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传》看诗言志

“诗言志”是一个文化命题,在《左传》里与政治外交结缘,成为高层次交际的表意载体,梳理《左传》引诗言志的方式及其它,对于“采诗”、“诗教”、“诗论”等等方面都能引发有意义的思考。     

表现、再现的交织与融合——中国古代小说美学民族特点探索

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在总结或概括中国与西方美学特点及差异时往往指出,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体系偏重于表现,即在作品中着重于作者思想感情的抒发,如以古代文论为例,其中多是强调主观情志的抒发与渲泄,“诗言志”与“诗缘情”虽枝分派别,但旨归在思想感情的表现,所以中国虽称诗的国度,但比较发达的只是抒情诗,叙事诗并不     

论刘熙载《诗概》对古代诗歌本体论的继承和发展

刘熙载在其作品《艺概》的“诗概”一节中,概述了诗“言志”、“缘情”、“理义”为本这三种本体论.这是他对传统的诗学本体论中“言志为本”、“缘情为本”、“理义为本”的继承,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试论“雅”对陆机“诗缘情”的规范

陆机诗文的"情"是由"雅"来规范的以儒家思想为根本的一己深情。"诗缘情"理论的关键在于诗人的情感是否是自己自发的情感。     

“诗中有画”与王维诗史定位之起伏

诗中有画这一经典命题的提出对于王维诗歌接受史来说具有双重意义:虽然对扩大王维的文化影响和深入体认王维诗歌艺术特征来说是一大进步,然而这种审美阐发加深并强化了王维诗歌与传统诗教之间的隔膜和疏离,因此在以伦理政教为中心的主流诗学中并没有起到提高王维诗歌地位的实际作用,反而致使其与传统诗学典范标准之间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     

新世纪诗歌叙述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新世纪诗歌叙述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多。国内许多研究者、评论家处于失语的状态,究其原因,应该是长久浸染了中国传统的"诗言志"与"诗缘情"两大诗学观念,过分关注了诗歌的美学特征——抒情性,从而忽视了创作主体的另一种言说方式——叙述。其实,新世纪诗歌涉及叙述并未中断,而叙述与抒情并不对立,它们相融在诗歌之中。     

“兴趣”与“气象”之关系辨析

严羽诗话体系主要构成之一为“兴趣”说,“兴趣”说阐述了诗的艺术本质及其基本特征,解释了什么是诗,以及优秀诗歌应具备何种审美特征的问题。另外严羽提出“气象”,指诗歌神情气概风貌的集中体现。《诗辩》曰“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这里把“气象”与“兴趣”并列,同为诗法之一,“气象”与“兴趣”是两个有所区别而又相互有所联系的艺术范畴。     

载不动 许多愁——《漱玉词》言“愁”手法举隅

“愁”是人类一种抽象的思想感情,也是中国文学重要的一个审美范畴。古代的文人墨客,在“发愤以抒情”①的“忱患意识”和“诗缘情以绮靡”②的“爱情意识”的支配下,抒写国恨家愁,离绪别情,从而创造出浓烈的“愁”氛围。近读易安居士《漱玉词》,被词人那种“愁苦”的词心所感染,偶有心动,于是拈出念“愁”的典型词句,试析其丰富多彩的写愁手法。     

宋夏战事诗的称谓类型及情感内涵

北宋时期的宋夏战事时断时续，持续了百余年，给北宋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而北宋优待士人的文官政治使文人对政治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本着“诗言志”的传统，他们用诗歌真实而全面地记载宋夏战事的丰富内容，诗中表现了义愤填膺的激愤之情，体现了传统的“大汉族主义”精神。     

“思无邪”新论

对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之“思无邪”的理解,历来众说纷纭,对此,我们认为:1.“思无邪”之“思”为实词,义为“虑深通敏”;“邪”本义是“饱足”、“满足”;2.孔子的“《诗》三百……”之语,不是对《诗》思想内容的总结,而是对《诗》所起到的社会效果及功用的概括,其语义为:《诗》所起到的社会效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使人们从中得到的联想、启示和教育是深远广大,无边无际的。朱熹《论语章句集注》:“‘思无邪’者,《鲁颂·駉》篇辞。”因此,要弄清孔子的“《诗》三百……”之语义、内涵,必须追根溯源,从《駉》考察起。《駉》全诗4章,每章8句。我们认为:诗中的8个“思”字皆为实词,用的是其本义。由《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段注》、《说文通训定声》等可知;“思”本为实词,是睿(或容)的通假字,源于睿之“深通”义而为“虑深通敏”义;与“邪”相对的“无疆”、“无期”、“无斁”皆为“没有止境”、“没有终止”、“没有尽期”之义虼宋颐侨衔靶啊痹诖耸杏ξ扳拧?的假借字,表“饱足”、“满足”义,和“疆”、“期”、     

