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职教高考”制度建设研究

“职教高考”制度是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优化职业教育过程与评价、改善职业院校生源结构的重要制度,是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措施。然而,当前“职教高考”制度尚在探索起步阶段,面临影响力不足、标准不统一、内容不明确等问题,阻碍了“职教高考”制度的推广和发展。因此,需要加强宣传和政策支持以提升“职教高考”社会影响力,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以增加“职教高考”对目标生源的吸引力,明确中职和高职院校定位以提高“职教高考”的权威性,切实发挥“职教高考”制度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双减”背景下“职教高考”的必要性、可行性与建构策略

“双减”背景下,建立“职教高考”制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与日俱增。建立“职教高考”可畅通职业教育上升渠道,缓解学生和家长对教育分流和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取的焦虑,使“双减”与高考相向而行,缩小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毕业生差距。基于以考促学的文化土壤,国外职业教育选拔的经验利弊和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环境,现阶段我国设立“职教高考”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十四五”时期是建成“职教高考”制度的关键节点,应结合试点经验,完善制度顶层设计;提升职业院校办学水平,推动职业本科教育建设;落实“双减”政策,引导学生合理选择发展路径。     

分层与整合:职教高考政策的评估与反思

职教高考作为沟通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制度改革,有必要从政策层面对其进行分层的评估。纵向上看,国家、地方、学校、学生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下,有不同的任务和评估原理。职教高考原本以类型为基础,以为学生提供多元的发展路径为目标,在实践中却有着成为另一种应试化考试的趋向。关键在于在分层的基础上,重新整合评估框架,在“好的生活”“好的教育”等根本问题上形成共同的价值和政策标准,以赋予政策主体新的活力。     

我国“职教二十条”的政策形成过程分析——基于多源流理论的视角

2019年,国务院颁布实施我国“职教二十条”。它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以多源流理论为指导,从问题、政策和政治等三大源流及政策之窗对促进“职教二十条”政策形成的关键因素、积极因素及其相互间动态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分析表明：人才培养数量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矛盾突出、科研技术创新服务产业企业能力不足、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和教学模式不健全、现行政策标准不健全与法律制度不完善构成“问题源流”;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两会”代表的政策建议、大众传媒的报道及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构成“政策源流”;新一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职业教育改革的执政理念构成“政治源流”。在三大源流汇聚过程中,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是揭开我国“职教二十条”形成的政策之窗,不仅促使三大源流交互耦合,还合力促使“职教二十条”政策形成。     

职教高考的多元样态、问题实质与改进策略

职考高考自提出至今,在实践过程中呈现出典型的多元发展样态,体现在概念、政策、生源、考试内容和评价标准等多个方面。多元的实践样态在彰显丰富性的同时,也反映出职教高考在改革进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如认识不统一、政策多变化、“立交”难通畅、评价标准参差不齐,以及考试理论建设滞后等。要提升职教高考的影响力,充分发挥职教高考促进人才选拔理念转变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功能,应进一步明确职教高考的内涵和功能定位,提高认识水平;建立全国统一的职教高考分类分层评价标准,增强职教高考的权威性;统筹规划职教高考招生培养环节,提高人才选拔的精准性;深入开展职教高考系统研究,以科学理论指导改革实践。     

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关键在于提高“职教高考”的吸引力,促进把职业教育办成与普通教育平等的类型教育。应扩大“职教高考”的适应范围,并防止职业院校围绕“职教高考”办学,出现以升学为导向、偏离职业教育定位的办学倾向。     

凸显类型特色的“职教高考”制度构建的路径分析——以英国经验为例

职业教育类型地位的确立为“职教高考”制度奠定了逻辑起点。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质的规定性对“职教高考”制度构建提出应然要求：职业教育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要求基于“职业标准”测评学习成果,职业教育以技术知识为知识论基础要求考试内容与方式要理实结合,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地位同等要求普职考试成绩等值。然而,当前我国“职教高考”制度构建面临三大困境：一是职业标准和专业教学标准不衔接,二是升学导向下“职教高考”逐步与普通高考同质化,三是中职生升学渠道依然狭窄。分析英国具有“技术教育”特色的“职教高考”制度可以发现其制度构建包括以下三方面经验：一是以国家资格框架统一资格标准,二是凸显技术教育特色的考试内容与考核方式,三是与名校录取制度衔接的升学通道。基于我国职教改革取得的成就和英国经验,文章提出我国“职教高考”制度构建的路径：架构《国家资历框架》,从教学标准建设转向资格标准建设;基于“职业群”设计“职教高考”的专业类别和考试内容;采取在真实情境下考核职业能力的考核方式;建立普职成绩等值的“高校招生分数转换”制度。     

