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与儒家

巨赞法师和净慧法师是当代中国佛教界的两位高僧大德。巨赞法师说:"在我国佛教史上,除了鸠摩罗什和玄奘法师以外,对于我国佛教贡献最大的,恐怕要算东晋世代的道安法师了。"[1]147"道安法师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完人之一。"[1]169净慧法师说,中国佛教史上有三位里程碑式的大师,分别是道安大师、慧能大师、太虚大师。"道安法师是中国佛教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人。他总结了在他之前佛教在中国传播的     

论道安在中国佛教史上的目录、义理、译经之三大贡献

道安的佛典目录之作,不仅"总集名目"、亦"表其时世"、且"铨品新旧"、更"定其制作",这显然需要相当的洞察力、评判眼光与细致耐心的发掘、追寻、整理之工夫;安公不仅收集"古异经",并发掘"失译经"134部,且专门撰有《疑经录》,还在"众经浩然,难以折中"的状况下决计"注众经",为佛典文献作出重大贡献。"玄学佛教"的时代背景,使道安"般若本无"的核心观念,产生巨大学术影响力;而其"义学"基础上的弥勒信仰取向,又折服并影响其时的佛教学者及其后学;"道安时代"一说,表征了此期佛学的特色所在。道安在整个译经事业中充当的极其重要之角色——总勘与"译主",及其确立的"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原则,对东晋佛教译经事业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东晋译经成就的取得,确实是在安公本人有一系列翻译理念并将其作为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才有可能。     

道安佛教哲学思想探微

佛教最初在中国的流传,主要有两大系统:一为安世高系,此系重禅法,归实践宗教一类;二为支娄迦谶系,此系重义理,以宗教理论为主。道安佛教哲学思想的形成是在获得般若经的译文后逐步形成的。道安佛教哲学思想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无在元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二是崇本息末;三是据真如,游法性。道安对佛教义理的揭示和宣传,促使佛教脱离方术化,发展成为一种精致的义理之学,使佛教真正渗透、融进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深层。     

道安:印度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

道安南下襄阳后,从管理体制上提出了“依国主立佛法”的原则;在理论上创立学派,兴起中国式般若学;在组织上建立了以道安为核心的释姓汉僧网络;在制度建设上探索了中国佛教的管理新路;在信仰上创立了一种适应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新模式.道安从各方面进行的改革,全面解决了佛教中国化的问题,使他成为印度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     

道安佛学文化与“文化襄阳”建设

印度佛教中国化,是释道安在襄阳依托智慧襄阳、文化襄阳的土壤实现的。他的成就也进一步丰富了智慧襄阳、文化襄阳的内涵。道安的创世之举与襄阳的文化底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所创立的中国佛教也有襄阳名士的参与。所以,襄阳应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发源地。佛教界把道安在襄阳的寺院称之谓中国佛教的祖庭是名符其实的。襄阳应充分开发、利用道安佛学文化资源,发挥襄阳传统文化优势,强化＂文化立市＂理念,促进＂文化襄阳＂建设。     

道安僧团管理探析

魏晋时期佛教僧团规模有了大规模的扩大,出现了众多典型的佛教僧团,开始了中国化佛教僧团的发展。道安于恒山建寺传教,组建僧团,其时僧团管理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常宣法化;二是以德自任;三是不依傍时流。在襄阳十五年,道安实施了两大措施：一是决定沙门以释为姓;二是译传戒律,制定中国化的僧团制度。在处理僧团与世俗政权之间,道安则确立＂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与＂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原则。     

从合理性的角度审视道安的佛教哲学本体论

引入合理性讨论本体问题,是在当代条件下重建哲学本体论的重要思路.运用合理性标准重新审视道安佛教哲学本体论,我们发现,道安佛教哲学本体论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合理承接,同时它又是对印度佛教哲学的转述和会通,在中国哲学本体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既将佛教的本体论发展成为一种纯粹的本体论,割断了本体论和宇宙论的联系,同时又与老子的道论有所关联,更易于为中国人接受和理解,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试析慧远的因果报应说

释慧远是我国东晋时继道安之后的著名佛学家,他长期住在江西庐山,其思想多宣扬佛教的出世主义,对江南佛教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慧远以其"内通佛理,外善群书"的远见卓识,力图将中印佛教文化加以融通,提出"法性实有"论和神不灭论,在此基础上又特别发挥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因果报应说是慧远佛教思想中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思想。慧远的因果报应论以通俗、圆融的理论特征,广泛而又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和伦理生活。与此同时也备受质疑并引发争论。     

浅析道安“质”论的局限性

道安"五失本"论常被誉为佛经翻译时期"质"派经典论述。然而,通过对现存史料考究,道安对"失本"的表述多有矛盾之处,难以自圆其说。文章认为,矛盾原由大致有两方面,一是道安的语言局限,二是思想局限。     

论道安之“五失本,三不易”翻译观

详细阐述道安最具代表性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主张,并对道安身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作出了分析,同时基于对其所处历史大环境的分析以及前人翻译经验的总结,进一步阐明道安"五失本、三不易"翻译观的内涵以及对我们的启示。     

