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的“流亡”——浅论穆木天二十到三十年代诗风的嬗变

穆木天是中国象征主义诗学的倡导者之一,他的“纯诗”理论及象征主义诗歌创作在中国诗学界具有一定的价值。三十年代,穆木天等人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穆木天的诗风转向现实主义,诗歌创作遵循民族化、大众化的原则。本文阐述了穆木天从二十到三十年代诗风的嬗变。     

穆木天前期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的错位

在穆木天的文学生涯中有两次重要的转变：一是从浪漫主义转向象征主义;二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由象征主义走向现实主义。这就造成穆木天诗歌前后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然而就穆木天前期的诗歌创作与诗观而言,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错位,一方面体现在前者与后者相悖离的差异性;另一方面表现为前者之于后者的一种不和谐节拍。     

穆木天“纯诗”理论述评

穆木天作为中国象征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穆木天的"纯诗"理论崇尚纯粹的诗歌,主张将诗的"统一性"和"持续性"相结合,认为"诗是要有大的暗示能",注重诗的音乐性,强调作诗之道须用"诗的思维术",对后来中国新诗界"纯诗"理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诗观与写作的悖离——穆木天的“纯诗”理论与写作实践

在穆木天的文学生涯中,有两次大的转向,一次是在日本期间由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的转向,其诗歌作品是写于1925年的《旅心》,其理论作品是写于1926年的《谭诗》这篇长文。前者表达的是模糊诗观,后者则是明确诗观。《谭诗》中表达的明确诗观主要涉及三个层面:诗歌的本质,诗歌写作的基本理念与诗歌写作的基本技术。而其核心的概念即是他主张的"纯粹诗歌"("纯诗")。但在实际上,穆木天的诗作只动用了他诗学主张的第三方面,即他自己提倡的诗歌写作的基本技术,在他的诗作与诗观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的悖离。     

穆木天及其《谭诗》的文学史价值——穆木天研究之一

穆木天这位中国象征诗学理论王国的奠基者之一,长期以来消失在文学史的视野之外。为呈现穆木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本文选取其前期诗学理论的代表作品《谭诗》做出解读。《谭诗》是以"纯诗"为理论核心并从"纯诗理论提出的现实动因"、"纯诗定义"、"实现‘纯诗’理想的要求"几个方面向外辐射的一个体系。尽管《谭诗》有不少理论建构上的缺陷,但它作为对当时诗坛现状的初次反拨,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我们完全有必要在新形势下深入探究穆木天的诗学理论主张和诗歌创作,正视穆木天的文学史价值。     

试论《左传》“君子曰”之引《诗》

从《诗经》为标志的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第一次高潮，到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形成的第二次诗歌创作高潮，其间诗歌创作大约沉寂了三百余年。孟子分析其原因乃“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１］其间便是先秦散文的勃兴。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创作意义上的《诗》是不景气的，但由于大量用《诗》者的存在，使已有之《诗》的固有意义得以扩张，《诗》在数量上没有增加，却因其多侧面多功能的运用，而呈现出热闹的景象。”［２］仅以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为例，其大量引诗、用诗就足以令人叹为观止。据清…     

现代诗学的探索与建构——论现代诗派对象征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现代诗派在继承西方象征主义的"契合论"和"纯诗"理论的同时也进行了自觉地创造和发展,他们否定了西方象征主义由"契合论"而引申出的过度神秘暗示以及由这种神秘暗示所导致的抽象晦涩的诗风,而是追求一种朦胧含蓄的诗风;在继承"纯诗"理论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诗歌强调气质意蕴的思想有所继承,从而为中国现代纯诗的建构找到了一条新的途径,推进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进程。     

试论“纯诗”理论与“国民文学”的深层悖论

20世纪20年代中期“纯诗”理论的提倡者们如穆木天、王独清都曾试图指出他们的“纯诗”主张与自“五四”以来的“国民文学”理念并无矛盾。他们的这种辩解固然具有一定理论上的合理性,也反映了他们跻身“新文学”主流、获得“合法性”的强烈愿望,但是,“纯诗”与“国民文学”在语言取向、审美取向、价值取向等诸方面都具有难以规避的深层张力与深层悖论。     

论“中国诗坛”派的抗战诗

抗战期间，以岭南的“中国诗坛社”为核心的“中国诗坛”派，创作了大量抗战诗，对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新诗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具体表现：一、高唱抗日主题歌、弘扬民族主旋律，鼓动了千百万民众投入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二、坚持面向大众，使诗歌为大众喜闻乐见，并能接受，起到教育作用，产生巨大力量；三、转变诗风，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推动了岭南新诗乃至全国新诗的发展。     

