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词学的“骚雅”

南渡之初鲖阳居士提出“骚雅”的批评标准。南宋灭亡以后，张炎著《词源》，确立“骚雅”为宋词的审美理想，并且指出南宋词坛实际上存在的两种“骚雅”：无意为词，借助汉魏古诗的手法的稼轩词；注重发挥词的特质，在本色入乐的前提下发挥风月、咏物言志的白石词。江湖词派中的遗民词人借助白石的骚雅句法来润色清真词的意趣不高，又借鉴清真词的典丽、梦窗词的字面、梅溪词的句法来改造白石词的尽兴率意。给“骚雅”的词法融入“骚雅”人品，从而完成了对骚雅理想的追求。     

论《词源》词学思想形成与宋代文化的关系

一种文学思想的形成往往不能脱离当时文化背景的影响。张炎《词源》中提出的存“骚雅”、有“意趣”、风格“清空”的词学审美理想,与宋代理学影响下宋代文人的人生态度尤其是诗文审美取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文人注重以儒家为本,以释、道思想为辅的人生态度,追求不离世俗而又高雅淡泊的生活情趣,在诗文创作和欣赏上,宋人重视作者心性学养在作品中的体现,同时崇尚淡泊高远、空灵含蓄而意蕴丰富的艺术境界。张炎《词源》的词学主张正是宋代的文化取向在词学思想中的反映。     

屈大均词的屈骚之风

屈大均以光大三闾之业为己任,其《骚屑词》多＂香草美人＂,表明其对屈骚精神的仰慕及追随。在词风上,《骚屑词》既有＂要眇宜修＂的婉约词作,也有不少＂豪气轶生马＂的词作,还有倾向于南宋骚雅一派的骚雅词风。屈大均词的屈骚之风即其词之最主要品质。     

远绍屈骚 独标雅韵 ：－论姜白石词的“骚”意

南宋格律词派代表姜白石主要以“清空”词风著称于世，但其“骚雅”风格亦为所提倡。本文主要从“对国家兴亡的关爱”、“抑郁不得志之情”、“倏忽人生的忧患”等三个方面对其作品的“骚”意进行深入具体地分析，以期弄清姜白石在提升词学地位中所起的作用。     

常州词派对张炎清空骚雅说的继承与发挥

常州词派提倡词中运用比兴寄托,追求词“清空”之意境,从其理论溯源看,是对宋末张炎“清空骚雅”说的继承与进一步的发挥.     

厉鹗词论之创见及浙派词学旨归

清代浙派词以“雅正”为词学旨归。其内涵包括：倡醇雅——反对淫语艳词，力求雅洁清新，脱去亵秽；贬伉直——主张婉曲含蓄，认为词之正宗风雅蕴藉，排斥苏、辛一派的豪放词；标骚雅——提倡寄兴托意，借香草美人寄寓家国身世之感。厉鹗是浙派词中期的领袖和巨匠，对“雅正”说加以补充和深化。其词论独特之处首先是明确揭示“雅正”的标准是“格高韵胜”，其次是将寄托的主旨由家国之恨转为内里情志，此外就是对词体的尊崇。     

论理学对宋词的影响

代表着圣人之道的理学，以诗教为标准，裁约着宋词的审美观念，无论是北宋时期理学家对词的摒弃，还是南宋时期理学家对词学的靠扰，都体现了这一尺度。朱子发明诗骚义理，使“骚雅”的精神成为守词审美的最高标准，因此，在词学史上苏轼取代柳永，美成取代苏轼，最后白取代美成，成为新的典范，实在是理所必然。     

曾慥《乐府雅词》不录苏轼词之探测

宋人选宋词是我们考察宋人词学观念的一个重要窗口。然而曾慥《乐府雅词》作为现存重要的一部宋人选宋词,其所选甲乙与后世公论不甚相符,尤其是不选苏轼词,现代学术界看法不一。文章在探讨了曾慥“雅词”标准（重在词作思想内容方面的“骚雅”、“雅正”）以及苏轼词流传情况的基础上,推理论证了如下观点：《乐府雅词》不选苏轼词,并不是曾性本人的主观想法（既非因苏词不符合曾慥的“雅词”标准,也不是由于曾性另刻《东坡词》所致）,而是受当时的选源所限。     

宋词的雅化与审美价值取向

从敦煌曲子词到花间文人词，再到士大夫词，中间经受了以周邦彦、秦观、贺铸为代表的才子词人与以朱敦儒、辛弃疾为代表的南渡词人的深刻影响，直至姜、史、吴、张“骚雅派”的形成和他们在后世词坛上模范地位的确立。词从开始形成以来，它的内在审美特征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革过程，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名家林立。风格迥异，然而对“雅”的追求却是他们的共同选择。[第一段]     

写神取意——赏史达祖《双双燕》

咏物是南宋词坛的重要题材,彼时,咏物词的涌现情势甚至已超过情爱词的创作,在选题创作等方面,为后世咏物词的书写提供了示范。史达祖以长于咏物蜚声词坛,元代陆辅之著《词旨》,将史达祖与周邦彦、姜夔、吴文英这几位词坛巨擘并举而称,拈出“周清真之典丽,姜白石之骚雅,史梅溪之句法,吴梦窗之字面”作为四家特点加以强调。     

