与双向开放式创新的关系

从资源拼凑和外部创新搜寻的交互视角，本研究认为企业在技术市场需要通过复合的途径为知识或技术找到最佳的“工作”，即推动企业在内部技术开发和外部技术开发之间寻找均衡点，更好的推进企业的双向开放式创新。通过来自珠三角的176份新兴产业的企业样本的实证研究，本文研究发现：（1）外部创新知识搜寻对双选开放式创新，即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和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的影响。（2）企业资源拼凑对双向开放式创新也均起到了正向影响。（3）企业资源拼凑与外部创新知识搜寻的交互作用对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的直接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