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诠释《论语》的学术历程与学问宗旨

朱熹共有五部论语学著作传世,其中最能代表朱子论语学学术成就并借以构建其理学思想体系的著作是《论语集注》。朱熹对《论语》的诠释过程也与他理学思想的成熟过程相始终。朱熹诠释《论语》的学问宗旨是二程之说,而其最终的目的是在于发挥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探索圣人之道,重建儒家道统。朱熹的《论语》诠释开创了理学论语学的时代,把论语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朱熹《论语集注》中“六经注我”的诠释方法对当下教育的指导意义

朱熹花费了近四十年的时间学习与诠释《论语》,后与他诠释的《大学》《中庸》《孟子》汇为一编,以《四书章句集注》为名刊行。四种书中,朱熹对《论语》倾注了极大的心力,共撰成有关《论语》著作四种,今传世者三种,以《论语集注》影响最大。朱熹在《论语集注》中,采取了明显的“六经注我”的诠释方法。本文通过对《论语集注》的举例分析,说明朱熹“六经注我”的特点,并指出这种诠释方法对当下教育的指导意义。     

从公理化诠释看朱熹对《论语》的误读

《论语》的文本特点,给后人随意解释留下了巨大的空间。然而用公理化的方法去诠释《论语》,则可以看出很多解释都是误读。例如朱熹《论语集注》以“天理”取代“中庸”,以“忠君”取代“德政”,都是误读的典型。这就显示了公理化诠释的积极意义。     

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见《论语·泰伯》篇。郑氏曰:“民,冥也,其见人道远;由,从也。言王者设教,务使民从之;若皆知本末,则愚者或轻而不行。”郑氏认为民皆愚顽,所以,王者设教,只要他们跟从,不须知道本末。这种解释和孔子思想不相符合。《子路》篇记载,孔子适卫,冉有仆。孔子回答冉有的问话说,“民庶”之后,要“富之”,“教之”,没有认为民愚顽不教的意思。西晋何晏《论语集解》修正了郑氏的解释。他说:“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何氏采用了战国时期对民的相当流行的看法。如孟轲说:“行之而不著焉,穷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下)《中庸》也说:“百姓日用而不知。”朱熹《论语集注》承袭了何氏的解释略有更益。他引用程子的话说:“圣人设教,非不欲家喻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耳。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岂圣人之心乎?”近人也相信这种解释,如钱穆《论语新解》说:“民性不皆明,有智在中人以下者,故有不可使知也。若在上者每事於使民由之之前,必先家喻户晓,日用力于语言文字,以务使之知,不惟无效,抑且离析其耳目,荡惑其心思,而天下从此多故矣。”徐英《论语会笺》说:“盖政令之推行,有不得不然者,势也。政令既行,     

《论语》“学”的伦理思考

在《论语》学说中,德性成为关切的中心、人们生活的主要目的。在孔子那里,人生的一切生命实践、为人之道,皆为“学”也。《论语》中“学”的范畴充分诠释了一个人一生所成就的全部就是德性的实践,以“学”的范畴辐射到“仁”、“道”、“礼”等主要范畴。因此,《论语》中的伦理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依照“学”来构建的。“学”贯通“礼”、“仁”、“道”,是诠释孔子伦理思想的最根本范畴,具有独立的意义价值。“学”的过程即是成仁（人）的过程,而成人的层次是不断提升的。“学”可谓是生命本身的存在形式。     

桂香浸润

《论语》是灿如星辉的文学海洋中的导航船,是千百年来弘毅之士追随圣人的驿站。一打开它,一群文质彬彬的君子便烨然立于我们面前———这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啊“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部《论语》集尽一切治学之理、治国之方、安民之道。《论语》的血液流淌在华夏儿女的每一根血管中。是偶然,还是中华古老文明浸濡中的必然?不知从何时起,我竟如此钟情于《论语》。品读《论语》,恰若一股桂香飘然而至,轻轻浸润你的心扉。桂香浸润@杨明波$江苏前黄高级中学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与朱熹的读书法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是一种以己意解《诗》的诠释方法,然而朱熹却认为,“以意逆志”要求诠释者务必将己意悬隔起来,力求通过仔细研读经典中的字句,从而发现圣人的微言大义。朱熹之所以会误读“以意逆志”说,主要原因在于《孟子》原文的表述方式容易误导读者作出歧异性的解读,因此,朱熹的误读极有可能是不自觉的。尽管朱熹的解读偏离了孟子本义,但也许正是受到这种误读的启发,朱熹提出了在其哲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虚心涵泳”读书法。可见,朱熹的误读并非毫无意义。     

从“三人行必有我师”看师生角色互换

最近,重温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对这句至理名言又有了新的体会。《论语》中记载：一次,公孙朝问子贡,孔子这么有学问,不知他师从何人？子贡回答说,孔子随时随地向一切人学习,谁都可以是他的老师。孔子认为,古代圣人讲的道,就留在人们中间,有德行的人认识其大处,德行不深甚至没有德行的人也能认识其小处,无论“贤”还是“不贤”,他们身上都有古代圣人之道的体现。“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所以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此心惟觉性天通”——薛瑄的心性论和复性说(下)

