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禁书考略

为了巩固政权和维护图书市场的正常秩序 ,唐代严禁妖书、天文、图谶 ,兵书、占卜、相书、私史等流传于世     

中国商代信息传播模式简论

殷墟甲骨卜辞是世界上目前仅存于世的占卜文字记录,记载了中国殷商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信息.在信息获取的途径方式与信息的本质属性上,与后世信息(或称新闻)传播相比,商代信息传播具有极其独特之处,商人获取信息的途径主要靠占卜,大多数甲骨卜辞所记录的是贞人与时王预测的信息,是关于未来事物发展的信息即预测性信息,真实发生的事件的信息只存于甲骨卜辞的验辞之中,但验辞较为少见.商代以后获取信息(或称新闻)主要不依靠占卜,或完全不依靠占卜(商代以后新闻传播历经三千年发展.情况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言),它是对已发生过的现实信息的采集,其信息大都是现实发生过的事情,属于真实性信息.     

敦煌遗书中的唐代星占著作:《西秦五州占》

唐代的星占著作,流传下来的只有李淳风《乙巳占》和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两部作品。虽然它们大量地记载了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彗星、流星以及云气等天文现象的占卜意义,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占卜预言事实上也体现着中古时代天象观测与记录的重要成果,因而《乙巳占》和《唐开元占经》成为考察唐及此前的天文成就以及政治军事研究的重要资料。不过,在敦煌石室文书中,     

信息空间与地理空间:网络传播与国家主权的张力

从信息交换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网络传播的信息空间与国家主权的地理空间之间存在着很大张力.前者的取向是跨越国家间地理边界进行信息传播,后者的取向是约束网络信息的无边界传播.本文从传播主体、身份认同、跨界传播、信息管控等方面分析了网络传播引发的信息现象以及国家主权的相应反馈,指出了网络传播与国家主权的调适程度将会决定现实社会中的信息存在状态.     

略论唐宋进奏院信息传播体系的专业化发展进程

进奏院在中国古代尤其唐宋时期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传播机构,进奏院从唐代到宋代经过了最为重要的变化发展。在这一时期内,进奏院的职能更加集中专一,成为专职的信息传播机构,中央对于进奏院的管理控制形成并完善,信息保密制度逐渐建立并发展,同时,进奏院的信息传递也趋向于规范化。综合以上四个方面,以进奏院为核心的信息传播体系在唐宋时期的变化发展,呈现一种专业化的进程。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新闻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作为信息传播体系核心的进奏院无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唐代著名法典中赔偿制度及判例的考证

<正>封建鼎盛时期的唐代,针对已经出现的各类民事纠纷,封建统治阶级开始将赔偿写进法典。以"一准乎理,得古今之平"著称于世的《唐律疏议》,尽管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赔偿只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但是其规定却很是条理详细,堪称是开创了我国民事法律赔偿机制的先河,直接为后世宋元明清统治者沿袭。以古为鉴,《唐律疏议》中关于赔偿问题的规定,在今天依旧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一、唐代重要的牛马等生产工具的赔偿     

传播史上的玉器时代：“媒介域”与华夏精神形塑

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夏王朝建立之前,中国存在着一个传播史上的玉器时代。玉器是史前天文观测和传播天文知识的主要媒介,后发展为神器、法器、礼器、饰器和葬器。围绕着史前玉器,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媒介域”。玉器“媒介域”发挥着记忆工具、权力装置和社会组织核心的功能,建构特定的时空组合。围绕着玉器这一“媒介域”,形成了中国文明特有的宇宙观、伦理观与传播观。史前玉器对华夏传播至少有三个方面深远影响：一是以“器以藏礼”的方式承载和传播礼乐文明;二是传播仪式观的思维取向成为理解华夏传播的重要线索;三是史前玉器“媒介域”使得传播权力高度集中,对于理解传播权力变迁与圣王崇拜有启发意义。     

