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工业集聚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基于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分析

为推动我国工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以长江经济带为对象，将环境规制与工业集聚同时纳入研究框架，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测算108个城市2003—2017年的工业绿色经济效率，探究环境规制、工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区域空间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工业集聚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环境规制在工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的负向作用中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工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的双重门槛效应，影响趋势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呈现出负向影响逐渐减弱甚至由负转正的效果，且这种逆转效果在下游地区更为显著。由此，提出长江经济带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要引导工业合理布局和有序聚集，继续采取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手段并注意配套结合，推动下游地区各类创新要素向中上游地区流动，以及在引进外资时提高环保准入门槛等发展建议。     

环境规制、规制俘获与企业研发创新

本文以2010~2015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就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影响以及规制俘获行为对于环境规制与企业研发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规制俘获负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于研发创新的促进效应;企业异质性方面,规制俘获对于重污染行业以及产品市场竞争优势较弱企业环境规制与研发创新关系的负向调节效应相对更大;地区异质性方面,规制俘获对于位于规制俘获活跃地区以及环境规制压力较小地区企业的环境规制与研发创新关系具有更大的负向调节效应。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

结合计划行为理论,以高端制造企业为例,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和相互作用程度。层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中的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均对绿色技术创新意愿和行为有显著的直接正向诱导作用,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意愿的诱导性更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诱导性更强;绿色技术创新意愿能够对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产生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还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意愿在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具有差异性,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发挥着完全中介效应,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这揭示了“不完全规制”现象背后产生的原因以及“波特假说”得到进一步支持的中介变量。     

正式与非正式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探讨了正式与非正式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并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均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企业宽裕资源对政府正式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而对非正式的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不具有调节效应。此外,组织知识惯性对正式与非正式的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均具有负向调节效果。     

环境信息公开的减污降碳效应

【目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环境信息公开对生态治理的重要性愈发显现,评估环境信息公开的减污降碳效应为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本文以“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2004—2020年23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环境信息公开对减污降碳的直接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1)环境信息公开能够实现减污与降碳双赢,具体而言,该制度使得试点城市污染水平和碳排放水平相对样本均值分别降低了25.5%和19.2%。(2)环境信息公开的降碳效应在资源型城市、强环境规制城市更为明显,且该效应随碳排放的水平提高呈边际递减趋势。环境信息公开的减污效应对不同城市则显现出相对普遍和稳定的特征。(3)绿色技术创新、政府财政支持和产业结构升级是环境信息公开促进减污降碳的重要机制;(4)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强化环境信息公开的减污降碳效应,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强化作用并不明显。【结论】本文准确识别了环境信息公开助力城市减污降碳的关键作用,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强化协同减排行动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此,应进一步提升环境信息公开的深度与广度,设计特...     

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调节研究

从影响及调节的角度切入,采用SBM-ML指数法、面板门槛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厘清我国环境政策自深化稳定以来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命令控制型与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随规制强度增加呈倒“U”型趋势,但前者影响更大；市场激励型则与规制强度成反比。(2)短期内命令控制型与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调节效应灵活且相反,但后者幅度更大；长期内则有市场激励型持续正向调节。至此,提出综合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建立一个平衡、动态协调的环境规制混合系统的建议。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研究进展及未来展望

针对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是否都起到预期的效果，以及“双碳”目标设立后中国有关环境规制的问题，分别从环境规制的概念、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3个方面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结果发现，现有研究主要围绕抑制效应和绿色悖论展开，聚焦环境规制通过低碳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以及外商投资3种路径影响碳排放，探讨如何发挥市场激励型和非政府环境规制等环境规制工具有效性以及提出选择规制工具时要考虑区域和行业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双碳”目标下，对中国环境规制的研究应重点探讨如何避免绿色悖论、发挥倒逼效应，同时考虑差异化政策制定、环境规制强度的测度、CO₂与其他污染物协同减排以及环境规制对碳总量减排等方面。     

绿色经济发展与政府环保行为的互动效应

随着环境规制联合治理体系的构建,政府规制工具的变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绿色经济的发展现状,厘清两者间的互动反馈机制,有助于政府选择合适的规制手段推动绿色经济螺旋式上升。本文基于2007—2016年中国省际环境规制和经济投入产出的面板数据,采用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构造绿色经济绩效指标,运用面板VAR模型测度环境规制体系互动视角下的绿色经济发展与各主体环保行为的互动效应。在此基础上,将绿色经济增长率分解为“追赶效应”“创新效应”和“领先效应”,分别探究东、中、西部地区3种效应与地方政府环保行为的互动影响。结果表明：①全国层面,绿色经济发展与政府偏好下的命令型环境规制呈互动正相关关系,形成“绿色经济发展—命令型环境规制”的螺旋上升机制,而与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负相关,同时虽然公众环保行为未有效助力绿色经济发展,但绿色经济仍对其存在拉动作用。②分地区考察发现,政府环保工具的选择存在显著的地区依赖特征。绿色经济绩效的提升致使东部地区致力于自主型环境规制的开发,但现阶段绿色经济发展仍依赖于市场型环境规制,中部地区政府环保更依赖于命令型环境规制,而西部地区现阶段并没有环保的意愿。③由于绿色技术的区别,地方政府的规制手段受到不同效应的差异化影响。各地区应综合考虑自身特征,因地制宜完善环境规制体系,设定阶段性技术创新目标。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调节效应——来自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视角的解释

