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怪愚与范长江的交往

1938年春，台儿庄大捷之后，先父严怪愚到了徐州。同旅社住的一位《武汉日报》的记告诉父亲，说：“名记范长江明天便要到徐州来了!”语意中似挟讽诮。父亲说：“本是名记嘛!我们欢迎!”他愤愤地说：“什么名记?!我就不信那一套!未来之前，先创气氛，要别人为他准备住处，安排生活；既来之后，又大宴宾客，到处拉扯，简直像个大官僚!老实说，没有《大公报》这块牌子，凭他的本事，他‘红’得起来吗?”(长江当时是汉口《大公报》战地特派员)父亲说：“我佩服的倒是他的本事，而不是《大公报》这块牌子。     

绝猎

爷爷是方圆百里的好猎手，父亲则得到了爷爷的真传，尤其措狼更为一绝。不论是下套、埋夹子、设陷阱，父亲从不失手。在六十年代，父亲还被政府评为“打狼英雄”。可是有一次，父亲突然把那些使了几十年的狩猎家什毁掉了，要知道那时打猎可是个好活计，有肉吃自不用说，还能卖兽皮换钱。我长大以后，有一次父亲被缠不过．终于对我     

书情

第一个教我看书的人是父亲。他在上海作医生,颇有名气。所以白天在医院上班,晚上回来还要给一批批慕名而来的患者治病。可是,只要我拿着本书往父亲怀里一钻,父亲便会放下一切,一页一页地给我讲书上的故事。一天,我买了两支彩色粉笔,把书上的故事画到了客厅的墙上。三堵白墙顿时色彩缤纷。为此,母亲狠狠地打了我一顿,父亲知道后又和母亲大吵了一架。吵完了,父亲请来工匠,刷白了两堵墙,却用     

一支派克笔

在我的挎包里，珍藏着一支特殊的派克笔。它是美国国防大学赠给中国国防大学新闻工作者用的钢笔。每次看见它，都能引起我一段美好的回忆。那是一年前的一天中午，从炊事班返回宿舍楼的我，见整个楼道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我感到纳闷：这卫生区一直由我们单位战士打扫的，可刚才我们都在食堂啊？原来我对门换了主人，来了一位年轻的少校。两天后，我从战友那里了解到，住我对门的这位少校，是我们国防大学新闻中心的干事，他文章写得不错，曾多次获得全军好新闻奖。我心里暗自庆幸：哈！现在我写文章入门可有希望啦。可之后都快一个星期了，…     

入境问书

我有个不太好的习惯，每到朋友的家里，不去参观人家装修豪华的客厅，也不急于陪着朋友聊天，而是往往直奔朋友的书房，看看他的书架上都有些什么书。我把这个不太好的习惯称为“入境问书”。“问”久了，我有个发现，就是朋友们的藏书几乎都是一样的。     

项英女儿项苏云：我和我的父亲母亲

我与父亲的12天我平生与父亲相处,只有短短的12天时间。1931年,母亲在上海生我时,父亲已经到苏区去了。所以,我一出生,父亲并不在我身边。我两岁的时候,母亲看我能离身了,就也要去与父亲一起参加革命,于是她把我托给了陶行知在英租界办的孤儿院——上海劳工幼儿院。后来,国民党     

父亲：一位群众演员

这一个月里，又有电影或电视剧的制片人员，到我家来请父亲去当群众演员。他们走后，我就独自静坐，回想起父亲当群众演员的一些微事……     

刊中报

父亲教我写文章王彪（散文）我参军后，父亲给我的信中，都要用好几张纸教导我如何发挥自己的特长为连队的黑板报和军队的报纸写稿。那时我和父亲的通信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从父亲的信中，我读懂了人生的哲理，读出了父亲对我纯朴的爱，我把自己的体会和军营中的新鲜事，及时写信报告给父亲，父亲马上给我回信进行指点。记得有一年，我写了散文《松树与老兵》，记述了营区中有片被一批又一批老兵栽下，饱含他们深情的松林。稿子寄给父亲不几天，就收到了父亲用5张稿纸写来的修改意见。捧着父亲的来信，我的眼中噙满了泪花，根据父亲的…     

“神剪”王子淦的故事

从此结缘我的父亲王子淦1920年4月18日出生于江苏南通金沙镇一个世代种菜为生的贫农家庭,到我父亲出生时,家中已生计艰难、窘态百露了。无奈之中,我的祖母、祖父只得将出生不久的父亲过继给他的叔父。叔父也是一个穷苦农民,父亲过继过去后,叔父为了改善家庭境况,开始学习理发手艺,待到学成后,就借债开了一间理发店,满心希望能从此一点点改善生活。当父亲六岁的时候,有人介绍叔父为金沙镇国立小学的师生理发,作为一种照顾,父亲被学校破格同意在这所学校中免费读书,我父亲高兴极了,这个机会是一般农民的孩子做梦也得不到的。我父亲一生中就受…     

我与档案一起成长

最早与档案结识,一部分是受父亲影响。父亲50年代初毕业于凤翔师范,一生做人正直、慎独、条理。一天父亲把我叫到一边说“这些东西是该给你的时候了”。只见他拿出一个发黄的牛皮纸袋子郑重其事地交给我,我打开一看,有小时的照片、毕业证、病历、住院诊断证明等,父亲称之为＂家庭档案＂,叮嘱我要妥善保存,以免日后用到。     

