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复而有规矩的先秦祭祀礼仪拾零

早在先秦时代,祭祀礼仪活动就表现了中国古人重礼的传统。先秦祭祀礼仪纷繁复杂,各种祭祀目的和方式不一而足。鱼类是最重要的祭品之一。血祭是先秦时代比较残忍的祭祀方式。颇为讲究的祭辞则开创了古代文体分类的先河。     

洛阳汉墓中的陶案及其礼仪功能北大核心CSSCI

陶案是西汉中期以后汉墓中较常见的器物,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多将陶案及其为代表的"案、杯、盘"的器物组合认定为祭祀墓主所使用的祭器。本文通过梳理洛阳汉墓中出土的各类型陶案发现,陶案多在等级较高的多室墓中使用,其使用情况具有一定的阶层差异,这明显与汉代普遍流行的墓地祭祀的情况不同。结合历史文献,通过对陶案的形制分析,发现其明显具有模仿实用漆木案特点的明器特征。通过对几座典型墓葬进行墓内情景的复原研究,对陶案的器物性质和作用及其所在空间的重新审视,本文认为洛阳汉墓中的陶案及其为代表的器物组合的性质应是供墓主宴饮所使用的明器,而非以往学者所认为的用于祭祀墓主的祭器。其所营造的空间应为宴饮空间而非祭祀空间。     

洛阳汉墓中的陶案及其礼仪功能

陶案是西汉中期以后汉墓中较常见的器物,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多将陶案及其为代表的"案、杯、盘"的器物组合认定为祭祀墓主所使用的祭器。本文通过梳理洛阳汉墓中出土的各类型陶案发现,陶案多在等级较高的多室墓中使用,其使用情况具有一定的阶层差异,这明显与汉代普遍流行的墓地祭祀的情况不同。结合历史文献,通过对陶案的形制分析,发现其明显具有模仿实用漆木案特点的明器特征。通过对几座典型墓葬进行墓内情景的复原研究,对陶案的器物性质和作用及其所在空间的重新审视,本文认为洛阳汉墓中的陶案及其为代表的器物组合的性质应是供墓主宴饮所使用的明器,而非以往学者所认为的用于祭祀墓主的祭器。其所营造的空间应为宴饮空间而非祭祀空间。     

东更道七器的再认识

上世纪50年代出土的东更道七器是古代祭祀泰山的遗物,对研究古代的山川祭祀是难得的实物见证。过去,由于器物分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山东省博物馆,很多细节缺乏报道,铭文和器物对不上号。因此,作者做全面调查,通过目验原器和汇总有关资料,按出土情况、地理环境、埋藏顺序、器物编号、尺寸重量、形制纹饰和铭文释读,对这批铜器做系统介绍。最后,得出的初步认识是:这批器物可能是战国晚期齐王建利用获自鲁地的六件楚国浴缶,由留在齐地的燕国工匠加刻铭文,和一件三足铁盘,埋在泰山脚下,用来祭祀泰山。     

探析中国古代礼与法对祭祀制度的规制

本文分析了中国古代祭祀制度中祭祀对象、祭祀规模和祭祀形式等不同方面,并从礼和法两个角度对中国祭祀制度的规制进行了探究,同时以清代时期的礼法规制《大清通礼》和《大清律例》作为分析研究对象,对中国古代祭祀制度中的礼和法进行了有力论证。     

再论甘肃礼县鸾亭山等地出土玉人的功用

多年来,陕、甘两地连续出土长方窄片状玉人四批,学者多以为是"人牺"或"人殉"。然而分析此类玉人的性质,既不能脱离其祭祀性质的出土单位,也不要忽视器物选材的特殊性。"巫以玉通神",周公制礼作乐,更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从此玉、巫、神三者绑定,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礼仪制度。古人举行祭祀活动都要有一定的仪式,如杀牺、燔烧、掩埋、唱歌、跳舞等,巫是必不能少的角色。本文根据出土遗迹单位的祭祀性质和玉人选材的特殊性,首先追溯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玉质人像或图案的宗教意义,而后列举了周、秦、汉祭祀属官的设置以及民间的巫觋活动,认为此类玉人代表的不是人殉和人牺,而与巫祝有关,取招引候神之意,是先秦时期暴巫、焚巫陋习的孑遗。     

