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绿色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

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绿色金融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强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相对较弱;绿色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具有显著地正向调节作用,且这种正向调节作用在强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与低环境规制强度地区相比,强环境规制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对于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相对更大。     

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融资契约最优动态配置——基于高科技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作为平滑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融资契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采用高科技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在分析绿色技术创新特征的基础上,探讨并检验了股权融资、债权融资以及政府补贴在不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融资契约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差异化影响及动态性特征,即债权融资仅在成长期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股权融资在企业成熟期和蜕变期均表现出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关系;政府补贴对蜕变期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却在企业成熟期呈现出显著的抑制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在债权融资、股权融资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具有阶段性及契约异质性的信号传递作用,该作用仅对成长期债权融资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制造业企业应对融资契约实施最优动态配置,以实现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持续平滑.     

利率市场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与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针对利率市场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探究尚有可拓展空间。为进一步明确在经济转型发展的背景下,利率市场化能否给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带来新动力,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计量分析模型,探讨利率市场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和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并通过剔除部分影响因素、更改时间窗口和考虑时间滞后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还进一步基于企业的产权属性和科技属性划分进行分样本检验。结果表明：利率市场化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质量与效率提升,且稳健性较高;利率市场化显著改善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融资约束、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企业技术进步,进而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与效率提升;利率市场化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在不同产权属性和不同技术密集型属性企业之中存在显著异质性,其中利率市场化对非国有企业、科技密集型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与效率提升作用更显著。为此,中国应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积极推广数字技术,同时积极发挥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性新兴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势能,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与效率提升。     

绿色信贷政策与出口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信贷政策可以引导银行信贷资金从高污染行业转向绿色低碳行业，从而推进绿色产业创新和经济绿色发展。基于2002—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探究绿色信贷政策对污染和非污染行业出口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后，污染行业出口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显著降低。异质性拓展分析的结果表明，低研发密集度、国有、固定资产占比低、外部融资依赖程度高以及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低和环境规制水平低的污染行业出口企业在政策实施后均受到显著的负面影响，而高研发密集度、非国有、固定资产占比高、外部融资依赖程度低以及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高和环境规制水平高的污染行业出口企业受到的影响均不显著。此外，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显示，融资成本在绿色信贷政策与出口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在“双碳”目标、高质量发展以及“一带一路”的背景下，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如何更好地推动出口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及诱发机理研究

为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理论、同群效应理论和动态竞争理论,构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及其诱发机理理论分析框架,识别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同群效应发生的关键诱发因素,并以中国化工行业为例,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结合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及其诱发机理。研究发现：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显著存在;②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同群效应的发生受到行业竞争强度、企业信息披露程度、企业信息获取能力和企业信息解读能力的显著影响。     

CEO公共环保经历多样性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新发展阶段下如何驱动经济绿色转型与微观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实现生态文明以及建设科技创新强国的必由之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顺应了创新与绿色的新发展理念,如何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为学界热议的研究话题,既有的研究对战略决策视角下高管可持续导向与战略驱动的绿色创新决策呈现出较大程度上的忽视。基于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CEO公共环保经历多样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 CEO公共环保经历多样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地驱动效应,即CEO公共价值与环境保护价值导向的经历越丰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更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果依然成立;（2）传导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环保投资在CEO公共环保经历多样性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部分中介效应,即公共环保经历通过利益相关方价值回应与资源配置两种路径改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3）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外部环境规制中的约束型政府规制与激励型政府规制分别在CEO公共环保经历多样性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分别产生替代效应与协同互补效应,且考虑政治关联,中央政治关联背景...     

政府质量、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是提质增效与保护环境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技术创新理论,选取我国30个省2000-2011年面板数据,研究政府质量、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及交互效应。通过运用Stata12.0实证研究得出：地方政府质量与环境规制均显著影响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地方政府质量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提高地方政府质量与制订合理的环境政策,对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同等重要。     

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发展

基于2011—2020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发展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技术创新促进了绿色发展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阻碍了绿色发展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异质性分析发现,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三,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呈现“U”形关系,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发展有显著的门槛效应。上述研究完善了对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为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规避外商直接投资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助推绿色发展提供实证参考。     

数字化能否实现企业绿色创新的“提质增量”?——基于资源视角

随着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其绿色创新质量和数量提升是亟待探索的待解课题。研究基于资源视角,以2015-2020年748家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和数量的影响及异质性特征,并对创新资源投入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化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和数量,相对而言,更能提升绿色创新质量。(2)创新人力资源投入和财力资源投入在数字化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和数量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3)相较于非国有、无政治关联、东部地区的企业,国有、有政治关联、非东部地区的企业推进数字化更能实现绿色创新的“提质增量”。(4)经济后果分析表明,数字化对企业价值的直接正向影响尚不显著,但绿色创新质量在其中起到了显著的中间传导作用。     

董事会治理、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面对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有效整合内部治理和外部规制,直接关系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基于制度规制理论与技术创新理论,以2009-2014年45家重污染行业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司董事会治理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本身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正向影响,董事会治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正向显著影响,且董事会治理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中呈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面对我国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的客观现实,并举外部环境政策落实和提高董事会治理水平,对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现提质增效和减污排污具有重要意义。     