新时代推进职教高考的政策动因、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

推进职教高考不仅是加快“技能强国”建设的有力支撑,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诉求,也是我国职业教育招生考试制度的本土探索与经验积累。目前,大部分省域根据国家“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基本模式,设计了凸显职教高考类型特征,各有地方特色的职教高考制度。但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职教高考以省级统筹为主,社会公认度不高;“立交桥”建设不健全,职教高考吸引力不强;职业教育升学倾向明显,职教高考功能定位偏离;考核内容缺乏统一标准,职教高考的科学性不强。因此,新时代推进职教高考改革,应完善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切实提高职教高考的地位,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搭建学生成长“立交桥”,强化职教高考选拔功能,提高科学性与公平性,树立科学成才观,营造良好教育生态。     

多源流模型框架下的异地高考政策议程再分析

异地高考政策是政府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的升学考试问题的应对之策。运用多源流模型分析框架,对异地高考政策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关键性的焦点事件和政策企业家等五个动力要素进行整体性分析发现：教育政策“断层”下的异地高考诉求形成了异地高考问题源流;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的意见主张构成异地高考政策的政策源流;国民的教育公平需求,党和政府的促进教育公平、正义的价值选择形成了异地高考政策的政治源流。“15知名学者上书事件”催化了异地高考政策之窗的开启,并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新闻记者等政策企业家的助推下,实现了问题、政策、政治三大源流的交汇,进而达致异地高考政策议程的设置。而这一政策议程也表征出两大中国特点：一是问题源流与政策源流存在先因后果的影响问题;二是政策企业家具有多重角色作用。     

多源流理论框架下《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制定过程分析

通过历时梳理和共时分析,以多源流理论为分析框架,大致展现了《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制定过程。问题流由职教界出现的危机事件和现行职教法中获得的消极反馈汇聚而成;政策流由对"原汤"的不同理解和层层介入构成;政治流由依法治教的政治主张、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和国民情绪与执政党理念组成。三大源流不断互动、耦合,最终通过政治流中三个有效因素配置的钥匙开启了"政策之窗",使《职教法修订草案》最终进入公众视野,开启了职教法修订的新局面。     

职教高考制度：内涵特征、建设困境与突破路径

职教高考制度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制度,具有优化职业教育类型的工具性、服务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广泛性、兼顾利益相关主体的多元性、保障职业技能评价和招考计划分配的科学性等内涵特征。目前,职教高考制度建设面临路径依赖、发展短板、体系缺失、功能缺陷、生态失衡等困境,从而制约职教高考改革目标的达成。为此,需要通过构建具有类型特色的统一职教高考制度、健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办法、建构职普等值同效的“旋转门”机制、实施差异化职业潜能测试、建构与“双减”政策相向而行的职教高考机制等途径来解决。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职业教育政策注意力变迁的三维分析及其逻辑阐释——基于1987—2022年《教育部工作要点》的文本分析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是对“十四五”时期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逻辑反应。从注意力视角着手研究,以《教育部工作要点》为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法并借助NVivo12从政策主体、内容和工具三方面梳理职教政策注意力的变迁。结果显示,我国职教政策注意力分配经历了数量增长、质量提升和高质量发展三个阶段,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需要和人民群众不断提升的权利诉求。同时,从衍进过程中可看到职教政策所蕴含的科学、经济、人本和历史逻辑。因此,我们应从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核心定位、生成多元主体协同力、回应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顺应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等四个方面去优化职业教育政策注意力配置。     

政策工具视角下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建设政策研究

以12个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基于罗斯维尔、泽福尔德的政策工具和职业教育改革试验的基本要素,构建了二维分析框架。以分析框架构建、文本内容编码、统计分析为主要研究线索,结合内容分析法,分别从X维度、Y维度、X维度与Y维度交叉效应等三个方面,对职教改革试验区建设政策进行了研究,发现职教改革试验区建设政策的工具使用存在失衡、笼统、不足、短视等问题。据此提出未来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建设政策建议,即深虑政策工具的环境;优化政策工具的组合;注重政策工具的持续;强化政策工具创新性。     

