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胡適與《自由中國》半月刊

1949年11月,國民黨體制内的改革派雷震等人,在胡適支持下,於臺北創辦政論性雜誌《自由中國》半月刊,以"憲政民主"爲追求目標。初期,得到國民黨當局的鼓勵和支持,但創刊後,多篇文章觸犯臺灣國民黨當局,雷震并企圖組織"反對黨"。1957年,臺灣當局通過《出版法修正案》,規定行政機關可以不經司法機關判决,徑行取締出版品。1960年,蔣介石7次召見警總司令黄杰,决定不以"言論偏激",而以"保證匪諜入境"爲理由逮捕雷震。10月,臺灣當局通過"軍事法庭",判處雷震徒刑十年。胡通認爲,《自由中國》一直是"臺灣新聞自由的象徵",當局此舉必將"蒙摧殘言論之惡名"。他在面見蔣介石時批評此案"發生了狠不好的影饗",對外則稱:"大失望,大失望。"1970年,雷震刑滿出獄。1979年去世,葬於自建的自由墓園。     

樂府舊題《將進酒》“將”字的讀音及其新舊傳統

本文以詩詞對仗修辭用例及樂府舊題之傳統爲根據,主張李白《將進酒》詩題中的"將"字讀'"jiāng"而不讀"qiāng"。并指出樂府舊題《將進酒》的傳統来自《詩經·小雅》,言朝會進酒、燕樂嘉賓,且以濡首荒志、醉酒敗德爲戒。郭茂倩《樂府詩集》"將進酒"解題及逯欽立《先秦漢魏晋南北朝詩》"將進酒"古辭釋羲,皆需重新檢討。本文還討論了李白《將進酒》一詩的文本歧異狀態,指出該詩在敦煌殘卷伯2567、《河岳英靈集》及宋蜀本《李太白文集》中的文本形態,呈現出一個不斷升鈒修改的過程。該詩背離了樂府舊题《將進酒》的老傳統,但却開創了一個新傳統,是樂府文學史上典型的"别子爲宗"現象。     

南園詩社女侍張麗人傳注

古直(1885-1959),字公愚,號層冰,廣東梅縣人。生於耕讀之家,自幼即熟讀四書五經、唐詩宋詞。師從羅翙雲、謝吉我兩先生,專心研讀《十三經》《資治通鑒》《昭明文選》等典籍。青年時深受民族革命思想影響,加入中國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討袁護法等政治活動。先後創辦了梅州高等小學、梅縣梅州中學、滂溪小學、龍文公學等學校,爲提升家鄉的基礎教育殫精竭力。辭任高要縣長後,獲聘中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主任、教授,從事中文教育十餘年。1949年後,供職於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并擔任省政協委員。一生爲家國,爲教育,爲學術,著述亦豐。撰有《陶靖節詩箋》《陶靖節年譜》《鍾記室詩品箋》《諸葛忠武侯年譜》《汪容甫文箋》《漢詩研究》《漢詩辯證》《曹子建詩箋》《曹子建年譜》《阮嗣宗詩箋》《文心雕龍箋》《人境廬詩草箋注》《客人三先生詩選》《客人駢文選》《客人對》等五十多部著作,是魏晋南北朝文學研究、客家學研究的專家。     

晚周時期“四教”之學的危機與新變

"四教"經典在春秋後期至戰國峙期所面臨的根本危機,與其説是其文本與儀式的存績問题,毋寧説是其傅習與實踐方法的陳舊、淺俗與偏颇。就《诗》《書》而言,主要表現爲純粹的知識化倾向使其在時用性方面受到質疑;而對於禮、樂而言,則是技術性與形式化的倾向使其不僅無法用以维系宗法觀念,反而成爲贵族炫耀财富、助長欲望的工具。面對这些危機,孔子及其部分後學嘗試通過一種"儀式化"的《詩》《書》微引方式来强化《詩》《書》與當下政治、倫理問题之間的互動關係,同時在理論層面對禮、樂進行一系列新的"賦羲"。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四教"之學的體系,并對漢代經學的發展形成若干影響。     

徒佛教到儒教——唐宋思潮的变迁

秦漢以後中國的國情秦漢奠定了中國大一統的格局,二千多年來,統一成為主流,認為是正常現象,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從秦漢打下了基礎。 認清古代國情,總要摸清古代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古代何時進入封建社會,關於中國古代歷史分期問題,史學界至少有四種說法,本文不打算從社會分期的角度來判析國情,試從中國古代社會結構的基本矛盾的角度進行初步探索。     

“三字尾”與傳統格律詩的節奏 試論楚歌與七言詩的傳承

<正>我在拙著《中國詩體流變》中談到楚歌與楚辭時,曾説:"根據多數文學史家的研究,都認爲楚辭是采用了當時南方的楚歌體,又加以改造變化而成的一種新詩體。"這個論斷似乎是可以成立的。但繼而談到楚辭的代表作《離騷》與《九歌》的關係時,還没能確認定哪一類作品在前。當時我對《九歌》和《離騷》的創作時間,還是遵從王逸的説法,認爲《九歌》是屈原晚年被放到沅、湘之間的作品。王逸的原話説:《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     

