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立法中应当引入“亲亲相隐”的原则

我国法学领域对“亲亲相隐”一直持否定态度,但“亲亲相隐”并不必然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违背,本文从分析我国“亲亲相隐”的历史渊源及现状入手,通过比较分析当代国外刑事立法的一些成功经验,结合犯罪行为的可罚性理论,以及现代刑法应符合人道主义原则等,阐述了在刑事法律中适当引入“亲亲相隐”原则的合理性及其进步意义,并在结尾就如何引入这一原则进行了简单的论述。     

我可以不证明我的亲属有罪吗？

我国法学领域对“亲亲相隐”一般持否定态度，但“亲亲相隐”精神并不必然与现代法治相违背。许多现代国家的刑法中存留有“亲亲相隐”的条，一些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也有一些“亲亲相隐”的规定。将我国传统法化中“亲亲相隐”的有关理念引进现代法制体系中，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容隐权制度，有益于关照传统，维护亲情，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论亲亲相隐在现代刑法中的合理价值

我国的亲亲相隐制度源于儒家思想,其蕴涵了现代刑法的基本价值:满足了人性的根本需求;合理解决了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冲突;暗合了现代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思想。亲亲相隐制度顺应了构建和谐社会之需要。解读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价值蕴涵,并借鉴国外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重构亲亲相隐制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原则及立法启示

＂亲亲相隐＂是中国封建刑律的一项原则,最初由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两晋、南北朝时期,亲亲相隐原则进一步得到了确认。在许多法制程度很高的现代西方国家的法律中也通过规定特定范围的人员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来体现其对＂亲亲相隐＂原则的尊重。文章将从亲亲相隐原则存在的依据出发,进一步提出该原则对我国的立法,尤其是刑事立法方面具有的重大启示意义。     

论当代中国刑法中"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相隐"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一部分,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法律原则,对古代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了近亲属强制出庭作证予以豁免,该条规定让"亲亲相隐"再次引起法学界广大学者关注.针对我国目前的情况,我们可以选择性地继承,适当地完善我国当代刑事法律中亲亲相隐的制度,从而更好地实现法治.     

从亲亲相隐到期待可能性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刑法原则,期待可能性理论是20世纪以来在大陆法系国家日益兴盛起来的理论。从人性的角度,从亲亲相隐制度出发,探析亲亲相隐制度和期待可能性理论所蕴涵的普世性价值,借鉴期待可能性理论完成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建构,使我们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明智地对待这两项制度资源。     

现代视域中的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奉行了几千年的一项法律制度和伦理原则。从现代社会价值的角度看,亲亲相隐原则体现着一些基本的社会价值,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公民社会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合理性,我们应当正确地对该制度加以剖析,留其有益,去其有害,利用我国古代社会中的有益文化,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从亲亲相隐到关系人犯罪——中国刑事法制的亲伦关怀考察

刑事法制的亲伦关怀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体现。对中国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考察和中外亲亲相隐制度的比较分析表明,中国本土的亲亲相隐制度以巩固家国秩序为宗旨,以维护亲伦礼教为目标,以规定个人义务为特征,但它毕竟契合人性,体现了对人情的尊重和对事理的顺应。中国现行刑事法制中的关系人犯罪立法非但无视亲伦关怀,甚至混淆了道德与法律、强加了法律义务。我国刑事法制应当承认容隐权,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重构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相隐"法律化始于《二年律令》

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亲亲相隐”何时最早入律问题,历来在学界颇具争议。据有关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印证,“亲亲相隐”法律化实始于汉初《二年律令》。     

"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现行立法中的缺失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作为中国法律传统中的一个典型制度和古代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亲亲相隐"体现了鲜明的人伦精神,而我国现行立法中的相关规定舍弃了这一制度,这其实违反了人性与人伦道德,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也不利于保护人权及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危害日益显现。"亲亲相隐"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符合刑法谦抑精神的要求,体现了对人性的呵护和关怀,反映了法律制度改革的要求与方向。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人权保障困境与出路

人权保障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共同理念, 不论是基于维护本国法治秩序的需要, 还是面对所承担的执行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诸多义务,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在人权保障方面都还存在许多不足。通过立法重新构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 才是走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人权保障困境的唯一出路。     

人权的当代刑法保障与完善

当代中国刑法强化了人权保障机能。人权保障的思想也成为当代刑法的鲜明主题之一。当代刑法在罪刑法定、打击侵犯人权的各种犯罪、有利被告原则、正当防卫制度的建立以及刑罚的人性化等方面无不闪耀着人权保障的光芒。但在刑法宪法化、刑法的观念层次、慎重适用死刑、正当防卫制度的完善以及现代保安处分制度的确立等方面尚需完善，以便更好地闪耀当代刑法的人性光辉。     

论人民警察刑事执法的人性化

人民警察刑事执法的人性化问题是我国现代法制建设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是确保民众合法权利能否得到保障的一个关键。因此,探讨人民警察人性化执法的内涵,了解我国司法实践中人民警察在刑事执法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方案是我们在不断加强法制建设过程中所必须要面对的。     

期待可能性理论研究

在大陆法系国家 ,期待可能性理论对于犯罪的成立有着重大的意义 ,目前在其刑法理论中已处于通说地位。而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对此并无相应的概念。是否引进期待可能性理论 ,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本文在对期待可能性的理论渊源、地位的介绍分析的基础上 ,对此进行了探讨     

沉默权不应再沉默--论沉默权在我国的确立

认定沉默权是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是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重要内容，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否真正享有辩护权的基础之所在。是否确认该权利厦是否建立了保障其实现的程序机制。不仅体现出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对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等相冲突的诉讼价值的选择态度，而且也反映出一国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状况和刑事诉讼文明进步的程度。结果表明：我国应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适应我国刑事司法需要的“沉默权”制度。     

对沉默权的一点思考

沉默权是一种在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重要诉讼权利。这种诉讼权利从十七世纪产生至今 ,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 ,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刑事程序中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状况和刑事诉讼文明进步的程度 ,现在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刑事司法制度中体现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丰富刑事诉讼职能、实现刑事诉讼结构公正、完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在实施依法治国伟大方略的今天 ,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确立沉默权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具有可行性的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对此发表自己的一点粗浅看法。     

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价值

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其核心价值就是限制权力,保障人权。我国刑法是人权保障的最后防线,为了保障人权,我国刑法大部分是禁止性的法律规范,也就是说我国是通过刑罚权的行使来达到保障人权这一终极价值,但为了防止刑罚权的滥用,我国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首要原则,以保障人权。[1-2]     

沉默权之理性思考

沉默权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消极的沉默权时期、积极的沉默权时期、受限制的沉默权时期、沉默权保障的国际化时期.沉默权的确立与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和司法公正、贯彻无罪推定原则、严禁刑讯逼供、尊重人性、履行国际法义务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应该全面把握沉默权的内涵,建立有限制的沉默权制度.     

构建理想刑法的几点思考

刑事法治建设的核心是刑法立法与刑事司法两者的动态平衡问题。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立法机关及理论界试图通过完善刑法立法来解决刑法适用的可操作性和公正性,收效甚微。理想刑法的构建就是以实现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和谐为重要使命。本文透过变动的法条,着眼于刑法理论及其价值哲学等问题相对稳定的特点,探究刑法背后的价值问题,从刑罚目的重构、刑法人权保障价值之完善、刑法的谦抑性在我国的适用三个方面展开构建理想刑法的几点畅想,最终发挥刑法在我国刑事法治建设中应有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