畤祭与山川祭祀关系刍议北大核心

畤祭与山川祭祀都是东周秦汉时期重要的国家祭祀活动。根据相关考古发现,畤祭与山川祭祀所采用的祭祀方法以及留存下的遗迹遗物具有许多相似的特点,也有文献记载可以说明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密切的联系。而此种联系在不同阶段应有不同的背景与意义。东周初年,秦人借鉴山川祭祀以及其它祭祀活动的礼仪规程创设了畤祭制度。此后,随着秦人扩张步伐,畤祭与山川祭祀因同样具有宣示领土控制和君主权威的理念,联系日益紧密。秦汉统一之后,以泰山封禅和五岳祭祀为代表,山川祭祀迎来重大变革,其背后来自畤祭的影响尤为显著。畤祭与山川祭祀的相伴发展贯穿秦人崛起至横扫天下,后经汉王朝终成天下一统的历史过程,就二者关系展开研究可以为考察由分封制向中央集权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其中礼仪制度和政治观念的变迁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甲骨卜辞与殷商巫文化

甲骨卜辞的形成,与当时极为盛行的殷商巫文化密切相关,更准确地说,甲骨卜辞是殷商时代的精神产品。 巫文化,是起源于远古,鼎盛于殷周时期的一种特殊文化,其特征表现为在求神祭祀的社会活动中形成的意识形态和庄严隆重的礼仪制度及以巫为首的专门的组织机构。...     

云冈石窟“祭祀礼仪性”略谈

本文通过梳理祭祀与礼仪的关联,关注云冈石窟艺术图像所呈现的"祭祀礼仪性",找出云冈石窟艺术造像的特点与组合意义,进而彰显云冈石窟造像的艺术价值。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传统婚姻观之影响探析

中国的传统婚姻观念,从文明社会开始就已经形成,在婚姻礼仪上许多方面还仍然传承并体现着原始社会时期的祭祀活动等方面的因素,比如婚礼举行的时候要放鞭炮,有些地方的婚姻要经过"抢婚"形式等等。     

近代中国第一届全运会述略

体育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既是物质文化,又是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体育发源地之一,并且一度形成了重要的体育理论.唐朝时期的体育项目多,活动范围广,对外交往多,女子体育空前活跃,是中国古代体育史上最辉煌灿烂的阶段.自唐以后,中国古代体育逐步走向衰落.     

从字说创作看元代冠礼的传承与变迁——兼论儒家的成人观念

字说是一种应用性文体,其源于古代冠笄之礼中的祝辞,兴起于宋代,发展于元代,兴盛于明清,衰落于民国以后。元代是宋代理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传统礼仪走向复兴的重要发展时期。从元代字说的写作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古代冠礼的"加冠命字"仪节正在重建,另一方面,冠礼仪式各环节之间正发生着转化和分离,主要表现在:字说写作逐渐盛于加冠祝辞、"加冠"和"命字"仪节发生分离、宾者与冠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多元化。同时,字说文体中对冠者名字内涵的解说折射出了当时儒家的成人观念和价值导向。     

以礼导俗:清代鲁中地区仕宦家族墓祭的礼仪化

宋明以来,受朱子《家礼》的影响,庶民家族祭祀祖先礼仪呈现出程式化与规范化的特点,并在清代得以多元化发展。在清前期统治者自上而下推行礼仪教化的背景下,鲁中地区仕宦家族将祖茔视为重要的礼仪空间,以符合儒家礼制与孝道观念的形式,有意地建构了祭祀先祖、飨宴议事以及教化训饬的一套规制性书面范本,将墓祭的习俗塑造为宗族祭祀的礼仪传统。以士绅为主导的礼俗实践说明,文字书写在礼俗整合中权威性的确立,使得基层生员群体作为主持宗族祭祀实践的关键人物,在承担乡约教化"以礼导俗"的作用上更加突显。     