从影响及调节的角度切入,采用SBM-ML指数法、面板门槛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厘清我国环境政策自深化稳定以来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命令控制型与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随规制强度增加呈倒“U”型趋势,但前者影响更大;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则与规制强度成反比。(2)短期内命令控制型与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调节效应灵活且相反,但后者幅度更大;长期内则有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呈持续正向调节。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综合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建立一个平衡、动态协调的环境规制混合系统的建议。     

农业生产托管对粮食绿色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

【目的】作为标准化、专业化和统一化的服务模式，农业生产托管在破解资源环境约束、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研判生产托管的绿色发展效应，对于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基于山东、河南两省1238份小麦种植户的调研数据，构建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粮食绿色生产效率，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生产托管对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研究发现：(1)样本地区小麦种植户的绿色生产效率均值为0.575，整体绿色发展水平不高；(2)生产托管能够显著提升农户的绿色生产效率，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及采用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生产托管的正向影响依旧显著；(3)生产托管对于绿色生产效率处于中等偏高群体的农户绿色发展效应更强；与山东相比，河南农户生产托管对绿色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强；与小规模户、低非农化程度的农户相比，生产托管对实际经营规模偏大、非农化程度偏高的农户绿色发展效应更强。【结论】本文证实了农业生产托管在粮食绿色生产效率提升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这为继续完善优化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和加快农业绿色发展转型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

环境规制作为保护环境的有效手段，其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但目前专门针对海洋领域的研究不多。本文以我国海洋经济为研究对象，首先基于相关文献和理论，从直接和间接效应出发分析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机理。其次将资源的刚性约束与环境负效应纳入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测度模型中，采用混合EBM模型和全局GML指数分解相结合的方法测算我国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再次通过可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我国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对我国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直接影响存在“倒N型”的非线性关系，表明就提升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而言，恰恰是中等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是最优的。(2)环境规制对我国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存在多种间接影响路径，其中，环境规制加强了产业结构对我国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同时抑制了人力资本、科教投入对其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环境规制还抑制了沿海地区进出口及陆域工业规模对我国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负向影响。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启示。     

产业结构、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效应研究——基于广东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政策协同的视角,利用2006—2019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产业结构与环境规制的绿色发展效应、区域异质性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增强广东全域和珠三角地区绿色发展水平,但沿海经济带和北部生态区尚不见明显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不仅直接影响绿色发展,还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绿色发展的关系存在差异化的调节效应,即沿海经济带与北部生态区环境规制促进了产业结构对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但在珠三角地区则相反；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存在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当产业结构处于低水平提升阶段,适度的环境标准有利于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当产业结构处于高水平提升阶段,绿色发展水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而下降。     

董事绿色联结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为进一步探究董事绿色联结关系在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中的纽带作用，回答企业内部因素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的问题，考察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在董事绿色联结与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异质性调节作用，以2012—2020年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绿色并购为对象，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具有绿色联结关系的董事能够显著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后的绿色技术创新，且这一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研发投入企业以及高竞争度行业更为显著；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董事绿色联结对企业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中起负向调节作用，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U”型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重污染企业在进行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重大决策时，应重视董事绿色联结这一非正式制度，并准确判断市场动向和政策导向，充分发挥董事绿色联结的作用，推动企业实现更高效的绿色发展。     

科技人力资源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门槛效应——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

系统分析中国36个工业行业绿色转型差异性结构,通过环境规制视角构建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析科技人力资源对于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工业绿色转型水平较低,粗放与集约发展并存,且行业间存在显著差异性,转型过程呈现明显波动特征;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对于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较低程度的环境规制水平并不利于科技人力资源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产业环境规制强度增加并超过临界点后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种不利影响,进而推动科技人力资源发挥正向促进效应。以期明晰中国工业绿色转型过程中不同行业环境规制程度的差异性与适应性,为探析科技人力资源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提供实践性政策参考。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

【目的】高质量建设低碳城市是应对气候变化、落实低碳发展理念与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因此考察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意义凸显。【方法】本文运用2006—2019年中国216个城市面板数据，以第二、三批低碳城市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PSM-DID）并通过稳健性测试，多维度分析低碳试点城市建设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模型考察低碳试点政策的影响机制。【结果】(1)与非试点城市相比，低碳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且纳入平行趋势、安慰剂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2)低碳城市试点均能通过提升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调整产业结构和减少能源消耗量来发挥碳减排作用。(3)低碳城市试点碳减排效应具有显著异质性。碳减排效应在东部、中部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要强于西部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基于“胡焕庸线”视角下低碳试点政策对东南半壁城市的碳减排效应较西北半壁城市更为明显。【结论】本文从多维度评价第二、三批低碳城市试点的碳减排阶段性成效，有助于深化低碳发展理念、探索低碳发展路径，为未来更多城市系统性进行低碳城市建设提供借鉴。新形势下低碳城市建设应遵循因地制宜、因时而变，制定差异...     