《释大》读后记

王念孙的《释大》是汉语词源研究方面的一篇值得注意的献，如王国维所说，此“以示声义相通之理”，“使学推而用之”，对于我们研究词的同源关系有诸多的启示。同源词的认定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这篇献也留下了一些值得我们继续思考的问题。     

周邦彦与婉约词

“婉约”一词,始见于先秦典籍。最初是指为人和顺谦恭。《国语·吴语》:“夫固知君王之盖威以好胜也,故婉约其辞,以从逸王志。”后又形容文字委婉含蓄。汉陈琳《为袁绍与公孙瓒书》:“得足下书,辞意婉约。”明代张綖以“婉约”标举词体后,人们又纷纷用以论词。清孙麟趾说:“高淡婉约,艳丽苍莽,各分门户。欲高淡学太白、白石,欲婉约学清真、玉田,欲艳丽学飞卿、梦窗,欲苍莽学蘋洲、花外。”[1]沈祥龙说:“词有婉约,有豪放,二者不可偏废,在施之各当耳。”[2]王鹏运说:“北宋人词如潘逍遥之超逸,宋子京之华贵,欧阳文忠公之骚雅,柳屯田之广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虚之婉约,张子野之流丽,黄文节之隽上,贺方回之醇肆,皆可模拟,得其仿佛。”[3]婉约词是指委婉含蓄的词。与豪放词不同,它内容狭窄,多写离愁别思,闺情绮怨;体裁多样,兼用小令、中调与长调;结构缜密,语言圆润,音律谐婉,清新绮丽。     

试论张炎《词源》对后世词论的影响

南宋末年,词人张炎为总结一代词章而《词源》。在论中,他推崇白石,力倡雅正,标举清空。“雅正”是张炎论词的基本原则,“清空”则是他论词的理想境界、最高的美学要求。形成于康熙前期的浙西词派,以及嘉庆年间由浙西词派衍变的常州词派,其二的词学理论虽和张炎主雅正、清空的理论一脉相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的理论却不尽相同。由此,可以说《词源》代表了词论的一个时代。     

论姜夔词中色彩词语的运用

姜夔作为南宋格律词派的杰出代表,其词音律和谐精密,词句雅正工丽,词风清空峭拔。“清空”、“骚雅”是历来批评姜夔艺术风格之定论。从姜词色彩词语运用这一角度可以分析其清空骚雅的艺术特质,从姜夔生活的时代及身世背景等可以探究造成其词清空骚雅的艺术成因。     

谈《文心雕龙·辨骚》之辨

《文心雕龙》从第一篇《原道》到第五篇《辨骚》都是讲“文之枢纽”。刘勰“辨骚”之辨应有三方面的意思：其一，刘勰以班固对《骚》的非议是“褒”、贬任声，抑扬过实”，故“辨”有辨别、辩解的意思。其二，“辨”又有“分”的意恩，是分《骚》与《风》、《雅》等经典的异同。其三，辨即变，也就是《序志》里说的“变乎骚”。     

论姜夔的词学观

姜夔作为南宋词坛一大家,诗词兼擅,虽然没有专门的词论专著传世,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他人词论的记载和姜氏本人的创作中一窥其词学思想。姜夔的词学观体现在：对法度的追求与自觉遵守;“清空”境界的实现与“骚雅”精神的表达;对歌词协律合乐的重视。     

陈荣昌《骚涕集》初论

《骚涕集》自觉承《离骚》之余绪,重视词人主体情志的抒发,师法苏轼“以诗为词”,追求表现真性情,并独到地提出“性情中有文字”。倾慕稼轩词之英迈,效法其以气入词,以气运词,潜气内转,故陈词气足神完,甚为可观     

再论《花间集序》——兼答李定广先生

“北里之娼风”不是指在南朝宫体影响下的民间唱曲之风；“雅”主要是指作品的内容、情调；“诗客曲子词”与“雅”之间无必然联系；“雅”也不只是词调的用字问题；“清”、“清绝”正因为被唐五代人广泛使用而成为审美标准；欧阳炯反对宫体未必就是反对《花间集》。     

论王初桐词论对浙西词派的发展——以《小嫏嬛词话》为中心

王初桐词论《小嫏嬛词话》集中反映了王氏对浙西词派词学观的继承，然而它更大的价值在于体现了王初桐对浙派理论的突破和发展。包括词以“自然”为宗，求“雅”亦重“情”，尊南亦重北，标立“第三派”的同时亦兼重婉约与豪放，对浙派圭臬《词综》《词律》的修订校勘。同时，王初桐在词论中表现出浙西、常州二派合流的思想倾向，对后世词话多有影响。     

论《绝妙好词》的选词标准与审美取向

宋元易代之际,沈义父《乐府指迷》、张炎《词源》、陆行直《词旨》三部词学专著对宋代词学作理论性质的总结,建立起初步的词学体系。周密编选《绝妙好词》于宋亡之后,摘选精粹,体例完备,风格一致,颇具流派意识,以选本形式参与促成宋末以来关于词体理论的建设。其选摘标准及审美取向集中于复雅审音、寄托隐微和力主清空。《绝妙好词》对清代词学思想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