制造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为向进一步落实兼顾创新与绿色双重发展理念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利用2011—2020年中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禀赋效应、赋能效应、治理效应和社会效应4个方面,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和传导机制,同时从城市区域、经济规模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角度分析其异质性影响。结果发现：280个城市的数字经济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其主要通过制造业要素密集转型升级和制造业污染密集转型升级间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比东部地区、经济规模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城市,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经济规模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高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由此建议政府加大数字经济发展所需的财税、金融、保险、法律等配套制度保障力度,同时进一步优化数字经济应用场景,并且“因城施策”,推动区域制造业产业实现绿色转型。     

资本市场支持绿色产业技术创新的效应研究*

发展绿色产业成为当前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进一步探求资本市场推动我国绿色产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结合理论分析,通过典型相关分析,在宏观层面检验不同层面资本市场与绿色产业技术创新各个阶段之间的作用机理,发现资本市场具有促进绿色产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其中对绿色产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成效最为明显的是股票市场的发展;进一步检验发现,股权融资规模与绿色产业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中中小板市场对绿色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效率最高.因此,需要从提高融资效率、优化融资结构和创新融资模式等3个方面充分调动资本市场对绿色产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功能.     

新基建、产业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制造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2013—2019年制造企业及新基建面板数据,探究新基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产业集聚的调节效应,主要研究结果如下。目前大量投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总体上能有效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量质齐升”,对高质量绿色技术创新尤为有利,并且在以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为门槛进行的检验中得到佐证;但产业集聚存在的拥堵效应会阻碍这一促进进程。从总体看,融合基础设施投入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量与质”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不同地区和工业化水平上表现差异较大。融合基础设施显著提升东部企业以及工业化程度较高省份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但对中西部和工业化程度较低省份的企业尚未显现促进作用;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会抵销部分融合基础设施之于工业化程度较高省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研究样本期间内,仓促加大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量质齐升”,但产业集聚的扩散效应能从总体上缓解这种不利影响。当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跨越1.335的拐点后,增加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会极大促进企业高质量绿色技术创新。研究结论可为重点规划布局新基建投入类型与企业绿色转型营造良好条件环境提供参考借鉴,助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CEO学术经历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实施绿色技术创新不应忽略管理层特征的重要影响。基于高层梯队理论,研究利用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考察CEO学术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CEO学术经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结果在一系列的检验后依旧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研发投入水平与缓解融资约束是CEO学术经历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作用机制;且国有企业中CEO学术经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研究丰富了对企业实施绿色技术创新的前因研究,为CEO学术经历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减税激励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以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2010—2021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减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第一,减税激励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股权激励能够显著正向调节减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第三,研发投入在减税激励与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扮演部分中介的角色。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小规模企业,减税激励对于大规模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相对于西部地区,减税激励对于东部和中部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建议健全宏观减税激励机制,并针对不同规模和地区的企业实施针对性减税激励举措,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再辅以企业的微观股权激励机制,最终促进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     

中国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与融资契约选择

融资活动已成为驱动中国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而制造业究竟应选择“一视同仁”的融资安排,均衡拓展各个融资渠道,还是应“量体裁衣”,选择驱动效应最优的融资契约？本文利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对绿色技术创新绩效进行测量,重点探讨股权融资、债权融资与政府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边界。研究发现：（1）股权融资和政府补贴与绿色技术创新绩效存在积极关系,而债权融资表现出了消极影响。（2）创新投入在三类融资与绿色技术创新绩效关系均具有显著中介作用。（3）制造业面临的环境规制越强,股权融资和政府补贴对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更强,债权融资的抑制效应更弱,绿色技术创新绩效更高。因此,制造业应选择以股权融资为主、政府补贴为辅的融资契约安排,并根据环境规制情境权变调整债权融资配置,以实现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持续平滑。     

科技金融、智能制造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聚焦科技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为推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和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参考。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9—2020年面板数据,采用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科技金融能够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的提“质”增“量”,且更能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质量;（2）科技金融通过发挥智能制造的劳动雇佣效应和数智驱动效应推动绿色技术创新;（3）科技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高媒体关注度地区、高市场化地区、高工业化地区及强知识产权保护地区,科技金融的激励作用更明显。最后从建立有效的科技金融体系、实现科技金融与智能制造的深度融合和推动制造业人力资源优化及数智技术升级三方面提出建议。     

政府补贴、融资约束与企业技术创新

区别已有研究,从政府补贴与融资约束交互效应的角度,运用SA指数作为融资约束替代变量,以1 244家上市公司2007—201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考察融资约束异质性、行业异质性,研究企业在面临融资约束的情况下政府补贴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能够促进技术创新,而融资约束会抑制技术创新;当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情况越严重时,政府补贴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小,尤其当融资约束超过一定程度时,政府补贴对技术创新产生了抑制作用;技术密集型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大,资本密集型企业次之,劳动密集型企业最小;从总体上看,上市公司发生寻租行为的可能性不大,维持政府关系而发生的费用能够促进技术创新。     

公众环境关注、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

“双碳”目标下,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正式的环境规制迫使企业被动实施绿色行为,而非正式的监督机制如公众环境关注更能够激发企业的内在创新动力。以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样本,利用熵值法从企业财务、社会责任、生态环境与技术创新4个维度构建企业绩效综合评价体系,实证检验公众环境关注对重污染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公众环境关注的增加能够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在公众环境关注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市场竞争性在公众环境关注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研究表明,相比于国有企业,公众环境关注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在负债水平较低的企业,公众环境关注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能够为引导公众积极参与环境治理、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首席执行官学术经历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研究利用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考察首席执行官(CEO)学术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CEO学术经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结果在一系列的检验后依旧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研发投入水平与缓解融资约束是CEO学术经历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