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RPA颠覆性技术创新机制研究——基于SNM理论的视角

颠覆性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未来竞争的高点,DARPA颠覆性技术创新特殊的运行机制和取得的突出成果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以SNM理论的五阶段模型为基础,结合SNM理论的关键影响因素和颠覆性技术的本质特征,建立DARPA颠覆性技术创新五阶段分析模型。通过对DARPA发展颠覆性技术的项目过程进行梳理,将DARPA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发展机制归纳为技术选择、项目组织、项目执行、技术转化和项目退出5个环节,深度剖析DARPA如何将颠覆性技术从萌芽阶段的技术生态位成功过渡到商业化的市场生态位。最后,借鉴DARPA的成功经验,给我国颠覆性技术创新提出了建议。     

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的组织实施与管理——基于DARPA的分析

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的组织实施与管理是目前各国政府、学术界以及产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通过回顾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概念内涵,基于科学、技术与产业的演变关系提出了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生成机制;考察了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在项目生成、过程管理与评审评价等方面的经验实践以及资助项目的论文产出特征,提炼总结了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的关键路径与实施机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我国情境下发展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条件和挑战,最后从如何激发、识别与评估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给相关科技管理部门提出了政策建议。     

美国新型类DARPA项目管理创新机构的若干进展及启示

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科技领域日益成为大国竞争的主战场和必争之地,新科技革命将重塑各国经济竞争力的消长和全球的竞争格局。美国为争夺竞争日趋激烈的科技制高点,借鉴至今活跃和取得众多科技创新成果的美国国防先进研究计划署（DARPA）的成功经验并进行模仿,积极谋划在健康、气候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推动创建美国新项目管理创新机构——健康先进研究计划署（ARPA-H）、气候先进研究计划署（ARPA-C）和基础设施先进研究计划署（ARPA-I）,加快在新兴和前沿技术的布局,采取任务为导向的研发组织模式和高度灵活的管理模式,以取得重大颠覆性的突破来夺取技术优势,力图把握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文章简要概述3种新型类DARPA模式,并以先行先试的ARPA-H为例,对其成立的背景、使命和组织框架、运行机制、资助方向进行了介绍,并对新类DARPA管理创新进行总结以获得相应的启示,以期为我国科技创新和颠覆性技术项目管理提供政策建议。     

DARPA在国防科技创新链中的定位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是全球国防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头羊。本文采用技术成熟度分析DARPA的研发项目,得出结论:DARPA将"第二棒"确定为自己在国防科技创新接力链条中的任务定位。同时,为有效应对国防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DARPA采取了"滚雪球"的做法,持续做大"第二棒"项目,并营造良好创新生态。DARPA的定位与做法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科技改革十年回顾与未来走向

文章从科技宏观治理、攻关应急体制机制、科研人员全职业生涯、科研活动全链条、企业全生命周期、创新主体、区域创新和科技创新全生态等方面,系统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改革近10年实践探索与效果;分析了主要创新型国家在科技改革中呈现出的战略统筹加强、政府干预增强、重视颠覆性创新和未来技术、加大人才培养引进力度、注重开放科学与科技安全平衡等新动向。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面向未来的科技改革走向,提出了支撑世界科技强国建设和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改革思路与展望。     

颠覆性创新识别研究

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也是企业提升绩效、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颠覆性创新为产品和服务带来了全新的功能属性、市场价值、竞争地位,准确识别出技术领域的颠覆性创新和可能发生范式转换的机会,对企业实现转型升级至为关键,对创新领域的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考虑技术发展的动态性特点,加入时间序列并结合技术生命周期理论对OLED技术划分技术阶段,利用动态专利引用率构建颠覆性强度——专利前3年引用率,直观地揭示出技术发展中的颠覆性创新,其实验结果与技术生命周期的分析结果一致,为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早期识别和预测提供思路。     

美国国防部DARPA创新项目管理方式研究

DARPA模式是国家资助创新的典型模式。从宏观原则、组织模式、运行机制、人事招聘和制度保障5个方面对DARPA计划的创新项目管理方式进行系统地分析。总结了基于项目经理人的专业化机构管理的制度经验,并通过案例研究进行阐释。最后,提出DARPA计划对中国新时期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政策启示。     

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的利益分配及激励机制

我国颠覆性创新多元化投入机制的平台支撑体系建设亟待完善,因此需深入研究适用于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的利益分配以及政府补贴机制。其中,公平的利益分配和合理化的激励机制是促使颠覆性技术多元投入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因此,针对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利益分配以及激励机制设计等问题,采取合作-非合作博弈分析颠覆性技术多元投入的各个参与主体行为,引入风险因子探讨不同主体主导下的情况,并进一步研究政府补贴对各主体投入积极性的影响,进而以明晰多元化投入的激励机制方案选择。研究发现：在颠覆性创新多元化投入的过程中会存在创新投入积极性不足的情况,这是由于各主体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由政府牵头时,整个颠覆性技术投入合作较由其他主体主导下的合作收益高;在政府主导下采取政府补贴形式,可以有效激励其他各个颠覆性创新投入主体的积极性。为此,促进颠覆性创新的投入多元化,政府要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设计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与激励机制,并在参与合作时设定恰当的成本补贴额度。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地方高校科研团队管理研究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从地方高校科研管理部门的视角,对科研团队的生命周期特征以及相应的管理机制进行了研究。基于科研团队的资源和绩效两个维度,分析地方高校科研团队发展过程中一般需经历的组建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等四个阶段的生命周期特征。针对科研团队的生命周期各个阶段,从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绩效、激励等方面提出相应的管理机制。     

