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理事会对我国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以广东省云浮市为例

广东省云浮市设立的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是农村治理的实践新探索。秉承着协同共治的新理念,云浮市以乡贤理事会为创新基点,开创了以村党组织为核心,村民自治组织为基础,农村社会组织为补充,村民广泛参与,协同共治的农村治理新格局。在当前社会条件下,结合实际并分析乡贤理事会这一新型农村社会组织,深入探讨它的背景和起因、做法和经验、成效和意义以及问题和对策,对于推进我国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村民自治的困境与现实路径

我国农村社会形势的发展使村民自治不断遇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问题在于村民及村委会的自治权不能得到充分行使和切实保障。由于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完善、乡村边界不明职责不清、以及农村黑恶势力及宗族势力的入侵,都使村民自治受到影响和破坏。直面自治困境,探讨、完善村民自治的若干可选择路径,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村民自治法律体系;大力加强农村的经济、文化建设;探索加强乡镇人大对村民自治的监督;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坚持发挥人民群众发展基层民主的主体地位和积极作用。     

发展基层民主 实践村民自治——天津市武清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探索

天津市武清区在村民自治的实践探索中创建了以农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村民代表会议为权力中枢,村民委员会为执行机构的村民自治体制,并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各个环节都实现了运行机制的创新,解决了目前村民自治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探索出一条具有特色的村民自治有效途径.     

文化相连: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文化基础

肇始于上世纪的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制度形态的存在,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已经深深嵌入到乡村社会之中。不过,从村民自治的产生来看,它是自生于乡村社会土壤,在上升为国家制度后推行全国,逐步脱离了原有的乡村社会。当村民自治以统一的制度形式遭遇多样的乡土社会时,全国各地为推进村民自治进行了地方性探索与机制性创新。显然,这些探索和创新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植根于乡土社会的自治文化,并将绵延的文化与现代的制度耦合于村民自治的具体实践,逐步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治理结构之中,为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奠定文化基础。     

新型城镇化面临的城乡社会危机及其规划策略

当前我国快速城镇化斜率陡悬,压缩了城乡问题释放和缓解的时间,从而快速积聚城乡社会危机。现阶段我国城乡社会危机的焦点分布在特大城市和农村地区两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总体策略,既要把握好全局的平衡发展,又要着重针对特大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两端潜在的社会危机,制定相应的对策。缓解特大城市社会危机的规划策略重点包括:大力推进城市基本公共设施和服务均等化,确保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供给"托底",保障老龄化社会为老服务的基本条件,并通过城市社区规划寻求特大城市的社会管理改革与创新;广大农村地区社会危机的规划策略重点包括:注重乡村产业经济"造血机能"的培育,大力推进乡村社会自治,鼓励地方文化保护并加强地方传统特色文化传承,通过促进农村社区规划来探索乡村社会管理改革与创新。     

改革开放40年乡村治理:环境变迁、困境与展望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推进,乡村治理场域中的治理环境发生了变迁,尤其是传统意义上的村规民约和道德礼俗对村民的规约作用式微,这既是挑战(乡村社会稳定性的降低),又是治理环境改造和重塑,治理模式摸索与创新的机遇。提出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村、强化女性家庭观教育、重塑社会主义新型家庭文化、创新农村社区治理模式、重构社会主义新型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进而促进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     

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潮述评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到了20世纪30年代,为了探索政治发展和现代化道路,梁漱溟经过实践和探索,创造了丰富的乡村建设理论,并在广东、山东、河南进行了乡村建设思潮的实验,对推动当时的农村社会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对于当前我国的薪农村建设仍然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乡村旅游开发中村民权益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安顺屯堡村寨为例

文章以乡村旅游带动乡村社会经济全方位发展作为研究对象,讨论了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如何保障村民的权益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问题。目前,在乡村旅游开发中由于资源使用和分配不公会导致村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加剧农村贫富悬殊,从而形成不同的阶层,导致社会矛盾与冲突,给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和谐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因此作者提出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必须。维护好村民的权利和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好乡村和谐社会。     

创新社会管理路径探索的思考

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改善社会服务,激发社会活力,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逐步显现,旧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管理方法在今天难以完全适应。为此,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路径探索显得尤为重要。     

从增能到共生：“治理失灵”背景下社会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行动路径探索——基于惠州Y营地的个案研究

在我国全力推进乡村振兴的现阶段,乡村治理失灵也不同程度发生,尤其存在着资源匮乏和内生动力不足的发展困境。以广东惠州Y营地展开个案研究发现,作为营地教育类的社会企业,能够通过职业、心理、技术和结构的增能,帮助村民发现自我价值,挖掘乡村资源,焕发乡村活力,成为助力乡村发展的重要社会力量。同时,与“五大振兴”紧密结合,形成“共生共享”的发展策略,进而构建了推动乡村振兴的综合行动路径,一定程度化解了乡村中的治理失灵。     

非正式行政指导与村民自治

由于农村是一个公共生活、日常生活和私人生活未分化的社会,在乡镇直接指导村民自治矛盾较多的情况下,应考虑加强乡镇对村民日常生活和私人领域的非正式行政指导.其途径应当是增进村民与乡镇干部的互信,加强乡村党组织的指导.     