赞美改变人生

19世纪初，法国有一个穷困潦倒的青年从乡下流浪到巴黎，希望父亲的朋友能帮助自己找一份工作。“精通数学吗？”父亲的朋友问道，青年羞涩地摇摇头。     

档案在我身边

档案是一座山,从古至今积淀着历史痕迹;档案是一条河,由远及近流淌着往日记忆;档案是一部尘封的书,一页一页记载着世事沧桑。 档案管理是我的工作,我能有幸和档案结缘,也是受父亲的影响。父亲是一个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老教师,我小时候经常看到他把上课的备课笔记、出的考题、自编的教材讲义,甚至是手画的解剖图稿分门别类放在不同的档案夹子里,并标上编号,在封面写上题名;     

潘光旦先生和他的《中国民族史料汇编》

1978年12月,我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回北京探亲,到中央民族学院教职工宿舍去看望费孝通先生,费先生直截了当地问我：“你能不能回来整理潘先生的遗稿？”并且专门谈到我父亲潘光旦所摘录的民族资料卡片。不久我就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开始收集父亲的遗稿。     

回首平生萧瑟处

我曾羡慕过那些有家谱的人。他们不但能一口气滔滔不绝地背出自己的父亲、祖父以至曾祖父的头衔官职，有的甚至能追溯到更远的年代。     

最富有的人

到美国不久,我便和对门的德斯瓦特一家成了好朋友.隔三差五,我就会到德斯瓦特家中坐坐,一来增进邻里感情,二来德斯瓦特一家总会搞一些家庭活动,让我获益匪浅.     

巾帼英烈——记我的姑姑史秀云

在父亲珍贵的像册里，有一张发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有一个女人和她的三个儿子，我问父亲那是谁？父亲告诉我，是他的姐姐，叫史秀云，中共陕北妇女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中共陕北根据地一个很有名望的妇女干部。父亲搜寻着关于姐姐的记忆，把知道的点滴告诉了我。今年春节，我利用探亲假，去了一趟革命圣地——延安。在那里，我看到了许多有关史秀云姑姑的报道，对她少时参加革命、一生为党、艰苦奋斗、英勇不屈的人生历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刊中报

父亲帮我改文章（散文）沛渊父亲是位“老新闻”。初入“爬格族”的我常令同行羡慕不已──写稿有人改，发稿有人帮，条件的确得天独厚。记得第一次写稿，我将写好的稿件抄得工工整整摆在父亲的案头。谁知。父亲只是草草一看，大笔一挥，便把我满腔得意与希望给抹杀了。末了仅说一句：“基础还可以。”既然“基础还可以”，证明我还可以写嘛！以后，我又写了几篇，又工工整整地摆在父亲的案头，盼望着父亲能替我改一改，然后再给我介绍几个报社的编辑，顺顺利利地发表。可是，父亲的态度不冷不热，开始还草草一看或者讲几句“快上路了”之类…     

儿童精品图书的相互交流--明天出版社十年来对外版权贸易回望

明天出版社在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之后，便着手开展图书版权的引进和输出工作，并且多年来一直非常重视这项工作。近年来，明天出版社的版权贸易工作已经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与海内外的出版商建立了较稳定的业务联系，同时还在继续开拓新的市场和发展新的合作伙伴。 ９０年代初期，明天出版社把版权贸易工作的重点放在输出方面，努力开拓海外图书市场，使自己能有更多的图书走向世界，并为此后几年内的版权输出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截至到目前为止，明天出版社输出版权的图书已达１４０种，输出的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新加坡…     

一次没有结局的“打假”采访

3月16日,我在一家“打假公司”采访。一位公司职员告诉我,明天他们就有一次打假行动。 我兴奋起来:“我们能跟你们一起去吗?”“行呵,不过我们的车坐不下了,你们能自己出车吗?”“我马上联系试试,可是去哪儿呢?”“这个暂时保密,你们明天先来公司吧。” 第二天,报社派的“桑塔纳”拉着我和一位摄影     

五岁的眼睛:迎接解放那刻

1949年,我五岁. 进入4月以来,我已经很长时间未见到父亲靳以了. 自1946年来到上海,我一直跟着母亲住在蒲石路(今长乐路)的外婆家.虽然父亲在那年夏天也随复旦大学的大队人马回到了上海,虽然我们在江湾学校教师宿舍庐山村也有了自己的家,但我一直没有住过去.而父亲是每星期都来蒲石路的.我还记得父亲一来,我们在外婆家的那间不满七平方米的小屋只能在床上加一块木板,父亲母亲和我就挤睡在木板上,我睡中间,母亲睡里边.父亲轻轻一动弹,木板就会发出轻微的咯吱声,这时分我感到幸福极了!因为包围在两个亲人之间,尤其是父亲.我枕着父亲宽大的手臂,安然入睡.因为,自我在重庆的嘉陵江边出生,我就一直没有离开过父亲.无论朝起暮落,我都能听见父亲爽朗的声音.尤其是他每每下课回家,都要抱着我踱到江边,去看江水,去看船只,去闻那江边潮湿的风,去听船夫们长长的拉纤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