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地方武官制度与唐宋历史变革

唐后期以节度使等使职为代表的地方武官,成为武官制度的主体,从而引发一系列制度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支郡刺史军权的增强以及辟署权的获得、军镇武官设置和隶属关系的变化等方面。它们是唐宋之际社会巨变的一个缩影,对五代、宋官制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略论唐末五代王闽政权的职官制度

唐末五代，王审知及其子孙统治福建近半个世纪。本从王闽政权所实行的职官制度的角度将其统治分为三个时期，并对各个时期的职官制度进行探讨。第一个时期自公元898年至908年王审知继王潮任唐威武军节度使统治福建，政治身份是唐朝的地方节度使，其属官完全依照唐制，受唐王朝任命。第二个时期自公元909年至925年，王审知受后梁封为闽王，福州升为大都督府，王审知便以闽王的身份统治福建，虽然自命职官，但向中原王朝称藩臣，使用中原王朝年号，定期纳贡，是称雄一方的地方割据势力。在中原动乱的情况下，王闽政权实行保境安民、发展生产的政策，福建的经济化迅速发展。第三个时期自公元926年至945年，王审知死后，其长子王延翰自称大闽国王，立宫殿，置百官，威仪物皆如天子之制。尔后王氏兄弟子孙为争夺帝位，日寻干戈，相互残杀，内乱不止，政治腐败，势力日削。他们所实行的职官制度完全是独立的国家之制，自称国王，下置宰相百官，终于导致王闽政权的灭亡。王闽政权各个时期实行的不同的职官制度与其治乱兴衰有很大关系。     

从唐代节度使集权再论藩镇问题

开元天宝之时,守边备塞、镇抚边境是节度使的主要职责。中唐以降,藩镇节度使所具有的军事、经济、民政、刑法、人事等方面的职权,正是藩镇集权型政体形成的体现。藩镇节度使的职权,即反映了中唐以降在唐代地方行政体制中,藩镇、州、县三级行政体制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的事实,也使我们进而重新去审视安史之乱后唐代藩镇问题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     

唐后期节度使、观察使入朝研究——以唐代宗朝为中心

节度使的入朝行为是伴随着节度使制度的产生而出现。安史之乱后,节度使、观察使入朝的记载频见于史籍。入朝既是一种政治活动,又是一种礼仪活动。唐代宗初年藩帅不入朝的事例,是中央与部分藩镇或皇帝与部分将领紧张关系的真实写照。此外,入朝与唐前期的朝集制度互有异同。分析节度使、观察使的入朝行为,可作为探讨唐后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视角。     

唐后期政治中枢的演变与唐王朝的灭亡

学术界不少专著或文章,在论述唐王朝灭亡的原因时,一般都归咎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没有深刻揭示唐王朝灭亡的最根本原因。唐后期政治中枢的演变,引起唐王朝统治阶级内部长期的权力之争,导致国力的衰竭,丧失了抵御地方割据势力的能力,这是唐王朝衰亡的内在因素。而黄巢起义打破安史乱后一百多年来各类藩镇之间互相制约的格局,使地方割剧势力威胁中央政权,这是唐王朝灭亡的外在因素。当内外因素结合起来时,唐王朝也就灭亡了。     

唐河东节度使兵力布防考论

唐王朝为了抵御北方突厥南下，在并州以北地区广置军镇，又置河东节度使统辖诸军镇，形成了以军镇为基础的三重防线防御体系，三重防线的兵力布防随着唐王朝防御策略的变化而变化。开元到天宝年间，唐王朝对河东节度使各个军镇兵力进行调整，外线兵力增加，防御重心北移。在防御重心北移过程中，这一地区形成了并州、云中两个权力中心，造成了安史之乱中两军在河东地区的南北拉锯之势。     

唐中后期桂管与中央关系探析

桂管是唐王朝在岭南地区设置的一个边疆型藩镇,它自设立之初就长期处在唐中央的管控之下,其府帅由唐中央任命,其军队数量、管州范围、势力强弱皆受唐中央的制约。在桂管与唐中央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其独立性逐渐增强,其地位、级别也不断变化,至唐末,桂管升为静江军节度使。随着唐王朝的日益衰败,桂管走上地方割据的道路,并最终并入马楚政权。桂管在唐中后期的岭南地区始终发挥着稳定与巩固统治的作用,其发展嬗变亦对当时政治形势产生了深刻影响。     

相李林甫是唐治乱之分吗

有些学者认为以李林甫为相是唐治乱转化的分水岭。从开元、天宝间唐王朝政治经济环境、边境形势来看，开元天宝间唐王朝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了李林甫上台并专断朝政；边境形势及战争特殊性又使唐最高统治集团作出了用胡帅镇边的抉择；而河北地区的特殊性和东北、西北边疆防卫的互动形势又导致了重用安禄山，称雄东北的结果。所有这些都是当时客观形势的产物．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并不是一两个人的意志就可以转移的。因此．以相李林甫作为唐治乱之分的界标是有欠公允的。     