道安“五失本”中的文质思想

道安提出的"五失本"对翻译理论和实践都有重大意义。在"二失本"即"文"和"质"的问题上,学者态度不一。一些学者认为"五失本"是警策,即认为道安反对"改质从文",属"质派";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五失本"是原则,即道安赞成"二失本",是"文派"。笔者从厘定佛经翻译概念入手,考察早期佛经翻译思想史和前人考论,认为不应简单地将道安归为"质派"或"文派"。     

道安对于中国佛教僧团建设的贡献

关于释道安,梁启超评论说:安为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虽未尝自有所译述,然苻秦时代之译业,实由彼主持;苻坚之迎鸠摩罗什,由安建议;四《阿含》、《阿毗昙》之创译,由安组织;翻译文体,由安厘正,故安实译界之大恩人也。[1]这里所注意的主要是道安在佛典翻译方面的贡献。公元四、五世纪之交是中国佛教发展中的重大转折时期。道安作为"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韦政通指出他"学行兼修,为当时第一流人物……他不但为     

四件四川佛教石雕和净土图像在中国的起源(续)

本文就出自四川省成都市万佛寺的四件佛教石雕 ,从其形状、图景内容以及时代背景等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 ,特别是对道安、慧远等高僧在四川的影响以及风景画、人物模式在四川石雕中所表现出的继承性等也作了深入地分析。     

四件四川佛教石雕和净土图像在中国的起源

本文就出自四川省成都市万佛寺的四件佛教石雕，从其形状、图像内容以及时代背景等作了较为全面地探讨，特别是对高僧道安、慧远等在四川的影响以及风景画、人物模式在四川石雕中所表现出的继承性等也作了深入地分析。     

莫高窟第276窟《行香说偈文》与道安的行香之法

敦煌莫高窟隋代第276窟两壁龛外北侧写有一方2行42字的榜题,内容不见佛经记载.考察敦煌文献得知,此为一篇完整的中国僧人编撰的<行香说偈文>,主要在举办布萨等佛教仪式时念诵,内容体现了佛教五分法身的思想.本文经过考证认为此<行香说偈文>可能就是道安制定的行香之法.     

昙鸾与净土宗

自东晋初道安、慧远等高僧创行净土教以来,中国净土宗已经有了一千五、六百年的历史.中国净土宗从它的初期净土教即净土念佛演变成具有自己教义的一大宗派即净土宗,大约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国净土宗不仅在古代中国成长、发展,而且回流佛教发源地印度,对印度后期佛教产生了影响;同时又流传日本、朝鲜诸国,对这些国家的佛教、文化以及社会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净土教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开端,而净土宗的形成则是中国佛教宗派纷立的先声.所以研究净土宗对中国佛教史、中国古代史、以及中印、中朝、中日等国的文化交流史都是有一定意义的.     

中国式般若学刍议

本文考察了东晋佛教领袖道安毕生宣讲般若经义、研究阐释般若理论的宗教实践活动,然后讨论了中国式般若学理论与玄学理论的实质性区别,提出：东晋兴起的中国式般若学是佛教非自觉汉化的产物,它的兴和衰主要取决于晋人对般若理论认识的程度,而与所谓的依附迎合玄学无关;曹魏时孕育中的玄学曾经受到已经流布九卅160）L,年的抽象、思辨的般若学的深刻影响,历史事实不是与此相反。     

道安:从玄学二元论到般若反二元论

本文从比较思想史的角度考察道安的思想。文章认为：河北时期，道安对小乘禅法的宗教二元论作了详尽阐释；襄阳和长安时期的道安又转向般若学说，对旧禅学的宗教二元论提出批评，其审视目光还及于禅法的次第修习论。道安思想跨越过渡期的几个阶段，推动了中国思想史上的新时期——以宗教理性为中心的时期的全面来临     

汉晋南北朝时期荆门地区佛、道教的传播及对节俗的影响

今荆门地区与佛教结缘始于汉末,高僧安世高自北方南下曾取道纵贯今荆门地区的荆襄古道。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从荆门经过的僧人的增多,该地区的佛教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道安僧团的南下,不仅提升了荆襄古道传法的交通枢纽地位,还增强了荆襄两佛教中心对荆门的辐射效应,并直接促进了佛教在荆门地区的传播。荆门道教的历史也十分悠久,作为道教主体思想的道家学说在此地流传至少已有二千三百多年。汉晋时期,太平道、五斗米道在荆门均有传播,南北朝时期,道士在荆门炼丹的事迹于史有征。随着佛教、道教在荆门的传播,该地的岁时节俗深受影响,不仅有的传统节俗发生变化,而且还出现了新的宗教节日。     

习凿齿与释道安是学术伙伴

习凿齿和释道安都是精通儒佛道的学问家。在道安到襄阳之前,他们对儒佛道理论都有一定的造诣。习凿齿在邀请道安南下襄阳的书函中,对弘扬佛法的环境营造,对如何把印度的佛教文化与中国的儒道文化结合,以及如何加强僧团管理等,都提醒过道安,都有明确的建议。对道安学术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道安到襄阳后,两人共研佛理、互相吸收、互为借鉴、互相解释,两人成了学术交流的亲密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