论非语言符号中服饰语言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

作为大众传播符号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非语言符号,在传播信息时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语言符号甚至大于语言符号,传播学者研究认为:在人际传播活动中,人们所得到的信息总量,只有35%是语言符号传播的,而其余65%的信息由诸如服饰外貌、表情行为等非语言符号传播。其中服饰这种非语言符号所负载的信息尤其丰富。但以往研究较多的是其所负载的文化信息,服饰负载政治信息,在政治事务中的传播作用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将以个案分析展开研究,以寻求政治人物完善媒介形象、最有效地传播政治信息的某些规律。政治领导人个性化服饰中的政治信息作为非语言符号的…     

传播态新闻语境信息构成分析

传播状态的新闻文本,主要处在两种基本语境之中：一是由它与其他作品及其相关信息载体构成的媒介语境;二是由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心理等构成的宏观的传播语境和收受语境,也可以称作社会语境。媒介语境与社会语境赋予传播态新闻作品以“语境信息”,使新闻成为现实传收中的新闻。     

论微观政治传播中的“游戏”形态

游戏是人类最原始、最本质和最普遍的交往形式之一。美国传播学家斯蒂芬逊曾将人类的游戏行为与传播行为相融合,开创了传播游戏论的先河。在当下信息盈余的时代,微观政治传播活动根植于人们的游戏心理,催生了个体政治参与的玩家心态,政治信息的推演想象和政治传播方式的体验交互,形成了微观政治传播游戏形态的种种表现。合理利用游戏的自由放松心理,有助于提高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效果,因此无需禁锢或强行干预微观政治传播的游戏形态。从认知论上讲,实现游戏逻辑与微观政治传播中政治逻辑的合理结合,有利于促进人类政治生活和政治文明的进步,应将游戏提高到与人的实践自然和谐的境界来加以考量和容纳。当然,人们以程度不同的游戏立场、游戏身份、游戏心理来参与政治、回应政治等,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政治应有的严肃性,减弱了政治应有的理想性,扰乱了政治应有的秩序性,模糊了政治应有的边界,种种陷阱或负面效应值得重视和警惕。     

乡村传播基础结构、政治信任与政治参与的实证研究——“政府与乡村居民间的距离”研究报告之二

本文是基于"政府与乡村居民间的距离"课题所做的实证研究。在对中国中西部五省份的基层政府和农村政治信息获取情况的调查基础上,研究了调查地区基层政府和农村社区的传播基础架构对乡村居民的政治信任、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认为,乡村居民对政府信任度的层级差异影响到了对于基层政府政务绩效的认同和满意度。本文通过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验证了政治信任因子与非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的负相关关系,并提出增强乡村居民对基层政府信任、鼓励制度性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在于发动年轻群体、完善基层组织,以及建构高参与度的农村社区信息传播体系。     

中国网络政治传播研究综述(2007-2016年)

目前国内网络政治传播研究多基于理论层面探讨相关问题,实证性较少;大多数研究以传统媒体脉络下的政治传播为参照系,考察互联网对于原有政治传播模式的影响。外文文献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具体事件或行为主体,在实证研究框架内,关注网络发展对中国政治进程如政策制定、信息发布、公民参与等政治活动的影响。本文认为,国内外学者未对"网络政治传播"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从行动主体看网络政治传播"是当下国内外研究考察的热点,相对而言国内研究不足,后续研究可从这两方面深入,加强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同样重要。     

分析多维传播语境中播音主持的功能与拓展

播音主持在多维传播语境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有效提高信息传播质量。对此,本文在研究中主要以播音主持为核心,探究多维传播语境中播音主持的功能与拓展,进而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一定的帮助。     

提升县级新媒体传播力的策略探讨

当前,信息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完善,以该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打破了文化传播的时空与地域界限,显著提升信息传播效率,并深刻影响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等领域。近年来,新媒体在农村地区普及率显著提高,各类县级新媒体逐步成为农民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与此同时,县级新媒体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如何提升其传播力是相关机构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传播格局与社会发展

