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己亥杂诗》看龚自珍的佛学思想

《己亥杂诗》是龚自珍辞官出京后的诗作。其中不少正面咏佛或引用佛学术语的诗作。从诗中看来，龚自珍确实是一个虔读的佛教徒。龚自珍的佛学思想是一种“外佛内儒”的思想。其儒家和佛家思想是交融在一起的。他认为“佛教济世之方、可“与世间法相辅而行”，佛学可以有助于社会的变革，国民道德的改造和革命无私无畏精神的培养。他在《己亥杂诗》中，将早年积极入世的情怀升华到一个更为深沉、廓然的境界，从中既可看到儒家超然的宇宙观，又可见到儒家奋世救世的基本精神。     

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社会批判思想

正龚自珍是嘉道之际的大诗人,是放言论政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启蒙思想家,他的创作与思想标志着古代传统社会结束和近代社会开端。《己亥杂诗》是龚自珍的代表作品之一。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年4月23日),龚自珍被迫辞官,只身南归,往返期间创作了大型组诗《己亥杂诗》。龚自珍在与其好友吴虹生的书信中这样写道:"弟去年出都日,忽破诗戒,每作诗一首,以逆旅鸡毛笔书于账簿纸,投一破篦中,往返九千里,至腊月二十六日抵海     

变法更新 重在人才——龚自珍《杂诗》简析

清代思想家和文学家龚自珍所写的杂诗,就是《己亥杂诗》。这是作者晚年所写的大型组诗,共计三百一十五首。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的夏天,龚自珍被迫辞官南归和后来北上接眷“往返九千里”的漫长旅途中陆续写成了这批作品。小语九册29课中的《杂诗》,是从《己亥杂诗》中选取的一首佳作。这首诗体现了革新精神,洋溢着战斗的气息。作者强烈要求改革“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渴望生气勃勃的未来。诗篇的前两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这是作者呼唤打破沉闷窒息的政治局面,实现有生气的变法革新主张。当时的中国要有生气,必须依靠变法革新。但几十年来到处死气沉沉,就象     

文本解读需要普适性和现实性——《病梅馆记》的阅读教学内容选择例说

解读《病梅馆记》的主题,当然绕不开“揭露和抨击封建统治阶级束缚人民思想,压制、摧残人才的罪行”（《教师用书》）,但是,教学过程中如果能联系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学生便能迅速并且准确地理解文章主旨。     

大方之家的精粹短章——《病梅馆记》结构写法师生谈

正师:一提到龚自珍,我们自然想到初中学过的《己亥杂诗》。己亥是清道光19年(1839年),这年诗人48岁,他先是辞官回江南,后又北上迎接家属,往返途中写了300多首绝句,总称《己亥杂诗》。大家学过的是其中的两首。今天我们学习的《病梅馆记》是他回江南后的文章,但诗与文的主题惊人相似。回想诗句,联系课文,谈一谈它们在主题表达上有什么相同点?     

《病梅馆记》的另一币中解读

龚自珍的《病梅馆记》只是一篇政治意义上的檄文吗？通常认为这篇文章是作者通过谴责人们对梅花的摧残,形象地揭露和抨击了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束缚人民思想．压制、摧残人才的罪行．表达了要求改革政治、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与他的《己亥杂诗》中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龚自珍要求的个性解放．不仅是其政治改革思想的支柱．同样也是其文学改革思想的核心。所以,《病梅馆记》还可以有另一种解读。即文学意义层面上的解读。     

龚自珍己亥恋情考

谈蓓芳教授在《龚自珍与20世纪的文学革命》一文中谈及龚自珍己亥年（1839）的一段恋情时,认为诗人之恋人是位扬州的风尘女子,小字阿箫,后未能与诗人结合而返回苏州独居。然此并非确论。考龚氏之《己亥杂诗》以及相关资料,可知己亥年龚自珍曾与两名青楼女子邂逅,一是清江浦的灵箫,一是扬州的小云;阿箫是灵箫的小字,而非小云的别称;在苏州闭门谢客的是灵箫而非小云;诗人最后迎娶的也是灵箫。这不仅纠正了谈文之误,也廓清了龚自珍在己亥年的情感经历。     

谈《病梅馆记》的语言艺术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近代思想家龚自珍的著名的《己亥杂诗》之一。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正是清王朝危机四伏的时     

《病梅馆记》的另一种解读

正龚自珍的《病梅馆记》只是一篇政治意义上的檄文吗?通常认为这篇文章是作者通过谴责人们对梅花的摧残,形象地揭露和抨击了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束缚人民思想,压制、摧残人才的罪行,表达了要求改革政治、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与他的《己亥杂诗》中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龚自珍要求的个性解放,不仅是其政治改革思想的支柱,同样也是其文学改革思想的核心。所以,《病梅馆记》还可以有     

