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子引《诗》论《诗》刍议

文章就《苟子》中引《诗》和论《诗》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苟子》引《诗》中《雅》居多的原因;浅析了苟子论《诗》。即“《诗》、《书》之博”与“《诗》、《书》故而不切”是否真正矛盾,及何为荀子提出“善为《诗》者不说”的意会读《诗》法。     

荀子引《诗》论《诗》刍议

文章就《荀子》中引《诗》和论《诗》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荀子》引《诗》中《雅》居多的原因;浅析了荀子论《诗》.即“《诗》、《书》之博”与“《诗》、《书》故而不切”是否真正矛盾,及何为荀子提出“善为《诗》者不说”的意会读《诗》法.     

《诗经》功能之进展与“诗”的圣化

《诗经》是经两次编定而成的。第一次是在周室东迁后不久 ,将“周颂”与“雅”诗编定成集。第二次是在春秋中叶将所收集到的“风”诗与“鲁颂”、“商颂”补编进去。《诗经》功能的进展 ,依次表现为抒发周人初得天下的喜悦与安定及其对“天命”易改的惶惧心理 ;建造意识形态 ;调节社会矛盾 ;为说理论证提供思想资料 ;为诸侯交往提供语言工具。孔子挖掘出了合于“诗”的本质特征的审美功能 ,以“诗”为教 ,以教为政。这样 ,《诗经》就从西周时依附于礼乐而直接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转变为政教经典 ,为汉儒将《诗经》推向“圣经”地位备足了自身条件。     

两汉君臣用《诗》考

《诗》自先秦传人两汉,在两汉历朝君臣的下诏和上奏中都大量引用到《诗》,它们分别以西汉的长安和东汉的洛阳为中心,俨然形成两个用《诗》集团。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和不同历史时段社会政治、经济与学术思想发展的差异,这两个用《诗》集团在引用《诗》之“风”、“雅”、“颂”的数量和在诏奏中征引时所呈现出的应用特征,又有不同;而在此中则反映出了《诗》学在两汉时期的发展流变和时代特征,显示了《诗》之经典性与历史性融通的进行和完成,是春秋时期政治用《诗》和战国时期文本用《诗》的完美融合和发展。     

从“礼之文”到“诗礼相成”:礼乐兴衰与《诗》的经典化

虽然“礼之文”和“诗礼相成”皆说明“诗”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礼之文”到“诗礼相成”,反映了“诗”从礼乐文化的附庸发展为礼制重要载体的逻辑演变过程。周公“制礼作乐”之后,“诗”的产生、流播皆依附于“礼文”,最初《诗》的文本也借此而结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于是出现“诗礼相成”的文化现象,《诗》这一文本获得与“礼”同等重要的地位。孔子对《诗》育人效果的关注,春秋“赋诗言志”的传统,发掘了《诗》的文本义和引申义,拓展了诗的社会功能,推进了《诗》的经典化过程,从而指向经学一路。     

谈《诗经》中的“弃妇诗”

《诗经》中的“弃妇诗”同《诗经》中其它题材的诗歌一样,用现实的笔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以描写妇女悲惨命运为主题的“弃妇诗”,在表现社会现实方面则更为深刻。本文选择《诗经》中有代表性的方面,从内容分析着手,旨在探讨“弃妇诗”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状况;它所表现的封建婚姻制度的复杂性和不合理性;“弃妇诗”感人的悲剧力量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钟嵘诗学的《诗》学母体及其转化——从《诗》六义到诗三义

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了诗三义的概念,其与《毛诗序》的《诗》六义之间貌似存在着意义关联,然在本质上却并不相同.《诗》六义的提出乃基于诗教说的前提,从六诗到六义,说明了《诗》学阐释由诗教立场而经学立场的发展变化.而钟嵘对于诗三义的揭示与阐释,虽然与《毛诗序》的《诗》六义之间存在着语词、语义上的关联,然而其去经学化的立场却是十分显著的.钟嵘追溯诗歌源流上至风雅,看似是宗经思想的支配,然而究其原因,一方面缘于齐梁人的《诗》源共识,一方面宗经实为一种表象,钟嵘恰恰是在经学的语汇范畴中寻求到了诗学领域内的突破.与汉唐经学思想笼罩下的经典诗学相比,钟嵘诗三义的揭橥在六朝诗学史上的价值应该受到足够重视.     

浅谈《诗经》的婚恋诗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的三百零五篇中有很多是反映社会风俗的诗,其中关于婚恋方面的尤多,几乎涵盖生活的各个方面。“婚恋”指以恋爱、婚姻为主题的诗篇。特点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这些诗对于我们了解、研究当时人们的婚恋生活,是极为珍贵的史料。爱情是诗歌的主体,而在《诗经》中婚恋诗是其精华所在,婚恋诗中反映出周代婚姻缔结虽然受社会的种种制约,但男女交往仍有很大自由。如自由恋爱风气、对爱情的追求与忠贞、美满欢愉的新婚生活、怨哀痛楚的婚变等等,它几乎囊括了人类爱情生活的各个侧面和所有阶段,犹如一幅巨轴画卷展示着古代人们的婚恋生活,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的风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诗经》功能之进展与“诗”的圣化