三、“以复性为宗”的心性修养论。 薛瑄赋予性以如此至高无尚和广泛普遍的涵义,这是薛瑄性论的出发点,而不是归宿。薛瑄的性论,作为其天人合一说的中介环节,是以追求“复性则可以入尧舜之道”(《续录》卷八)的所谓“圣人之气象”(《录》卷六)为最高理想的,也就是说,是为他的“复性”说制造理论根据的。 薛瑄指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在于“天命之性具有圣人之心,率性之道由于圣人之身”(《录》卷六),“是以圣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圣人意之所为,与天无毫忽之差爽”(《录》卷二)。总之,“圣人之心     

《论语》中“毋”的一种用法刍议

杨伯峻先生曾撰《论语词典》,归纳“毋”在《论语》中有三种用法(参见《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6页)。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对阅读《论语》有很大助益。只是有一种用法笔者认为采用传统之见不妥,特提出来一议。杨先生指出,《论语·子罕第九》“毋意毋必”中的“毋”同“无”,是表示禁止之副词。这实际上是一种传统的看法。朱熹集注云:“毋,《史记》作‘无’,是也。”刘宝楠《论语正义》亦说:“毋者,禁止之辞。”所以这里的“毋”同“无”,表禁止,是流行已久的传统之见。这种看法对不对呢?还     

浅品《论语》

《诗经》是南方幽巷中走出的女子,《庄子》是倒映浮云的一洼清泉,《韩非子》是悬挂于沙盘上的利剑,而《论语》是仁者深邃的智慧结晶。《论语》中的孔子不像道家的庄子,在看透尘世之后,逍遥而游。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积极出世。他认为实行仁政是王道的核心,“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今日再观《论语》中的仁政,有很多是可行可用的,但当时却一再受挫,这不是仁政本身的缺陷,而是战国那个时代的缺陷。也许因为性格缘故,较之《论语》中的仁政,我更乐意去品味它在个人成长、品性培…     

人心与天理的较量——《论语》朱熹注本与钱穆注本的比较

《论语》的朱熹注本是历来的通行本。虽然钱穆一再称道朱注本,且晚年归宗朱子,但他的思想却明显具有不同于朱熹的以“天理”为着眼点的心学特质。这一特质体现在他的注本《论语新解》中,就是要以自己看重的“人心”来替换朱熹看重的“天理”。基于对两注本的比较发现,无论是朱注本还是钱注本．都是用“一以贯之”的思维解读《论语》的典范之作,为我们深入理解孔子思想提供了好的门径。但不可否认,两注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瑕疵出现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以贯之”的思维是主要原因。在注解经文时如果不能彻底地贯彻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那么“一以贯之”的想法只会让注本偏离经文,成为自说自话。     

半副对联的妙用

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祝福》中出现了半副对联,颇耐人寻味。他是这样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据查,原句出自朱熹的《四书集注》。朱在《论语》中《季氏篇》“陈     

从《论语》看孔子的为人之道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政治家而言,《论语》或许是治国安民的一柄利器,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而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沦语》更可作为为人处世的一剂良方。正确地为人,才能有效地处世。为人之道,大而化之,无外乎待己之道和待人之道,在《论语》中,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用言行向我们阐释了应当如何认识这一问题。     

朱熹卜筮思想探微

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前人对《易经》的注释仅仅重视文本意义,而忽略了圣人伏羲所设的卦的预言功能。朱熹著书《易学启蒙》阐述他的卜筮理论,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把卜筮作为一种实验性的实践方法。在朱熹看来,卜筮与修身休戚相关,但卜筮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朱熹将卜筮“理性化”和“神圣化”,从而为文化传统体系化做出了贡献。     

偏行虎山

<正>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先秦诸子选读》中的第一篇就是《论语》选读。《论语》主要记录孔子的言行,他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最深远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学者,他被后人称为“圣人”“万世师表”,他的言论“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当仁,不让于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名句深受后人推崇和赞誉。     

朱熹卜筮思想探微

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前人对《易经》的注释仅仅重视文本意义,而忽略了圣人伏羲所设的卦的预言功能。朱熹著书《易学启蒙》阐述他的卜筮理论,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把卜筮作为一种实验性的实践方法。在朱熹看来,卜筮与修身休戚相关,但卜筮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朱熹将卜筮“理性化”和“神圣化”,从而为文化传统体系化做出了贡献。     

朱熹在“《诗》教”思想上对欧阳修的借鉴

欧阳修与朱熹分别是北宋与南宋最具有代表性的“《诗》教”名家,他们之间存在着思想上的传承关系。朱熹继承了欧阳修对待“汉学”的科学态度,将欧阳修“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的“《诗》教”原则体系化,对欧阳修《诗本义》的成果多有借鉴,从而实现了《诗经》研究与《诗经》教化上的“集大成”。     

欧阳修对朱熹“《诗》教”思想的影响

欧阳修与朱熹分别是北宋与南宋最具有代表性的“《诗》教”名家,他们之间存在着思想上的传承关系。朱熹继承了欧阳修对待“汉学”的态度,将欧阳修“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的“《诗》教”原则体系化,对欧阳修《诗本义》的成果多有借鉴,从而实现了《诗经》研究与《诗经》教化上的“集大成”。     

朱熹卜筮思想探微

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前人对《易经》的注释仅仅重视文本意义,而忽略了圣人伏羲所设的卦的预言功能。朱熹著书《易学启蒙》阐述他的卜筮理论,其可贵之处在于把卜筮作为一种实验性的实践方法。在朱熹看来,卜筮与修身休戚相关,但卜筮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朱熹将卜筮“理性化”和“神圣化”,从而为文化传统的体系化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