论魏源的禅诗及其净土信仰

魏源与龚自珍是好朋友,他们都是近代经世派的领袖,但他们在宗教思想和创作风格上颇有不同。就宗教思想而言,如果说龚自珍是由儒入佛,由禅宗而皈依天台,那末魏源则是亦佛亦道,禅净双修而以净土为归。 龚、魏二人的经历有不少相同之处。魏源比龚自珍小两岁,他早年(嘉庆甲戌,1814)也曾从刘逢禄学《公羊春秋》,又于道光戊子(1828)游杭州,“晤钱伊庵居士东甫,从闻释典,求出世之要,潜心禅理,博览经藏。延曦润、慈峰两法师,讲《楞严》、《法华》诸大乘”,而钱伊庵和慈峰二人又都是龚自珍佛学上的密友。     

郑板桥的佛道之缘与他的禅思之乱

郑板桥不仅书画艺术高超,学术思想丰富,其佛道之缘以及禅学思想也受到社会广泛的注意。当然,郑板桥的禅是一种乱禅。他喜游禅林,广泛结交佛道高人,但他并不入佛道;他讲佛理,讲道学又讲儒家之道,所以他既想出世又想入世;他特别崇尚道家的无为思想,但又想经世泽民,常怀干一番大事业的英雄之志。当然,郑板桥三禅虽乱,而儒禅在他的禅学体系中还是占主导地位的。     

韩柳与佛学

这里试图探究韩柳与佛学的关系。韩愈立足于儒家,引释入儒,启后世道统儒学的先声;而柳宗元对佛学则是另外一种态度:他糅合儒释,游刃于中。韩愈等人的融释入儒与柳宗元等人的糅合儒释,构成了佛学对中国士大夫影响的两种基本形式。     

论佛学对梁启超晚期史学的影响

梁启超晚年偏爱佛学,在史学研究中大量使用佛学话语来解读历史和史学,倡导史学界重视佛教和佛学,故其晚期史学思想也深受佛学理念的影响,在历史发展动力、因果律的理解及经世致用思想等方面表现出不同以往的思想倾向,体现出明显的佛学取向。佛学的影响使他更加注重历史发展主体性因素和精神作用,塑造了其晚期史学的基本风貌,并使其得以融汇佛、史,以佛家的胸怀践行史家的天职。     

土家族聚居区佛教历史与变迁——以来凤县为例

土家族聚居区佛教历史发展有4个阶段:首先是羁縻制时期,佛教传入,修建了土家族聚居区最早的摩崖佛刻;其次是土司制时期,佛教被土司上层接受,得到一定发展;再次是改土归流后到晚清时期,佛教得到了蓬勃发展,一大批著名寺庙出现;最后是民国时期,佛教界在时局不定、内外交困的背景下积极进行改革,成立佛教协会。佛教通过在土家族聚居区的民间化、与其他信仰融合等方式逐步发展与变迁,并形成具有土家族聚居区地方特色的佛教传统。而变迁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文化的变迁和佛教自己的变革。     

现代欲望世界的休止符

《和尚与哲学家》描述了一场东西方哲学的对话。作者之一的马蒂厄.里卡尔是从西方欲望社会逃逸出来的佛教徒。他以自己的实际人生选择和佛理阐释共同指明佛教对于现代社会的拯救意义:即个人通过修行来摆脱欲望的无限膨胀,以此规避人的异化。     

唐代西域佛教寺院经济管理刍议

西域佛教是中国佛教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适应产生的西域寺院经济更是佛教得以发扬光大的重要环节和前提条件。西域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及其管理模式和财产审计,对佛教的进一步传播和社会经济生活的丰富与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试论苏轼的排佛

苏轼的一生受到儒、释、道等多种思想的影响。学界一般认为苏轼是信奉佛教的居士。本文通过对苏轼作品以及宋代笔记小说等史料的分析,证明苏轼不仅不是居士,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排佛的。     

佛教疑伪经对道教思想的融摄——以敦煌遗书为考察对象

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佛教经典在翻译、释义等方面不断吸收中国本土文化的内容,由此也形成了佛教中的一类特殊经典——疑伪经。从佛道二教的关系来看,疑伪经中能够明显地反应出佛教对道教思想的吸收与融摄。注重修行的天厨思想、关注生命的益算增寿思想以及星辰人神化的星斗崇拜等方面,都能够反映出佛教疑伪经对道教思想的融摄。这是理解中国佛教特质的重要一环。     

汉传佛教讲经活动历史渊源及其发展脉络

汉传佛教讲经活动是中国古代佛教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传播形式,它与佛经的翻译几乎同步展开,最早的讲经活动始于汉末魏初,并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大力发展,至隋唐而大盛.讲经活动于唐时分化出僧讲和俗讲,僧讲以讲经、讲律、讲宗并举,制度较为完备、稳定;俗讲形式变化较大,宋以后仍有变异.讲经活动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宗教文化现象之一,对其历史渊源及发展脉络进行研究,不仅可以看出佛教文化的发展变化特点,也可看出其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     

道安佛教哲学思想探微

佛教最初在中国的流传,主要有两大系统:一为安世高系,此系重禅法,归实践宗教一类;二为支娄迦谶系,此系重义理,以宗教理论为主。道安佛教哲学思想的形成是在获得般若经的译文后逐步形成的。道安佛教哲学思想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无在元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二是崇本息末;三是据真如,游法性。道安对佛教义理的揭示和宣传,促使佛教脱离方术化,发展成为一种精致的义理之学,使佛教真正渗透、融进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深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