论戴望舒对中国新诗文体的贡献

中国新诗文体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新诗史上开一代诗风的戴望舒,以其对音乐性的追求与反叛、对象征主义的融汇及无韵自由体诗的开创对中国新诗文体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杨万里对晚唐诗的接受

杨万里将晚唐诗作为摆脱江西诗风、疗救江西诗病的药方。为此，他有意无意的将晚唐诗加以理想化．将之提升到“《风》、《雅》之遗音”的高度。这种理想化反过来又直接影响了杨万里自己的诗歌创作。     

现代性的追求——穆木天诗歌创作转型分析

对穆木天从早期象征派的诗歌创作到中国诗歌会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转型的现象、原因、意义进行分析。尽管诗风和诗歌理论前后期变化很大,但是贯穿于他创作中始终不变的是他对诗歌现代性的追求。     

二十年代新诗流派审视

“五四”时期的新诗人，创造了完全解放的新诗体——自由体诗，奠定了中国新诗的基础；格律诗派总结新诗运动的经验，对白话诗进行了反思与重构；象征主义诗人作为一支崛起的“异军”，为中国新诗开创了新的诗风。在新诗的第一个十年，“三大流派”诗人们的共同努力，促进了中国新诗的第一次大繁荣。     

论李金发诗作“纯诗”品格

在中国早期象征派诗人中，李金发的创作成就是比较的。李金发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和理论的影响，他的诗作表现出强烈的“纯诗”品格。具体表现为语言形式的沟通古今中西，打破日常语言后的“新奇怪丽”；思想情感上重视抽象思维和理性以及整体的象征。这种“纯诗”品格既表达了诗人对于纯粹艺术的追求，造就了不同寻常的艺术效果，同时也是招致诟病的重要原因。     

传统与现代

前言:戴望舒是现代诗坛上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话题。他被30年代现代派奉为"诗坛的首领",对西方象征主义、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艺术进行了成功的借鉴和移植;与此同时,他的诗歌创作又深深扎根于对古典文学传统的纵向继承。难怪杜衡说:"戴望舒诗是象征派的形态、古典派的内容。""西化成分是显见的,但压倒一切的是中国诗风。"戴望舒诗歌的这种双重品格渗透在其诗的字里行间。     

论法国象征主义与梁宗岱诗学的形成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梁宗岱留学法国接受法国象征主义,并与后期象征主义代表诗人瓦雷里以诗互动,再加上自己的诗歌创作和对新文化运动的接受和影响,形成了独特的诗学理论。本文以法国象征主义为切入点,研究梁宗岱怎样使中国新诗通向现代化的正道推进了一步 。     

论杜牧“以才学为诗”

安史之乱后,盛唐诗风不复存在,大诗人杜甫开"诗世界",即开创"宋调"先声;中唐韩愈进行诗歌解构,颠覆盛唐诗已有的艺术规范;晚唐杜牧继承杜甫、韩愈开创的新诗风,并在诗歌创作中加以实践,成为了开"宋调"的另一位大诗人.宋人严羽概括的"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等宋型诗要素在他诗歌创作中已有明显的表现.其"以才学为诗"主要表现为:在诗中大量用典;在自己诗中加注;好在诗中用奇字僻词,化用经学语句.杜牧"以才学为诗"的形成.与其个性、家学、时代有着密切关系,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新学之诗”到“新派诗”——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过程

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实际上,早在梁启超于1899年正式提出“诗界革命”这一口号之前,已有不少诗人在进行着“诗界革命”的实践,而正是这些诗人或失败或成功的诗歌创作,促发了梁启超“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理论体系的思考,其后又经由“专栏诗作”的进一步实践,最终确立了“诗界革命”的发展方向,并带来了近代“新派诗”的创作热潮。     

追求与背离——关于中国20世纪20年代“纯诗理论”的思考

中国20年代“纯诗理论”始终处于悲剧性境地，追求与背离共存，它永远无法超越自身。将中国20年代纯诗理论与西方纯诗理论进行比较，体察二的内在冲撞，探究其深层原因可获得最大视角上的化内涵。     

论陈寿祺学人之诗的特色

陈寿祺是乾嘉间著名的学者兼诗人。渊深厚实的学问以及由此形成的审美观念皆沾溉其诗歌创作,使其诗体现出学人之诗的特色。具体表现为,用典雅正博综、喜用“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法,直至创作了一些“学问诗”。这种学人之诗的创作倾向,营造出一种沉郁典重、恢弘奥博的诗风,使闽派诗风为之一变,影响至近代同光派闽派的理论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