李彬所的《唐代明与新闻传播》对唐代的新闻传播活动进行了全方位深入、细致的探讨和阐述，使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唐代官方传播、士人传播、民间传播所构成的传播格局。     

年轻平台 年轻语态 年轻话题——吸引年轻人政治参与的有效方式

政治社会化的过程需要政治家与社会个体的共同参与。为调动社会个体内化意识形态的主观能动性,政治家在传播意识形态前需要先吸引目标受众。年轻群体作为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受众,具有特定的心理、行为特点,对政治家的政治传播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政治传播策略为例,从传播渠道、传播形式、传播内容三个角度进行分析,探讨政治家如何吸引年轻人的问题。     

科学传播中的政治正确——基于Web of Science的系统性文献回顾与定性元分析

研究通过对Web of Science中50篇论及科学传播中的政治正确的核心文献进行分析,总结梳理了已有研究对狭义和广义政治正确概念、政治正确相关的概念或理论工具的运用情况。在此基础上,研究对核心文献中的案例和相关结论进行定性元分析,得出科学传播实践中政治正确运行机制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狭义和广义政治正确涉及七种规范或观念,对应科学理性、政治忠诚、道德、多元文化和认知习惯五种关于科学传播内容的衡量标准。政治正确在科学传播中的运行伴随着科学理性与其他四种标准之间的冲突与磨合,集中表现为科学家和媒体的过度自我审查行为。通过这种自我审查的科学传播内容,本质上是科学理性向其他四种标准折衷后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组织内传播研究(1921-1927)

"组织内传播"是组织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随着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张,组织内传播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也不断增强。本文以中国共产党早期档案资料为依据,从党内思想政治教育与组织文化生成、党内信息传递、党内传播机制探索与完善三个维度对中共早期的组织内传播问题展开论述。具体而言,中共早期通过编发党内刊物、开办党校、选派党员海外学习等党内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生成并传播了组织文化;通过党内文件流转、党内交通网络建设、建立党内隐语系统等方式保障了党内信息传递的畅通与安全;通过设置专门机构、建立和完善会议、特派员等组织制度完成了对党内传播机制的初步探索。     

政治传播研究中的几个核心命题辨正

本文辨正政治统摄传播、传媒政治、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几个政治传播研究中常常混淆不清的核心命题.从国家、经济、社会三个维度所规限的政治,可以归纳为政治的国家化、经济化、社会化过程.这种过程正是政治从无到有、从己到人、从私到公、从内到外、从一到多的通过“传播”这一根基性路径的生成过程;政治传播,着力的是人类社会中政治与传播的本质性融合,它立足于与社会“同一”的人类政治生活.这种理解中,政治与传播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均居“本体”地位;而所谓传媒政治,已经是下沉到政治传播很低层面——以媒介作为传播工具的一种具体的媒介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传播学研究中一个独特的流派,其关注大众媒介的所有权结构、所有制关系及其控制;政治社会化属于政治传播范畴,政治传播内在地包含着政治社会化.但是,政治传播却不限于政治社会化,因而也不等于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是一个纯政治学的传统理论范畴,这个范畴的本质是在政治范围内讨论政治的机理.     

建构权力的数字牢笼：中国政治传播的数字化发展与权力监督机制完善

政治传播是一种向量式传播,表面呈现为信息的流转,内在可以搭建权力运行的结构。权力监督关涉权力的授权与行使,依赖权力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其始于情报的获取,成于信息的存储、更新与传播,终于行为反馈与对照。权力监督与政治传播相互耦合,政治传播是权力监督的基本要件。伴随数字技术的持续创新和广泛应用,我国政治传播形态和秩序持续变化,不仅政治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总量大大增加、政治信息在多元主体间的分布状态、政治信息的流动性以及方向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政治传播的数字化发展实现了数据信息的互联互通,加强了民众监督的行动能力,削减了权力异化的滋生土壤,有力地推动了权力监督的主动化、多向化和系统化,为新型权力监督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