影印唐開成石經序

正《詩》、《書》、禮、樂,西周國學專以教牧伯諸侯卿大夫子弟。迨及官學失守,諸子蜂起,儒家獨任其重,九流兼擷其說,於是三八歧出,天水違行,適値古籀分途,東西異構,經典原型,邈不可睹矣。嬴秦厄書,漢惠除律,篆隸興替,古籀睽隔,書出於山岩屋壁,說起於師心識讀,尤以博士官立,致啓利祿爭競,一經一師之文,衍爲數本數家之說,經典原意,益不可問矣。偶因蘭臺柰書之改,遂有熹平經碑之豎。夷究其實,時然勢然,不得已而爲     

陳寶箴致俞廉三未刊信札釋考

正前言陳寶箴致兪廉三末刊信札,源於江西義寧陳氏家藏文獻。這批手札,最初由陳寶箴之孫登恪(陳三立幼子)抗戰前在漢口地攤上購得,時登恪執敎於國立武漢大學。據他事後向家人介紹,當時正因爲發現是祖父的手迹,才會花"大價錢"買下來。1974年,陳登恪逝世,其子星照將信札交與堂姊小從(其父隆恪,爲登恪次兄)收藏。此後,陳小從又將曾祖遺札轉付堂兄封懷(其父衡恪,乃登恪長兄)。陳封懷辭世(1993年)後,信札原件遂     

《詩經》與兩周禮樂之關係

學界對於《詩經》的研究持續了兩千餘載,學者們從史學、文學、詩學、經學等諸領域進行把握,可謂精深而周致.音樂學界通過“歌詞”把握音樂的結構意義,亦有相當收獲.由於兩周不具備記錄音樂本體之旋律音調的條件,這焉後人認知這一時期的樂文化造成局限.音樂學界與大學術界研究《詩經》所面對的文獻具有同一性,由於樂轉瞬即逝的“時空特性”,在缺乏有效記錄手段的情狀下對樂本體深入研究困難重重,只有透過文字去揣測樂之存在以及時人對樂之理解.樂是兩周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所謂《詩》《書》《禮》《易》《樂》《春秋》,爲“六經”之一種.     

老子化胡說蠡測

漢末以來逐漸流行的老子不斷變化爲歷代帝王師的傳説,或受到佛陀本生故事的影響。而當時浮屠與佛,被很多中國人誤爲兩人,在老子化胡的傳説中,老子或其弟子,先後化爲浮屠、佛,成爲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胡王的帝王師。浮屠生於属賓,千年之後佛生於天竺。佛出生時有瑞像產生,漢明帝夢金人;漠明夢佛後又衍生出永平求法的傅説。而後佛教徒演繹出求法後佛道二教鬥法等情節,并謂道家角力失敗,劉、吕之徒出家爲僧;道教徒進而亦接受此説而批判劉、吕之徒致使佛教在中土流行,謬種流傳,故力諫北魏太武帝滅佛,去後漢荒君虚妄,復羲農之治。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北魏太武帝滅佛詔書中提出西域本無佛教,佛教乃前世漢人劉元真、吕伯强之徒,道聽途説,附會老莊而成。這一説法恐亦出自老子化胡説,詔書中所言劉、吕二人,并非真實的歷史人物,而是指當時傳説柬漢永平求法後佛道二教角力,道家一方失利後出家的"司空陽城侯劉峻"與"四岳諸山道士吕惠通"。     

编后记

回眸17年前,1989年盛夏,《中國文化》創刊之時,在首期編後記中,我們申說期刊創辦之旨趣:“着眼點在學術,目的是弘揚文化。”此言的源出,就是“我們抱定的宗旨不變,仍如撰於去年年底的創刊詞所說”——在該篇創刊詞中,主編提出:“深入的學術研究不需要熱,甚至需要冷;學者的創造力量和人格力量,不僅需要獨立而且常常以孤獨為伴侶。”兩年之後,《中國文化》第5期編後,又引用錢鍾書先生的話,重提“冷”、“熱”問題:“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     

讀來國龍《幽冥之旅:楚地宗教的考古學研究》

《幽冥之旅》一書以戰國秦漢時期中國南方的墓葬考古材料爲主,對其背後所反映的喪葬禮制、宗教觀念做了系统而深入的考察,從考古學的角度成功地揭示了該時期社會政治變化與喪葬禮制之間的辯證關係。是書自成體系,富有創見,既是一本考古學著作,也是一本宗教史、藝術史、思想史、禮制史的佳作。     

中國與歐洲高等教育傳统比較初探

在1901年九月,經過了忍辱負重的談判,李鴻章終於與西方各國簽訂和約,赢得八國聯軍退出北京城.此時倉皇出奔西安的慈禧太后也終於做出明智决定,批准張之洞、劉坤一的變法奏折,頒詔將書院改為學堂,以及在各省城、州、府、縣設立新式學校;四年後即1905年,已經有二千年悠久歷史的科舉考試制度也同樣被廢除.     

