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控制、PE股权制衡与公司价值

股权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是近年来公司治理研究的热点话题。本文基于股权结构内生性的视角研究私募股权投资( PE)股权制衡对上市公司家族控制问题的治理效应及其对公司价值产生的影响。理论研究表明,股权制衡结构的形成受制于家族控制程度,当上市公司家族控制问题较为严重时,会削弱PE的监督制衡作用。鉴于股权制衡结构形成的内生性,本文的实证研究采用工具变量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实证结果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同时也揭示了PE股权制衡与家族控制的内生联动关系;此外,关于PE股权制衡与公司价值的实证分析也表明,股权制衡结构与公司价值存在内生关系,PE股权制衡有助于降低家族控制造成的损失,提高上市公司的价值水平。     

控制性股东与CEO的亲缘关系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CEO与控制性股东之间的亲缘关系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有重要影响.基于2001-2005年的面板数据,以上市家族公司为样本,检验了上市公司CEO与控制性股东之间的亲缘关系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相关性,以及规模和企业寿命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1) 上市公司CEO与控制性股东之间的亲缘关系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而缺少亲缘关系则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有阻碍作用;(2) 亲缘关系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受资产规模与企业寿命的影响,即企业资产规模越大,发展越成熟,亲缘关系对技术创新能力的贡献越弱.     

组织特征影响政治资源企业的财务能力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非参数检验

选取2006-2010年174家设立党委(支部)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使用非参数实证方法检验政治资源企业四个基本组织特征(CEO二职合一、企业党委书记兼职、企业控制权和企业成立年龄)对其增值、增长和盈利三种财务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中国政治资源企业中,公司成立年龄和最终控制权显著影响影响企业增值增长、但对盈利不显著;相反,CEO二职分离、党企职务合一影响企业盈利、但对增值增长不显著.最后就财务能力视角给出相应政策建议.     

CEO人力资源价值评价体系构建——基于浙江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旨在构建CEO人力资源价值评价体系。本研究在综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CEO人力资源价值的四个维度。即人口特征价值、能力价值、商业伦理价值、社会资本价值等。并利用75家典型浙江上市公司样本数据,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CEO人力资源价值及其四个维度与企业绩效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四个维度对企业绩效的解释力从高到低的排序为商业伦理价倬、社会资本价值、能力价值、人口特征价值。     

CEO特征、风险偏好与企业研发支出——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例

本文以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CEO特征、风险偏好与研发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CEO风险偏好受到CEO任职期限与教育背景的影响;而CEO风险偏好与企业研发支出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风险偏好在CEO个人特征与企业研发支出之间起中介作用.因此,根据企业特点选择具有适当教育背景的管理者、合理安排管理者的任期将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研发支出.     

股权集中度、CEO激励与企业研发战略——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采用2005～2008年821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CEO的基本薪酬、股权报酬和两职合一对企业研发战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CEO的股权报酬和两职合一程度与企业研发战略显著正相关,CEO的基本薪酬与企业的研发战略无关,而且股权集中度是股权报酬、两职合一与研发战略两者关系的调节变量。发现股权集中度也会影响负债水平、盈利情况与研发战略两者之间的关系。     

CEO人力资本特性、企业特性与企业间网络关系对CEO薪酬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上海地区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舍理的CEO薪酬设计,不仅是激励企业人力资本尤其是 CEO 的重要手段,而且还有利于保护股东权益.我国上市公司CEO的激励问题一直受到普遍关注,而要认识和解决我国CEO薪酬机制存在的问题.首先需要了解CEO薪酬决定的现状.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我国上海地区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数据,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CEO薪酬的决定因素,在研究传统的CEO人力资本特性、企业特性等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特别分析了CEO薪酬与(作为企业间网络关系最具影响力的)连锁董事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CEO薪酬受到企业规模、直接连锁数的显著影响.企业绩效、CEO人力资本特性对CEO薪酬影响不显著,说明我国上海地区上市公司中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同时,直接连锁数仅仅可以增加CEO个人财务报酬,却不会带来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基于此,进一步指出,既然以直接连锁数测度的企业间连锁董事以破坏市场的有序竞争为代价,而不能带来企业经营业绩的明显改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应立法予以限制,从而为企业提供规范、有效的外部运营环境?     

CEO管理能力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利用2010—2020年A股上市企业作为样本,实证研究CEO管理能力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CEO管理能力对实体企业金融资产占比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提高实体企业CEO管理能力能有效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过快增长趋势,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和工具变量法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表现出极强的稳健性。机制分析表明提高CEO管理能力能显著提高实业资本运行效率和企业管理效率,从而有效降低实体企业金融资产占比,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较高的增长潜力能强化CEO管理能力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而融资约束则有相反的影响效应。     

CEO声誉、盈余管理与投资效率

首先,构建理论模型分析CEO声誉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CEO声誉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正向的影响机制,CEO声誉越高,其进行盈余管理的概率也越高;其次,以2007~2013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并验证了CEO声誉与盈余管理之间的正向影响机制,CEO声誉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而盈余管理则对企业投资效率有消极的影响。     

对企业并购动机和企业盈利能力的创新性水平研究

近年来,随着并购事件的规模与数量的增长,并购,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越来越被人们关注。文章基于2011—2012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将企业并购分为支持性并购,掏空性并购和其他并购,分类依据为企业并购前的盈利能力和并购后是否增发股票。并通过实证研究证明支持性并购对于企业的盈利能力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他并购对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有负向影响,而掏空性并购对于企业能力的提升没有显著影响,并且企业的创新能力会弱化支持性并购和盈利能力的提升。     