“五代十国”历史中几个问题的探索

一分裂割据局势形成的原因"五代十国"在我国历史上虽然是一个短暂的时期,然而它却是由唐后期藩镇割据过渡到宋统一全国的重要阶段,时间虽只有五十多年,而内容却十分复杂.由于这一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是紧接着唐末农民战争之后,因此有人认为这是农民革命的"恶果".但只要我们深入去探索,自必会看出,唐末农民战争是在唐后期藩镇割据的局势下产生的.唐末农民群众的革命威力虽基本上摧毀了唐王朝,但对藩镇割据者的势力却没有能够彻底消灭,他们在唐政权亡后继续割据各个地区.五代十国的所谓君主绝大部分便是唐末的节度使,这些政权的建立实际上都是由于节度使之流的互相篡夺,互相攻击而造成的,因而此种局面应该看作是唐藩割据互争     

建隆初年政局与赵宋政权应对补论

宋朝建立之初,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内外形势,赵匡胤采取积极稳妥的措施,如礼遇后周太后与废帝,安置京城以定臣僚之心;厚葬韩通,严肃处理都城内的攘夺事件,京城内秩序很快得以稳定。在此基础上,赵匡胤采取多种形式对待地方节度使:优容向新政权示好的地方节度使以笼络人心;监视对新政权不友善的节度使以备不虞;严厉打击敢于反抗的节度使;大面积改换节度使的驻防地,尽量减弱其与管辖地区的隶属关系,最大限度地架空其权力,从而使赵宋王朝得以顺利完成过渡,后周政治势力在此过程中渐趋消解。     

唐宪宗平蜀之役述论

唐元和元年,剑南西川节度副使刘闢举兵叛乱,唐宪宗一改德宗贞元以来姑息政策,毅然派兵平乱。笔者以为平蜀之役意义重大,其揭开了元和平藩战争序幕,开启了元和中兴局面。本文从基本史料出发,分析了战争发动的原因,较详细地考证了平蜀之役过程的相关情况,并对战争胜负原因和影响进行了阐述。     

沈德潜的格调说以及对"四唐"诗流变的考察

沈德潜在对唐诗四期作出评论的同时 ,揭示出唐诗格调流变的轨迹 ,特别对以李、杜为代表的盛唐诗给予极高的评价。“格调”论的立场使沈氏对唐诗流变的审视表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 ,同时也导致他对中晚唐诗的评价有失偏颇。作为唐诗研究的重要一家 ,他的观点可资借鉴     

论政府行为对河洛文化在闽南传播的影响——以唐五代为例

政府行为对文化的形成、传播和传承起着重要的影响。唐和五代是闽南文化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唐初和唐末中原人的两次大规模入闽,建立政权,并利用多种行政手段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河洛文化在闽南地区传承、传播和发展的措施,形成了具有鲜明区域性特征的闽南文化。     

论晚唐体与张籍

在时代风气的浸染下,晚唐大多数诗人对外界的关。必面越来越狭窄。他们把全部精神技俩都用来写诗,从而形成了以苦吟著称的、世俗化的、具有轻浅纤微风格的“晚唐体”诗风。这种诗风虽然以贾岛、姚合为主要代表,但它的源头却可以追溯到中唐诗人张籍。张籍是中唐诗风向晚唐诗风过渡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解放以来仅仅把他作为乐府诗人来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他的格律诗,开启了“晚唐体”之先声,应该在唐诗流变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王棨生平考辨

王棨是晚唐重要的赋家和诗人。通过稽考历代诗文、史书、方志中提到的有关王棨的信息,对王棨生平中一些重要活动予以简要梳理、考证,并对前人论述中的部分疑点进行辨析、补充与商榷,以期深化对王棨的探讨与研究。     

中晚唐教坊之商业化考论

商业化是中晚唐教坊变迁的一大显著特征。其形成原因在于：第一,唐教坊的皇家私属性;第二,地方音声的繁荣与教坊乐伎的流散;第三,唐教坊的外雇之业与商业谋生;第四,唐教坊曲商业化之潜在特质。     

论唐代中后期宦官权力及其政治影响

宦官就其职责而言本与国政无涉。安史之乱后,唐代的政治危机进一步加深,于是为加强皇权,进而提升宦官权力。宦官在唐中后期不仅掌握军权而且掌握政权,形成权倾一朝的局面,对唐代中后期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罗隐诗的文本外解读

罗隐的生平经历，显示了晚唐社会的黑暗腐败和下层人士的苦难挣扎，这些本外的存在，都以社会化本的互性映射在罗隐诗中。罗隐诗全是抒情性的律诗，情致以激愤不平的讽刺为主调，在晚唐诗史上占有独领风骚的特别地位。     

论唐代宦官权势与相权的削长

唐代宦官势力与宰相权力的削长,对唐中后期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唐中后期政治危机的加深,宦官的权势从内廷向外朝不断延伸,首先侵夺宰相的议政权,进而干预宰相的行政权,一步步蚕食相权,逐步控制朝政,形成宦官专权.     

"传奇"体小说衍变之辨析

在小说发展史上,人们往往以"唐传奇"称谓唐人小说.实际上,传奇小说的创作兴盛于唐,而"传奇"小说概念命名始于南宋,这是小说史上值得思考的一个学术问题.本文以传奇小说的衍变作为考察对象,阐述了传奇小说发展的三个阶段,即唐人杂传体--宋人丽情小说--南宋末期传奇命名及其衍变,传奇小说的概念命名、文体题材特征逐渐明确,其文体类型也逐渐趋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