乡村振兴中乡村社会治理困境与对策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前提。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以及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资源流向城市,造成了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等社会问题。而目前乡村社会治理存在的治理体系滞后、治理法治观念落后、缺乏专业治理队伍、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薄弱等问题,影响了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方式,建立健全乡村治理法治体系,培养创新人才、建设专业队伍,加强党组织建设、发挥党组织"引擎"作用是摆脱乡村社会治理困境,实现乡村社会治理有效的策略选择。     

浅析农村村级财务管理改革的广东龙江模式

农村财务管理是农村工作的难点,广大农民关心的焦点,社会关注的热点,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广东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率先引入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农村财务,利用“第三方”的独立性和专业化优势,使村民参与理财,权力监督制约到位,村官和村民有章可循,农村财务管理做到透明、规范、管理科学,其经验值得重视和借鉴。     

浅析农村村级财务管理改革的广东龙江模式

农村财务管理是农村工作的难点,广大农民关心的焦点,社会关注的热点,直接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广东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率先引入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农村财务,利用“第三方”的独立性和专业化优势,使村民参与理财,权力监督制约到位,村官和村民有章可循,农村财务管理做到透明、规范、管理科学,其经验值得重视和借鉴。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政策演进及其价值意蕴

本研究基于社会政策视角,梳理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政策的演进过程,结合社会公平、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重要时代议题,探究农村留守儿童支持体系及关爱政策的发展脉络。研究发现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政策包含了以下三重价值意蕴：体现了注重家庭的导向,体现了对公平价值理念的追求,体现中国特色社会政策管理运行的发展创新。研究建议将强化留守儿童政策的基础保障作用、加强学前农村留守儿童政策体系建设、进一步发挥农村社区的作用等作为农村留守儿童政策制定的发展方向,进一步促进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留守儿童政策的完善和落实。     

村民自治下的村级社会管理的路径选择——以霍山县落儿岭村为例

农村社会管理从传统社会到转型期社会,其管理主体、性质和功能都发生了变化;农村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后,村民自治使村级组织不再是政权组织,而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霍山县落儿岭村为例分析得出,农村社会管理有两方面途径：一个是切实贯彻村民自治制度,强化农村正式组织即村党委和村委会的管理;另一个是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发挥农村社会组织即村民自治对农村社会管理的作用。一个强有力的农村正式组织需要从几个方面建立,即发展村级经济重塑农村正式组织的权威,村级社会管理需要精英治理,村级社会管理需要制度化。     

推进全民教育 满足村民学习需求促进乡村发展国际研讨会暨中国CLC项目协作会

9月23—25日,“推进全民教育满足村民学习需求促进乡村发展国际研讨会暨中国CLC项目协作会”在济南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交流国际间开展农民教育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经验,沟通国际乡村教育信息,探索农村社区学习中心建设的理论和宏观思路,研究确定中国CLC项目第二批实验点。     

赣西老区小江西村社会建设基本情况调查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赣西老区小江西村的社会建设得到了一定发展,但由于自然环境、历史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会建设仍十分落后,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社会管理服务水平低下,严重制约村民的收入增长和生活改善。加强小江西村社会建设,必须大力发展农村生产,促进村民增收,夯实经济基础,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会保障、就业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服务,提高村民自我发展能力,保障村民安居乐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     

略论乡村民事纠纷解决的有效性与经济性

解放后,全国农村普遍以乡镇行政体制代替了解放前的宗族制度。人民公社制度使国家政权深入到中国农村基层社会。1982年中国农村取消人民公社制恢复了乡镇建制并在农村建立村民自治机构——村民委员会。随着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乡村民事纠纷的调解机制也经历了民间调解、半官半民调解、诉讼的变化,并逐步向民间调解和诉讼发展。但无论是诉讼还是非诉讼,在乡村解决民事纠纷都面临一个有效性和经济性的课题。完善乡村民间纠纷解决,首先要高度重视、鼓励纠纷当事人协商和解;其次要提高人民调解的及时性与公正性;再次要求仲裁走向乡村,便捷、低价为村民服务;最后,要完善诉讼解决纠纷模式,下决心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乡村社会转型与基层治理变革:农村问题研究新背景与新特征

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和市场化的深入,日渐觉醒的村民的民主意识、法治理念、权利思维、平等观念的不断增强,使得村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和参与农村社会政治事务,农村现有的基层治理模式和乡村民主政治体制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作为农村治理模式和乡村民主政治体制的村民自治,成为了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系统的有机构成。它的变革既是农村市场化改革发展的配套举措,更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不可或缺的系统环节,这是转型期农村问题研究的新背景和新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