多源流模型视角下《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政策议程分析

基于金登的多源流模型从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三个方面对《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的政策议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争议惩戒事件的频发、教育惩戒的“惧用”与“滥用”、政策法规的“断层”构成问题源流；地方政府的先试先行、政策网络成员的探讨构成政策源流；国民情绪和执政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执政理念构成政治源流。在政治领袖影响、关键时间点上政策企业家的推动下，三条源流实现汇合，“政策之窗”开启，最终教育惩戒政策得以出台。     

中国职业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分析

分析职业教育信息化政策,对于建设现代职教体系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以文件计量分析、政策文本分析为分析框架,分析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内容。研究发现,国家对于职业教育信息化加愈加重视,且层次逐步加深,但对职业教育信息化社会功能的把握仍有待提升。各级部门应当严格把控政策的文件形式,各省信息化政策内容要因地制宜。     

动因·逻辑·遵循：“职教高考”制度创建的三维审思

“职教高考”制度创建是国家着眼推动职业教育领域“大变革”下的制度创新,本质在于在类型定位下打通当前职业院校招生中的症结,以建构契合职业教育特色的招生制度。作为一项公共性制度,其产生动力源自职业教育发展的内部动力、关联动力和外部动力三维动力的推动;逻辑层次表现为探究本体的学理逻辑、指向核心的政策逻辑和建构基础的实践逻辑,此三者相互贯通,彼此综合。相关动因和逻辑在实现“职教高考”制度深化改革的同时,也为制度实践提供了方法论的观照。基于此,促进“职教高考”的高质量创建应立足逻辑起点,凸显类型之“志”以保障各生源群体“考之有道”;坚持横纵相联,完善系统之“制”以确保利益主体“招之有径”;力行实践创新,更新理念之“治”以实现制度运行“行之有效”。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政策议程探析

议程设置是政策过程的起点,对其进行追溯和分析有助于在复杂决策场域下对政策的制定背景、价值指向和生成逻辑进行解读。基于多源流理论,尝试对我国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政策议程进行探析,发现：统计数据之变动、焦点事件之影响、相关政策之反馈为问题源流;政府政策的主导推动、政策提案和学术成果的支撑为政策源流;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教育舆情和国民情绪的反映为政治源流。经过问题流与政治流的碰撞实现初步耦合,政策流与问题流的交汇实现接续耦合,政策流与政治流的汇聚实现深度耦合,三源流持续互动交融、交织嵌套,政策之窗最终得以被推开。此外,政策在实际的制定过程可能会受到超出源流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只有充分洞悉其中的作用原理,才能更科学合理地为我国新时代政策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演变——基于宏观社会经济政策的视角

职业教育政策的演变不是孤立的,它受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制约并为其服务。职教政策的颁布是否紧扣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政策?二者的契合度是否紧密?基于宏观社会经济政策的视角,可将改革开放以来的职业教育政策分为:调整单一的教育结构(1978-1990);强调规模和效益(1991-1998);促进就业和再就业(1999-2002);服务经济发展(2003-2009);注重人的生涯发展(2010-2016)等五个阶段。通过对政策演变轨迹的分析,可以发现:职教政策的制定紧扣当时的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日渐合理,强调多功能的统一;关注就业,促进社会和谐;但政策的制定缺乏职教自身的逻辑。     

广西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改革研究——基于多元智能理论视角

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改革是探索建立“职教高考”制度的重要抓手,在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在探索建立“职教高考”制度的政策导向和驱动下,开展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改革成为全国各省教育工作的热点和重点。基于多元智能理论视角,通过分析梳理江苏、山东、江西、广西等省区开展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改革的经验做法,揭示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改革存在的盲点;建议广西从强化顶层设计、健全制度体系,整合招生类型、扩大生源面向,找准类型定位、优化考试结构,多元评价录取、促进教育公平等方面着手,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改革,助力“职教高考”制度的建立。     

新时代职教专硕研究生培养的政策逻辑、实践问题与改革路径

培养具有较强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是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方向和目标。通过对职教专硕研究生培养的价值旨归、目标愿景、培养方式以及评价体系的分析,发现职教专硕研究生培养中还存在招生未凸显职业教育类型特色、培养主体单一、课程体系封闭、实践环节薄弱以及考核评价未凸显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创新实践能力等问题。在我国研究生教育进入追求卓越的新阶段,职教专硕研究生培养应改革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具有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生源选拔机制;深化“引企入教”改革,构建“校—企—校”协同培养模式;完善“职业教育+专业教育+教师教育”复合型课程结构;强化实践培养环节,发挥双导师在培养中的引领作用;构建以“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的考核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