《尚书·虞书》“诗言志”说的启示

相传孔子删诗,是从三千多首古诗中选取三百零五首编辑成册,此即汉以来所说之《诗经》。而这三千多首古诗,当是我国最早的“诗”了。那么弄清这些最早的“诗”的功能和性质,则《诗经》这部作品也就可以大致定性。关于“诗”的功能和性质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命夔“典乐教胄子”那段话。据此则知,“诗”是用于“言志”的,并要配合音乐来歌唱,讲求声韵和谐美听,“八音克谐,无相夺伦”。歌唱时还要“击石拊石”,打击乐器以协调统一节奏,进行纹身化妆的“百兽舞”表演。总之是诗、乐、舞三位一体,无疑这即是一种带有浓厚巫文化色彩的原始巫祭仪式,而非简单的音乐或诗歌教学活动。而“诗”在巫祭中的功用,即是表达祈祷祝愿之类群体欲望,所谓“诗言志”者本意在此。因此,《诗经》中诗应该就是用于巫祭的礼辞,其作者当然是那些主持巫祭仪式的巫师。为了作进一步侧证,文本还引用《诗大序》关于《风》《雅》诗区别所说一段十分费解的话详加读识,以供参考。     

论王国维“感情深邃”说的美学意蕴及其成因

王国维“感情深邃”说的美学意蕴,包括感情的真实独特、纯挚深厚、忧生忧世的情怀、悲剧色彩以及人类的普遍情感和理性深度.他以融合中西学术的宏通眼光,从学理上深化和发展了“缘情”诗学的传统理论.“感情深邃”说的提出,体现了作者对作家、作品评价的重要标准和审美取向,和其悲剧性格、所受哲学思想影响及其早期诗词创作所表现出来的悲悯情怀都有密切关系.正确认识王国维“感情深邃”的历史意义,对于警惕“魅惑”的影响,以深邃的感情参与当代高情感的建设,创造“情深而文明”的作品,是有积极意义的.     

至苦而无迹 就近而意远──试析《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和《闺意献张水部》

纵观人类审美发展史,人们最初求实用,逐渐求美观、精致,后来甚至为求美可以放弃实用。在文学创作上也有类似的现象,诗也不例外。虽然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诗言志,歌永言”的经验之谈,《毛诗序》也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但强调的都是创作活动的价值。至于...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艺术形式的崇尚

魏晋南北朝时代，伴随着人们对“诗缘情”的艺术本体的自觉认识，艺术的形式美逐渐获得独立的价值。魏晋人萌生了把诗歌形式分为内形式与外形式的思想。审美情感在“形似”中寻找内形式，语言声律构成文学艺术的外形式。他们对艺术形式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文学的外形式上，总结出比较完备的声律理论。但由于脱离缘情本体，又导致了声律对情感的桎梏与悖离。     

说“夭夭”

说“夭夭”对于《诗·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夭夭”一词，大致有三种理解。一、《毛传》：“夭夭，其·少·壮也。”《郑笺》则进一步发明毛说，谓诗以少壮之桃兴起“妇人皆得以·年·盛时行。”（行：出嫁。）毛、郑相得益彰，颇诱惑了两千多年众多的治...     

陆九渊“心即理”刍议

陆九渊在充分吸收、借鉴孟子、二程以及佛教思想的基础上建立心学,其心学的直接思想来源是孟子.“心”具有认知功能和伦理道德属性,且“心”被陆九渊创造性地提升为道德本体,实现了认知之心与道德本体之心的高度合一.陆九渊心学中“理”的内涵与朱熹理学中“理”的内涵基本一致但又存有差异,真正原因在于其宇宙观不同.“心即理”的提出具有超出这一命题本身的重大意义.     

宗炳“澄怀味象”画论命题之内涵与意义

“澄怀味象”这一重要命题,在南朝宗炳的《画山水序》中得到阐述。“澄怀”即涤除心灵蒙蔽,保持澄澈胸怀的审美心境,“味象”即观道,是主体对审美对象的审美体验。对这一命题深刻内涵意蕴的探讨,发掘其对现代社会的意义与价值。     

对道德与知识的双重关切——朱熹“格物致知论”探微

“格物致知”这一命题在朱熹这里获得了全方位的诠释,朱熹不仅赋予了“格物”与“致知”新的内涵,而且正确解释、安排了二者的关系,揭示了“物”和“知”的内涵及其特点,并提出了相应的“格致”方法。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诠释,不仅超越了他的前辈,而且推动了“格物致知”这一命题在性质和旨趣上的转向,成为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     

“兴”论爬梳——古文论笔札之一

在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赋、比、兴”是出现甚早,影响又很深远的一组诗论范畴。其中,“兴”的含义格外复杂,历代的解释纷坛多变,因而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认为“兴”的含义最为“缠夹”。应当说,“兴”的含义如此复杂、多变,其原因既在于理论认识的多层面性与不断深化,又在于中国古诗不断发展带来的诗歌现象的丰富性。     

“远”的追求与“三远说”探微

“东方的崇高境界”在对“无限性”的对象的欣赏中表达的正是对“远”的审美追求,“远”构成了中国文学艺术中雄浑、冲淡等审美意境的基础,从这一角度来说,“三远说”的内涵远远超越了对透视原理的认知,其本质内涵在于意境,“三远说”的历史嬗变与中国山水画的创作实践都深刻地映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