碳交易政策增进企业意义导向技术创新机制研究

创新是驱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技术创新的意义导向逐渐从一般性视角向绿色、低碳等生态视角转变,“环境保护”成为低碳技术创新的本质意义。碳交易市场兼具政府和市场双重调节,在“双碳”愿景下对增进企业意义导向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以“二元合法性”为理论视角,基于2010—2019年碳交易试点八大行业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碳交易政策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异质性企业环境责任和媒体环境关注在其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的实施不仅有效提高了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水平,还有助于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前瞻型环境责任在碳交易政策与企业低碳技术创新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当企业履行反应型环境责任时可能存在“迎合效应”,其中介效应不显著;媒体环境关注能够正向调节碳交易政策与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关系,其作为非正式环境规制可以与碳交易政策协同促进企业低碳技术创新。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在测度长江经济带沿线102个城市2004-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中介效应,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在不同FDI发展水平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102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较大的空间非均衡性,长江上游和长江中游的绿色创新效率基本保持稳定,长江下游的平均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2)加强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限制污染型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从而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进一步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3)在不同FDI发展区间内,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方向并不相同,存在双门槛效应,跨过第一门槛值8.293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由促进作用变为抑制作用,跨过第二门槛值11.695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又再次变为促进作用。     

数字技术对降碳减污协同增效的门槛效应

【目的】“双碳”战略与数字经济的历史交汇期，依托数字化力量推动环境治理成为重要的研究焦点，探讨数字技术对降碳减污协同增效的影响及其机制意义凸显。【方法】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基准回归模型探讨数字技术对降碳减污协同增效的直接影响，并通过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分别探究了以产业结构升级、能源利用效率、生产工艺创新、环境规制为约束变量，全国以及东部、中部、西部3个地区的数字技术对降碳减污协同增效的非线性效应。【结果】(1)在全国以及东部、中部、西部3个地区，数字技术对降碳减污协同增效存在正向的直接影响，且呈现出“中部>西部>东部”的分布特点。(2)数字技术在全国层面对降碳减污协同增效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产业结构升级高于门槛值、能源利用效率高于第二门槛值、生产工艺创新在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之间、环境规制高于门槛值时，数字技术的推动作用更强。(3)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进行门槛效应检验，3个地区均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效应。其中，除了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高于门槛值时，数字技术对降碳减污协同增效表现为负向的非线性影响；各门槛变量高于门槛值时，数字技术对降碳减污协同增...     

环境信息不确定性对信息瀑布中个体决策行为的影响

【目的/意义】信息不确定的情况下信息瀑布现象层出不穷，现有信息瀑布研究主要是针对群体一致性行为。本文基于信息瀑布理论、个体决策理论和调节定向理论，重在探究不同准确度的环境信息对信息瀑布中个人决策行为的影响。为信息瀑布的管控提供理论思路。【方法/过程】本文基于相关理论构建了环境信息对信息瀑布中个人决策的影响模型，通过调查问卷的方法采集个体的样本信息，并通过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的方法对提出的假设进行了验证。【结果/结论】结果表明，环境信息准确度正向影响信息瀑布中个人决策行为，而私人信息可信度反向影响个人决策行为；私人信息在环境信息与决策行为间具有中介效应；相比预防定向，促进定向在环境信息与决策行为间的调节作用更显著。【创新/局限】本文基于个体层面的研究丰富了信息瀑布和调节定向的相关理论研究，但尚未考虑个体的其他特质因素的影响。     

政府规制与社区治理对茶农减量施药行为的影响

为有效提升茶农减量施药行为,推动农业绿色发展,以陕西、四川、浙江、安徽4省地理标志保护区818户茶农的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逐步回归和调节效应模型分析政府规制、社区治理如何对茶农减量施药行为产生影响。研究发现：现阶段农户的过量施药行为普遍存在;在未引入社区治理情境下,政府规制对农户减量施药行为有显著促进作用;在引入社区治理情境下,政府规制促进作用减弱,社区治理对农户减量施药行为有显著促进作用;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政府规制与社区治理在规制农户减量施药行为时属于互补作用;农户减量施药行为还受家庭党员情况、病虫害防控认知及信息化水平等因素的显著影响。政府为提高规制效率,应引入社区治理机制,出台以社区治理为主、政府规制为辅的相应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