《诗经》是经两次编定而成的。第一次是在周室东迁后不久，将“周颂”与“雅”诗编定成集。第二次是在春秋中叶将所收集到的“风”诗与“鲁颂”、“商颂”补编进去。 《诗经》功能的进展，依次表现为抒发周人初得天下的喜悦与安定及其对“天命”易改的惶惧心理；建造意识形态；调节社会矛盾；为说理论证提供思想资料；为诸侯交往提供语言工具。 孔子挖掘出了合于“诗”的本质特征的审美功能，以“诗”为教，以教为政。这样，《诗经》就从西周时依附于礼乐而直接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转变为政教经典，为汉儒将《诗经》推向“圣经”地位备足了自身条件。     

贾谊《诗》学寻踪

根据新近出土文献,分析了贾谊引用《诗经》与四家诗的异同,注意到贾谊说《诗》以“雅”,“颂”为主的事实,说明贾谊的《诗》学继承了春秋官学中“以诗为教”的传统。     

曹植、李白《白马篇》中侠客异同点解析

采用文献资料法对曹植、李白诗中的"侠客"意象进行分析比较。"侠客"一词一直存在于中国古代文学中,并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被赋予新意。曹植、李白分别是三国和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他们才华横溢,却壮志难酬,便通过诗歌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白马篇》是两位诗人描写侠客的代表作,虽同名,但两人的社会环境和身份地位不同,表达的思想也各有千秋,通过分析两人《白马篇》中侠客形象的异同点,探索其存在的原因及对后世的影响。     

从《左传》看诗歌在春秋时期的繁荣及其原因

诗歌的繁荣体现在创作者的群体性，创作手段的成熟性，人们对诗歌运用的普遍性，繁荣的原因是：教育的发展，使诗歌的发展成为可能，诗歌本身的特点为其快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春秋社会的现实生活直接刺激着创新者们的创作激情，上层贵族的倡导。     

“城南诗社”考论

＂城南诗社＂是清代康熙年间苏州地区的一个著名诗社,其在创始人沈德潜的年谱中保留了该诗社的一些资料。其作为一个规模成熟、风格稳定、影响深远的诗社,颇具研究价值,同时对于认识清代苏州地区结社情况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文本演进的规律对先秦儒家“断章取义”用“诗”之风的建构

先秦儒家＂断章取义＂的用＂诗＂之风,是春秋时代普遍的作风,其影响深远。＂断章取义＂用＂诗＂之风的形成,有其文艺发展的外部规律：先秦儒家主体思想意识的形成,赋诗言志文艺之风的影响;也有其文艺发展的自身规律：＂诗言志＂文化传统的继承,《周易》用诗方式的延续。     

《九歌·山鬼》和东夷文化之关系

先秦时期鬼与神的概念比较确定 ,鬼专指死者的灵魂 ,而鬼的归宿地因部落不同而不同。东夷族认为人死之后鬼魂归山 ,变为山鬼。沅水流域的居民具有东夷族血统 ,那里形成的山鬼形象 ,是为山中女鬼 ,是融入楚文化中的东夷文化基因。《山鬼》正体现了这种观念 ,反映了当地人民的爱情生活。     

周代诗乐分家之流变

诗在诞生之初,与乐、歌是合一的.西周时,诗、乐、歌仍然是三位一体,但在祭祀活动中,乐歌为主,诗辞为辅.从春秋时起,乐歌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乐歌被天子、诸侯混用,逐渐向声乐、表演的性质转变,最终被新声取代.而诗辞作为乐歌的附属品,在经历了歌诗、赋诗、引诗三种并行不悖的用诗方式之后,便成了专讲义理的工具.自此,诗乐彻底分家.     

自由与钳制：充满矛盾冲突的内心世界——解读《诗经·郑风·将仲子》

即使在封建社会早期,由于礼教的钳制,男女青年渴望爱情自由,憧憬婚姻幸福的美好愿望也难以实现。正是封建礼教对青年人心灵的桎梏与戕害,使他们内心深处充满了激烈的矛盾与沉痛;而严酷的社会现实又给无数青年在恋爱婚姻问题上造成人为悲剧。《将仲子》这首诗除了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外,遂具有极为深刻的社会意义。     

论夏竦的应制诗

北宋诗人夏竦的应制诗,数量多,比例高,内容全面,其中像奉和御制读史、奉祀仪典、奉和御制斋醮崇道等应制之作,对于了解当时的时代环境、社会风气、文化政策和统治者的生活等都具有独特意义。从应制诗本身的发展历史看,夏诗富艳、典奥、温雅的多样风格,最终使应制诗的基本风格趋向定型和规范,其律体、杂体、骚体并用的体裁形式,则又显示出一定的开拓性和创造性。     

北宋张士逊生平及诗歌考略

北宋时期张士逊曾三次拜相,有过在襄阳、均州生活的经历,在北宋政坛有较大影响,文学创作虽无十分建树,但其生活经历和诗歌创作却是北宋的政治、社会生活、文化、文学,尤其是地缘文化包括道教文化等方面的一个折射,因而对其生平及部分诗歌创作进行考证和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生命觉醒中的悲剧意识和死亡体验——《孔雀东南飞》悲剧意蕴探微

本文把《孔雀东南飞》这一中国诗歌史上杰出的叙事长诗和悲剧故事置于汉末魏晋“人的觉醒”这样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时代命题下加以考察,先从人格觉醒、情感觉醒和反抗意识觉醒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悲剧主人公的“生命觉醒”;又进一步从生命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分析其悲剧感受和死亡体验的心理过程和特点,试图在社会认识意义的基础上丰富对这首千古悲歌的美学内涵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