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机制构建思路的案例研究

以美国电子复兴计划与高超声速项目为例,从投入主体、投入客体、运作机制与保障手段等视角探讨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机制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政府驱动是引导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主体的重要方式;科学配置是选择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客体的主要原则;运作高效是提升颠覆性技术多元化转化流程的关键渠道;生态优化是保障颠覆性技术多元化创新产出的有力手段。进一步地,在此基础上从投入渠道的开源扩容、投入动力的激励风控、投入效率的流程优化与投入保障的生态构建四大方面构建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机制的理论模型。     

国家重大工程背景下的颠覆性创新模式探究

国家重大工程的颠覆性创新理论目前仍缺乏系统性认识，本文将以中国高铁工程为例，分析国家重大工程的颠覆性创新模式。本文首先从前人对颠覆性创新相关理论的研究出发，进行系统性回溯并总结颠覆性创新的内涵；同时从中国几类典型国家重大工程的历史发展分析，总结国家重大工程的内涵；基于二者内涵的认识，构建国家重大工程颠覆性创新的理论基础。其次从技术创新水平-时间维度、市场规模-时间维度、产业分工维度分析中国高铁发展的历史进程；从实施主体、主导要素、关键爆发点的角度分析高铁发展要素的作用机理，构建中国高铁颠覆性创新的“三三三”模式，并从创新特点、适用范围、创新条件视角分析高铁模式；最后总结全文并从普适性角度分析本文的研究启示。     

军事项目合作中颠覆性创新的困境及破解——以ENIAC的研发为例

颠覆性创新理论缘起于经济管理学。由于军事项目合作的特殊性,对该领域的颠覆性创新需要新的合理阐释。文章以ENIAC为案例,探索研究军事合作项目中的颠覆性创新问题,发现困境具体体现在计划立项、技术选择与决策以及创新风险等方面,而军方现有的价值倾向及偏好是颠覆性创新困境的根源所在。由于军方偏向于延续性创新,科技专家只有将颠覆性创新伪装成延续性创新,才能更快获取创新资源。文章最后总结了破解困境的三条可能途径。     

智能化发展与颠覆性创新

基于直接传导机制、间接传导机制和异质性传导机制三个维度，利用文本挖掘的方法，以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阐述了智能化发展是否促进企业进行颠覆性创新，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机理，并从实证方面检验了颠覆性创新在智能化发展和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智能化发展显著提高了企业颠覆性创新水平，是新时代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主要途径；智能化发展通过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的机制间接促进企业颠覆性创新；在考虑企业异质性特征时，发现国有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智能化发展对颠覆性创新的影响更明显；最后，企业智能化发展可以通过颠覆性创新提高企业的绩效，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为推动企业智能化发展、实现颠覆性创新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齐美尔连接、知识密度与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

互联网商业模式下，颠覆性技术创新对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相关的理论研究对于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本文构建以齐美尔连接为自变量、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因变量、知识密度为中介变量、感知的知识所有权（感知的知识组织所有权、感知的知识个人所有权）为调节变量的分析框架，实证探究齐美尔连接对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齐美尔连接对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产生正向影响；知识密度在齐美尔连接与颠覆性技术创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感知的知识组织所有权在齐美尔连接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感知的知识个人所有权在齐美尔连接与知识密度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     

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研究——“滴滴出行”案例

    颠覆性创新与既有技术范式、制度逻辑、社会规范等产生冲突,其创新有关群体价值判断分歧严重,产生颠覆性创新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影响颠覆性创新合法性。目前相关文献对其缺乏解释。本研究基于滴滴出行平台2012—2019年颠覆性创新发展历程,采用单案例纵向研究方法,考察了不同时期颠覆性创新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合法性要求以及合法性获取策略,并构建了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理论模型。研究发现：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呈现为一个复杂的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动态演化过程,不同时期各价值冲突凸显程度不同。在市场进入、市场颠覆、市场扩张期主要经历了利益相关者精神价值、物质利益、道德规范冲突的动态演化。相应的,颠覆性创新合法性要求主要经历了认知合法性、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要求动态演化,创新者采取选择、控制和依从环境策略,以获得合法性。此外,揭示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是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的驱动、市场选择与扩散机制。     

生产经营过程是如何影响破坏性创新的?——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

首先对破坏性创新的理论发展和组织条件进行回顾和阐述;在此基础上通过一系列中国企业案例研究,阐述创新的生产经营过程(研发、生产、营销、销售)是如何影响破坏性创新,以及破坏性创新的机会更多是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获得;最后根据研究结果得出管理的启示并提出对策,为企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实践提供参考。     

既有知识资产真的会阻碍企业破坏性创新吗

既有知识资产是企业破坏性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它们之间的作用机制并没有得到充分阐释。本文基于资产专用性视角,引入经验迁移能力和自我替代能力作为中介变量,探讨企业既有知识资产对破坏性创新的影响机制,并运用272份中国制造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知识资产主业专用性对企业经验迁移能力和外向型破坏性创新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企业自我替代能力和内向型破坏性创新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经验迁移能力正向影响企业的外向型破坏性创新,并在知识资产主业专用性与外向型破坏性创新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自我替代能力正向影响企业的内向型破坏性创新,并在知识资产主业专用性与内向型破坏性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跨界颠覆性创新的演化路径:基于硬盘行业案例

探讨颠覆性创新是如何实施跨界行为,并分析外部环境对跨界过程的影响.基于颠覆性创新理论和创新扩散理论,以硬盘行业为对象,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对硬盘行业的跨界活动进行数据编码与系统分析,构建跨界颠覆性创新的扩散全过程模型,以跨界为基调,包括搜索、涉入、扩散、颠覆4个阶段,各阶段之间联系紧密并受技术环境、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