儒家祭祀礼仪中的互动交往观

祭祀观念及其礼仪是儒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随着异域传播学说的引进,运用国外传播学理念解读本土的文化现象成为阐释研究的新方法.文章运用互动仪式链的基本原理来阐释儒家的祭祀文化.研究的路径是将线索缩小到《论语》中有关祭祀礼仪的言行举止上.在互动仪式链看来,《论语》的祭祀礼仪要素表现为身体和心灵的双重在场;传播效果表...     

浅谈先秦及西汉祈雨文化

古代先民重视各种祭祀礼仪,包括祭祀天地神、雷神、风神、山神、河神、谷神等,尤其是祭祀天神。因以天地为万物之本,天气变化影响着人们的生存环境。水是万物之源,也是谷物与蔬菜的生命依托,一旦遇到恶劣天气变化会直接影响到人们饮食生活。因而祈雨风俗应运而生。在表达人们对天敬重之情的同时,也反应出人们对天的依赖。从相关文献对求雨活动的记载可使我们了解上古人们的生活及其心理活动．从祭祀礼仪的描述也能感受出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礼仪探微

萨满祭祀是清代宫廷的一项重要礼仪活动,也是清代宫廷礼仪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一般在清宫里的坤宁宫、堂子以及祭马神室进行,其中坤宁宫和堂子的萨满祭祀是最为隆重的,清代历代皇帝对此也极为重视。     

大小传统理论视野下的礼生“叫礼”习俗

儒学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得以贯彻的祭祀礼仪系统,并通过儒家知识分子的媒介作用而传播到了民间。在河南省南部罗山县至今流传着一种由"礼生"主持丧礼祭祀的习俗,当地人称为"叫礼"或"堂祭"。利用在田野调查中搜集到的资料,可以看出作为大传统的儒学与民间小传统之间的互动和转化关系。礼生"叫礼"一类的带有儒教色彩的民间仪式,一方面如一些学者所言,是"礼教下渗"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包括礼生在内的民众对于大传统的自觉接受和继承。在儒家礼仪文化趋于式微的今天,"叫礼"或曰"堂祭"的这类民间习俗的存在尤显珍贵和重要。     

辽代捺钵制度及其射猎军事体育活动探源

辽代捺钵制度及射猎活动是朝廷重要的政治、军事及体育活动,如捕鹅是祭祀宗庙的重要礼仪,而射兔、射鹿及猛兽,则是一种军事练兵的体育活动,这一制度与游牧民族四季追逐水草而徙的民俗有关。     

献给神祗的歌：释奠孔子文研究

祭文是祭祀仪式中沟通人神的一个重要媒介,如同整个祭祀仪式中的“眼睛”.文章从文体学和文化学角度出发,对祭孔文做出初步的探索：首先对祭孔文的内在宗教意蕴进行阐释,并将不同祭祀形式中所用祭文进行分类,着重分析了常祀中的祭文运作程序及其功用.同时对祭孔文的文体史的流变进行梳理,将对祭孔文的文体格式进行归纳,并就其所蕴含的政治文化意蕴做出阐释.通过祭文,洞穿释奠礼仪仪式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并对当代祭孔文撰写提出建议和思考.     

论魏晋南北朝的荒礼禁乐实践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灾害的发生异常频繁,面对异常频繁发生的灾害,统治者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应对,如果以《周礼》中所规定的凶礼制度来衡量的话,这些应对措施应该属于凶礼中的荒礼。在灾害发生后的应对措施中,停止各种礼仪中音乐的使用成为重要的内容之一,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形成制度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