編後

這倜秋天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學衍界、文化界發出不少纪念的聲音,日子颇不寂寞.本期也有幾篇出自不同角度的纪念文字.卷前作為"學人寄語"刊出的民國史專家楊天石先生的《辛亥之夢》,言簡意賅,寄懷深遠.《國語·周語》有謂,"夫政象樂,樂和聱,和從平",因而"氣無滞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觫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這樣一番天地氤氲氣象方成"樂正",而非"禮崩樂壞",應該是理想政制的前提,甚至就是理想政制本身.     

章太炎與中國現代方言學 《新方言》的方言調查方法探源

章太炎是現代中國最早倡導全國方言調查、最先對全國方言予以分區的方言學家。他利用各省留學生集聚東京之際,采用直接法與間接法調查全國方言,著成中國現代方言學開山之作《新方言》,并對全國各省漢語方言的語音特徵進行歸納。章氏上承古典方言學的優秀傳統,下啓中國現代方言學的嶄新領域,以方言調查、記録和研究爲基礎,注重方言詞彙、方言分區、方言歷史演變與比較,旁及方言語法、方言文化等内容,尤其重視發揮方言的社會與文化功能,爲中國現代方言學奠立了新典範。然而,《新方言》長期被誤解,導致晚清民國時期摹仿與踵武《新方言》的系列著作在學術史上長期失語,遂使清末民初洶涌澎湃的中國方言研究浪潮與“五四”以來的方言運動斷爲兩橛,成爲中國方言學史上缺失的一環。文章通過梳理章太炎生平調查與研究方言的歷程,以《新方言》初刻本、重訂本爲中心,輔以《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及其它資料,探求章太炎方言調查方法與過程,釐清其語料來源、調查範圍、研究目的等基本問題,重建中國古典方言學向現代方言學轉型歷程中的關鍵環節,進而將中國現代方言學的草創時間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提前至二十世紀初。     

讀董魯安先生詩《董魯安詩》代序

董魯安先生(1896-1953)生於十九世紀末,主要活動年代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這部詩集所據其手錄的《溫巽堂詩》,起於民國四年(1915)十九歲,訖於民國三十四年(1945)四十九歲①,加上集外詩,也僅到1948年為止,後來就不見他有詩了. 董魯安手錄詩稿,別爲《甲子草》《問津草》《沜東草》三輯,後者包括1942年到解放區後所作,這部分後曾擴充為《游擊草》單獨問世,現合爲全璧.     

蓬遠樓詩話

正傳杜牧《清明》詩真僞《千家詩》載《淸明》詩云:"淸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題爲杜牧之所作,沿自《後村千家詩》也。此詩膾炙人口,每令人於淸明煙雨之時,念及提及也,而其詩牧之集中無有,人頗以爲疑。余嘗偶閱光緒八年金陵書局刻本樂子正《太平寰宇記》,其書卷九十《昇州》載江寧縣有杏花村,云:"在縣     

“东西”臆断

(一) 漢語語言之富贍,今知其為人類語言中之最。古代如先秦典籍,漢儒已多闡發,然時代愈後,材料(素材)益多,皆散在十一億人口口中,所以漢語“方言”之學,正待吾人開發、收集、整理、分析,為極端複雜之事,余在整理《昭通方言疏證》之時,即已深切感到,勉强收錄了若干則,但有大多數是     

霍韜晦先生創辦法住事業的意義

正一歷史定位首先,我要對霍韜晦先生在香港創辦的"法住事業",在現代中國儒學發展史上,如何定位的問題,表達一點個人的看法。1996年7月,我在臺北中硏院文哲所召開的"儒學與現代世界"國際硏討會上,所提《孔子成德之學及其前景》一文,其中有下面一段話:這一學派依照所謂"後牟宗三時期"的發展趨勢來看,似乎已很難再回到傳統儒家的原來軌迹上去了。就個别學者而言,他當然可以順着知性探求之路一直走下去,但就儒家整體的發展而言,借用朱熹的比喻,終必陷入"一輪轉,     

高禖之祀與仲春之會 中國古代性文化探索之一

春秋時宋、衛、燕、齊、楚等國皆於春分日在固定地點舉行高禖之祀。高禖之祀中一項引人注目的内容是萬舞,這是一種起源與軍事有關、因强調展示男性勇武而富有性誘惑色彩的舞蹈。高禖之祀的傳統可能形成於西周,秦漢以後仍保持了很長時期。在生殖崇拜和陰陽天人感應思想作用下,這個傳統的目的是祈求人口繁衍。高禖之祀後繼之以仲春之會,即一種可以放鬆性規範的男女狂歡之會。活躍性生活有利於人口繁衍,同時也有助於青壯年男女釋放情欲。仲春之會也可從西方文化人類學家對其他文明中類似聚會的描述中得到印證。仲春之會還帶有巫術色彩,被認爲有助於年成豐收,故它的祈年功能後世被變形爲祈雨等活動,這些活動中仍然强調男女之間活躍的性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