家族企业股权集中度和高管性质对研发投入影响研究

以2011—2014年376家中国制造业家族上市公司为有效研究样本,运用SPSS 18.0统计软件实证检验了股权集中度、高管性质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高管性质在股权集中度对研发投入影响上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家族企业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会降低研发投入;家族企业的董事长或CEO由该家族成员担任时可以增加研发投入;家族企业的董事长或CEO由家族成员担任时可以减小股权集中度对研发投入的负向影响。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医药类上市公司理财能力评价

医药行业已成为我国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研究医药类上市公司理财能力的主要目的在于找出影响理财能力的主要因素,进而寻求增强其理财能力的有效突破点。采用主成分分析这一有效方法构建理财能力的评价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盈利能力与现金获取能力在理财能力评价中的贡献最大,其次是日常管理能力、股本扩张能力和偿债能力。理财能力的研究对于医药类上市公司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上市公司董事会对权力关联CEO的监管效率研究——以CEO职位强制变更为视角

本文从具有权力关联资源CEO的强制变更角度实证研究了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治理效率.通过对董事会诸多变量与CEO强制变更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发现,公司绩效与CEO的强制变更显著负相关,而董事会规模等变量与具有权力关联CEO的强制变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实证研究结果意味着,首先更换具有权力关联资源CEO的决策是依据公司经营绩效状况作出的;其次作出CEO强制变更决策的主体可能是影响力强大的控股股东或具有政治干预能力的政府行政机构而不是董事会.这表明上市公司董事会在具有权力关系资源的CEO面前缺乏应有治理效率,实际上董事会只是某些权力主体的附庸或摆设机构而已.     

CEO类型与家族企业双元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双元创新对家族企业的价值提升与长期发展至关重要。本文根据组织双元理论,从双元创新投入的视角出发,以2012―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CEO对家族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家族创始人CEO会促进家族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与家族创始人CEO相比,继任家族成员CEO会抑制家族企业创新,具体表现在会抑制利用式创新；与家族创始人CEO相比,职业经理人CEO会抑制家族企业创新,具体表现在会抑制探索式创新。机制检验表明,家族创始人CEO、继任家族成员CEO以及职业经理人CEO在风险偏好、资源获取能力和代理行为上均存在差异性,进而影响其进行双元创新的意愿与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继任来源CEO对双元创新的影响亦存在差异：与继任家族成员CEO相比,职业经理人CEO会抑制探索式创新而促进利用式创新；CEO任期和海外经历会抑制职业经理人CEO对探索式创新的负向影响,而CEO持股和海外经历则会抑制职业经理人CEO对利用式创新的正向影响。本文不仅揭示了不同类型CEO影响家族企业双元创新的差异性,也为家族企业如何平衡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提供了经验证据与管理启示。     

我国中央企业上市公司薪酬差距与管理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2013～2014年中国中央企业上市公司数据,对薪酬差距与企业管理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扩大高管员工的薪酬差距与高管团队之间的薪酬差距均有利于提高企业业绩水平,得到更好的企业管理绩效.同时,中央企业上市公司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还与企业的资产规模、企业的资本结构、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行业特征相关.中央企业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的薪酬差距同样也与企业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有关,但与资产结构无关.     

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行业特征研究

文章从企业资产利用效率、自有资产使用效率等多个角度选取盈利能力单项指标，基于2017年—2019年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数据，构建测量中小板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提取主成分的基础上计算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集成指标。结合行业门类回归模型，探讨了中小板上市公司行业属性对于盈利能力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中小板各行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存在行业差异；我国中小板制造业的行业次类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亦具有行业特征。     

政府补助、探索式创新意愿与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关系研究

基于2010—2017年的153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政府补助、探索式创新意愿与企业市场竞争力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政府补助对企业市场竞争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补助对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意愿在政府补助与企业市场竞争力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考虑到CEO心理特征在企业经营决策中的重要影响,将CEO自恋这一心理特征变量同时纳入模型,研究表明CEO自恋水平在政府补助对探索式创新意愿的关系间会起到助推作用。为政府补助的配置效率提供新的解释,也为企业选聘CEO的过程中提供积极的指导。     

企业R&D投入与盈利能力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2006-2008年长三角地区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盈利能力和R&D投入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盈利能力对R&D投入的影响为正且具有滞后性;R&D投入对盈利能力的正向作用在滞后两期更为显著。     

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CEO通用能力的调节作用

税收激励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话题。然而，关于管理者整体职业经验对于税收激励影响创新效果的研究尚未涉及。本文基于2008—2016年中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和负二项回归，实证检验CEO通用能力对税收激励促进企业创新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税收激励显著提升了获得资格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研发产出专利申请数量及质量；在熵值法下以CEO职业经历的工种数、省份数和行业数为指标测算的CEO通用能力显著正向调节该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显示：CEO通用能力显著正向调节了处于成熟期企业以及大规模企业的税收激励与研发投入和发明专利申请量之间关系，也显著正向调节了成长期企业税收激励与研发投入的关系。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进一步证实了税收激励提升企业创新的作用。本文基于CEO通用能力这一新的研究视角，拓展了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相关研究文献，也为高新技术企业如何提升创新绩效提供理论借鉴。     

家族参与管理、所有者年龄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国非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

以215家中国非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通过实证探讨了家族参与管理和企业绩效的关系及家族企业所有者年龄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家族参与管理对企业整体绩效及其各维度的影响不显著,家族所有者的年龄在家族参与管理和企业财务绩效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这一结论表明,一方面对持有让更多的家族人员参与管理来提高绩效的做法需持谨慎态度;另一方面,在中国非上市家族企业中,所有者的年龄越大,家族参与管理水平越高,越不利于企业财务绩效的增长。